投资黄金法则:战胜华尔街-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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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的大牛市前期，这些小公司股票被市场所忽略，而我却重点在购买这些小公司股票。后来这些小公司股票价格也和其他股票一样，上涨到疯狂的地步，我就全部抛出了。考虑衡量所有因素之后，我宁愿投资一只稳健的美国小盘成长型股票基金，也不愿投资股价高得离谱的日本股市。
我把共同基金投资策略总结如下：
·尽可能把你的大部分资金都投资到股票型基金上。即使你需要固定收入，也可持有支付股利的股票，用股利作为固定收入，偶尔再抛出一些股票做为补充，长期而言要比你投资债券赚得多。
·如果你一定要投资国债，就直接向财政部买，而不要购买国债基金，因为这样你是白白支付基金管理费，却什么好处也得不到。
·弄清楚投资的股票基金是什么类型，同一类型相比较才能正确衡量业绩相对表现。苹果只能和苹果比较，价值型基金只能与价值型基金比较，而不要因为一只黄金行业基金业绩表现不如另一只成长型股票基金，就牛头不对马嘴地大加指责。
·最好把资金分散投资于3~4种不同类型的股票基金（如成长型、价值型、小盘成长型等），这样不管哪类股票赶上市场热点，你都不会错失良机。
·如果你想追加投资，先增持那些连续落后大盘好几年的基金类型。
·根据历史业绩表现来寻找未来业绩表现最好的基金，即使不是全然无用，也肯定是非常困难的。投资者应该重点关注于那些表现持续稳定的基金，并坚持长期持有。频繁地把资金在不同基金中换来换去，需要支付很高的手续费等费用，会使投资者的资产净值受到损失。
麦哲伦基金选股回忆录：初期（1）
最近，我收拾了一下我的办公桌，清理掉最近刚收到的一大堆“红鲱鱼”，从布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厚厚一大摞麦哲伦基金年报，希望弄清楚过去13年来我到底是如何管理这家基金的。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富达基金公司电脑专家盖伊·塞兰德罗（Guy Cerundolo）、菲尔·塞耶（Phil Thayer）和杰奎斯·佩罗德（Jacques Perold）的帮助，特别是杰奎斯·佩罗德，他把我赚大钱的股票和赔大钱的股票列成了一张表打印出来。这张表的分析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有启发意义，甚至连我自己也对一些结果感到吃惊。大家原先普遍认为麦哲伦基金成功主要是来自于投资小盘成长股，但事实表明并非如此。
我之所以在此回顾总结过去13年管理麦哲伦基金的投资经验教训，是因为我希望我的回顾总结能给其他基金经理们和业余投资者们提供一些投资实务操作的参考，使他们能够从我的投资失误中吸取一些教训，或者告诉那些很有兴趣想了解我的人们，到底我的选股方法中什么有效，什么无效。我把这些回顾总结材料分为3章，分别讲述我管理麦哲伦基金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我的写作风格就像外交家写的回忆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便于组织材料，而不是因为我这个选股者一生中有什么值得骄傲自大的丰功伟绩，要写回忆录自夸。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选股者而已，现在从基金经理职位上退下来仍然是。
富达基金公司并不是一家上市公司。如果富达基金公司是上市公司的话，我想我肯定会很早就建议大家买入富达基金公司的股票，因为过去一直亲眼看到每天都有新的资金潮水般涌入，亲眼看到富达旗下一只又一只新的基金成立，而且我还亲身体验到公司管理者有多么聪明能干，第一代管理者是约翰逊先生，然后第二代是他的儿子内德·约翰逊（Ned Johnson）。
一开始麦哲伦基金并不是我创立的，而是由内德·约翰逊先生在1963年创立的，当时叫富达国际投资基金（Fidelity International Fund）。但是后来肯尼迪总统对海外投资征税，迫使所有国际投资基金的经理们纷纷卖掉持有的海外上市公司股票，转而购买美国国内上市公司股票。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这一基金虽然名字是国际基金，事实上却是一只国内基金，直到1965年3月31日最后更名为麦哲伦基金。当时麦哲伦基金投资最大的重仓股是克莱斯勒，20年后这家公司从破产边缘走向复苏，又成了我管理麦哲伦基金时投资最多的重仓股。这个投资案例证明，对于有些公司你永远也不要失去信心而放弃。
在麦哲伦基金成立时，我还只是波士顿大学的一名学生，周未去打工做高尔夫球童。这一时期是基金业的黄金时代，几乎每一个人都想购买基金。就连我的母亲，一个只有少量积蓄的寡妇，也被这一阵基金狂热所影响。一个晚上做兼职基金推销员的学校教师极力劝说她购买富达资本基金（Fidelity Capital）。让她感兴趣的是，这只基金是一个中国人管理的，因为她相信东方人头脑非常聪明。这里所说的这位中国人就是蔡至勇（Gerry Tsai），他和管理富达趋势基金（Fidelity Trend）的内德·约翰逊并称为那个时代基金经理中的绝代双骄。
如果不是这个基金推销员告诉我母亲的话，她可能永远也不知道管理富达资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是一个中国人。当时基金推销员队伍规模庞大，遍布全国，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兼职，他们不停地给各家各户打电话推销基金，就像那些推销真空吸尘器、保险、墓地以及百科全书的推销员一样。我母亲接受了一个每月永续投资200美元的终生投资计划，她想以此来保障我们家未来经济上衣食无忧。但是她事实上并没有每月投资200美元的财力。不过富达资本基金业绩表现优异，在50年代增长了2倍，在60年代的前6年里又增长了1倍，超过了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
