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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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张茂渊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有了这些插曲，张爱玲应少些与胡适联系的顾虑。她虽是“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才“充满了生命的欢悦”的性格，但在某些必须“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也是可以凛然而出的——当年她就是挟着《沉香屑》与《心经》，分别登了素昧平生的周瘦鹃与柯灵的门的。当然她对胡适更敬畏些，可毕竟也只是写封信而已，并不是面对面，不会有当面语塞的尴尬。 1954年10月25日，张爱玲给胡适写了封短信，同时寄了《秧歌》。此信被胡适粘在他1955年1月23日的日记前： 适之先生：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的写信来。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cribuers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 署名后用英文写着她香港的信址。胡适的美国地址也许是给张爱玲许多照顾的美国新闻处驻港台处长麦加锡打听来的，后来张爱玲赴美，想来也少不了麦加锡的帮助。 关于章回小说《醒世姻缘传》，亚东图书馆于20年代中期排版了标点本，希望胡适为它写序。可是胡适因一直未能考证出笔名为“西周生”的作者是谁，就将作序的事拖延下来了，而亚东图书馆对出版虽然也急，年年催促胡适，但也居然将清样在胡适家里一放放了六七年，直到1931年12月胡适写出一篇长达三万字的《〈醒世姻缘传〉考证》来。 有了胡适的序，亚东图书馆遂于次年出版了《醒世姻缘传》。张爱玲当年破例要钱购买《醒世姻缘传》与弟弟分看便也应在1932年，张爱玲13岁，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那时的张爱玲对文学已经由喜爱而至动笔，年内即在校刊上发表了处女作《不幸的她》。她在这个年龄这种心理敏感时期读到《醒世姻缘传》，自然印象深刻，而引她读此书的向导所给她的印象也不会不深刻。 胡适为《海上花列传》作序早于为《醒世姻缘传》作序六年，胡适画上《海》序最后一个句号的准确时间是1926年6月30日。《海上花列传》由亚东图书馆同年出版。那年张爱玲实足六岁，她自言七岁时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未提《海上花》。 据她的胞弟张子静的回忆，张爱玲就读黄氏小学（插班六年级）后，父亲为他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朱姓老师，在家教他念古书。“有一次，姊姊从父亲书房里找到一部《海上花列传》，书中的妓女讲的全是苏州土话（吴语），有些姊姊看不懂，就硬缠着朱老师用苏州话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老师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姊姊和我听了都大笑不止。姊姊对《海上花列传》的痴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张爱玲则在晚年自言“十三四岁第一次看这书”。 张爱玲在信中所表示的非常渴望得到胡适能给《秧歌》“平淡而近自然”的评语，读者望文生义，多以为这个评语是胡适当年给《海上花列传》下的。而胡适在回信中也屡屡提及这个评语，更易使人误以为的确是胡适的原话。实际上，给《海上花列传》下这个评语的是鲁迅。胡适在当年的《海上花列传·序》中，两处三次引用这个评语，并且也指明了是鲁迅“称赞”的。 知道了评语的出处，再回过头去重阅张、胡二人的信，结果令人惊讶。张爱玲写的不过是“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看不出对于该评语出处有任何指往胡适的导向；而胡适在信中每提及此评语，也都加了引号的。原以为他加引号是用以“特指”，而非“引用”，不料却是想当然。张、胡在此并无掠人之美之嫌，的确无可挑剔。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高赞张爱玲的《秧歌》 张爱玲写信寄作品给胡适，无意之中，是给胡适出了两道考题：一是考他势利与否，二是考他的文学鉴赏眼光。看来胡适都考及格了——他并没有因为对方是无名小卒（当时对他来说）就怠慢其作品，并且也看出了《秧歌》的好来。 胡适一向重视保存史料，甚至他记日记的部分目的也即为此。他不仅为最终留下的数百万字的日记存世而终日孜孜矻矻，每天一笔一画；一时忙碌无暇或疲惫疏懒不写，过后不仅常常补写，还总是把自责也写进去。胡适日记的形式也与众不同，在日记中他不仅记事记人，自言自语，还常不着一字，而以事实说话，曲折透露心迹。