股市变幻无常，风险莫测。尽管如今的人们很难相信这一点，因为最近这些年股市持续上涨，但是，股市会突然大幅向下调整，而且调整会持续很长时间，哪怕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股市惨跌让那些报纸杂志根本不愿提到股市，在鸡尾酒会上再没有人吹嘘自己的股票表现如何如何好，投资者持股的耐心受到了严峻考验。那些仍旧坚决持股的投资者开始感到非常孤独，就像一个度假者在旅游淡季的风景区只能发现自己形单影只一样。
麦哲伦基金选股回忆录：初期（2）
1969年，当我受雇成为富达公司的股票分析师的时候，股票市场正好即将要进入萧条。当时，股价已经到达了顶峰，接着就掉头向下，1972~1974年发生了股市大崩盘，这次股市崩盘是继1929~1932年股市大崩盘之后最严重的一次股市暴跌。突然之间，没有人再愿意买基金，原来狂热购买基金的投资者变得毫无兴趣。基金业极度萧条，以至于原来规模庞大、人数众多的基金推销员队伍不得不解散。这些推销员又重新回到他们推销基金之前的老本行，去推销真空吸尘器或者汽车石蜡。
人们纷纷撤出股票投资基金，而把钱转投到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投资基金。富达公司发行了一些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投资基金，从这些基金中赚了很多钱，足以维持另外少数几只当时不受欢迎的股票投资基金的生存。这些生存下来的股票基金不得不和其他股票基金在吸引客户上激烈竞争，因为当时对股票还感兴趣的投资者就像濒临灭绝的动物一样，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不断减少。
当时股票投资基金之间的投资风格区别很小。许多股票基金都叫做“资本增值基金”（capital appreciation fund），这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能够给基金经理们很大的回旋余地，他们可以购买各种股票而不受限制，包括周期型股票、公用事业股票、成长型公司股票、特殊情况股等。尽管每一只资本增值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并不一样，但是对于基金推销员来说，这些基金产品看起来都差不多。
1966年，富达麦哲伦基金资产规模为2 000万美元，但是到了1976年，由于投资者赎回，资金不断流出，基金规模减少到只有600万美元。这样一个只有600万美元规模和基金管理费为0。6％的基金，每年基金管理费收入一共只有3。6万美元，连付电费都不够，更不用说支付员工的工资了。
为了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以节约成本，在1976年，富达公司把规模为600万美元的麦哲伦基金和另外一只规模为1 200万美元的艾塞克斯基金（Essex）合二为一，艾塞克斯基金是投资者对基金不感兴趣的一个牺牲品。该基金曾经一度资产规模高达1亿美元，但是由于其熊市中业绩表现十分糟糕，以至于亏损很大，税前可抵减亏损总额高达5 000万美元，不过这也正是该基金吸引麦哲伦基金进行合并的主要原因。由于麦哲伦基金在1969~1972年在迪克·海伯曼（Dick Haberman）和内德·约翰逊共同管理期间以及在1972年后海伯曼管理期间业绩都相当出色，所以富达公司的管理层和托管人认为麦哲伦基金能够通过合并艾塞克斯基金来减免税收。合并后的新基金赚到的第一个5 000万美元利润将不用缴税。
这就是1977年我被任命为麦哲伦基金经理时所面临的形势：两只基金合二为一，资产规模1 800万美元，5 000万美元的可抵税亏损，极度糟糕的股票市场，数量很少且迅速减少的基金客户，而且由于麦哲伦基金已经封闭，停止对投资者开放，所以无法吸收新的客户。
一直到4年以后，也就是1981年，麦哲伦基金才重新开放，人们才可以购买麦哲伦基金。如此之长时间的基金封闭使传媒产生了普遍误解。大家猜测是麦哲伦基金设计了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先封闭直到基金积累了一个良好的业绩记录之后再行推出，这样就可以刺激基金销售。麦哲伦基金经常被认为是基金业内所谓的开创新概念的试验田之一，富达公司给了格外延长的试验时间。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富达公司一直很想吸引更多的客户来买基金。但是我们不得封闭麦哲伦基金的真正原因是，缺乏对销售基金感兴趣的机构。当时基金业极度萧条，以至于证券公司都撤销了基金销售部门，这样即使有极少数人有兴趣买基金，也找不到销售基金的销售人员。
不过我相信，我管理麦哲伦基金的前4年期间不再开放，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这段对外封闭的日子，使我可以安静地学习投资，不断进步，即使犯了一些错误，也不会因广受关注而难堪。基金经理人和运动员有一个共同之处：让他们慢慢成长，他们未来长期的表现会更好。
麦哲伦基金选股回忆录：初期（3）
我做股票分析师期间，所熟悉的股票范围包括大部分纺织业、钢铁行业和化工行业的股票，所有这些公司只不过相当于股市中上市公司总数的25％，因此对我来说，管理一家可以购买任何股票的资本增值基金，会感到过去的研究积累明显不足。好在我在1974~1977年间担任过富达基金公司研究部的经理，也是投资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些工作使我对其他行业也有所了解。1975年，我就开始帮助波士顿一家慈善机构管理投资组合，这是我第一次获得基金投资管理的直接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