所以他的日记簿里除了他的手笔外，还有政府的通缉令、学校的油印传单、报刊对他的评论、中外重大事件的报道以及少许来信等等，真是林林总总，五颜六色，图文并茂。而张爱玲写给胡适的这封信，也就在胡适的这个习惯下，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了！ 胡适将张爱玲的信粘贴在他1955年1月23日日记的前页。除了这封信，他这天的日记没有别的内容，全是张爱玲： 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张爱玲女士寄来他的小说《秧歌》，并附有一信。（信附上页） 我读了这本小说，觉得很好。后来又读了一遍，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 一月廿五日（这个日期似有错——引者注），我答他一信，很称赞此书。我说，“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结果单止产生了你这本小说，我也应该很满意了。”（此信没有留稿） 胡适说“此信没有留稿”，信稿却被张爱玲留了下来。原稿虽然在张爱玲搬家中遗失，但幸好她已先请朋友代抄了一份（自然说明她很看重胡适的人和信），后来更引进了她的文章，胡适的信就由此得以永存了。 《秧歌》之所以得到胡适如此高的评价，除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作品的题材巧；二是张爱玲的信写得妙。 此时的胡适，与共产党的中国大陆非常对立。事由1948年中共将胡适宣布为“战犯”开始；1949年5月11日，大陆著名学者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胡适从治学方法直至政治立场、方向都予以批评，对他“转向人民，翻然觉悟”。胡适于次年元月9日撰文回应姿态强硬。1951年11月至次年1月，大陆又开展了对胡适的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几乎与胡适收到张爱玲作品和信的同时，大陆又一次开展了同样规模的批胡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爱玲把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大陆人民写得很可怜，自易得到胡适的欣赏。几年来，他一直很注意由他的亲友学生传来的大陆人包括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的讯息，他将他们的信也粘贴在他的日记里。 张爱玲的信，给胡适的感觉对方是他的老读者；《醒》、《海》二书珍珠蒙尘，被世人冷落（所以他力荐二书），而她却“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而显然又是最初受了他的指引，不免引为知音。 胡适在回信中除了夸奖《秧歌》外，也提到了作品中的细节，提出了一些疑问，表明他的确读得相当仔细。 张爱玲接信，大喜过望，便又写了一封信去，除了表达受宠若惊（“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认同胡适的建议（“您指出76页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确是应当删。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来的”），解释他的疑问（“160页谭大娘自称八十一岁，205页又说她六十八岁，那是因为她向士兵哀告的时候信口胡说，也就像叫花子总是说‘家里有八十岁老娘’一样”），又透露了英译《海上花列传》和《醒世姻缘传》的心愿，同时对翻译这两部作品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信：“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这自信又表现得十分巧妙——她在说了上面的话以后，又用了一个“补钉”：“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这样一来，话就滴水不漏了，胡适哪怕再要说几句鼓励、告诫或指点的话都显得多余了。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约张爱玲“吃中国馆子” 1955年的10月，张爱玲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她到美国不久，便约了好友炎樱一同去拜访胡适。那是11月上旬的一天，张爱玲走在胡家附近的街道上，走进胡适住的公寓楼，迈入胡家房门，见了首次见面的胡适夫妇，听了初闻其声的胡太太的安徽国语，竟然一切都似曾相识，亲切如旧。她面对胡适夫妇，自然想起曾经读到的对他们这一对幸福的旧式婚姻的那些评论，也可能会想到自己父母的不幸婚姻。 张爱玲在13年后发表的《忆胡适之》（香港《明报》，1968）一文中，在记述这一次“访胡”之后，有两段共近六百的拉杂文字，从“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到“胡适之这样年轻”！张爱玲虽然未加说明，但看上去，倒的确很像那天张爱玲与胡适夫妇闲聊的内容。 对于这天张爱玲的拜访，胡适的日记里没有留下内容。不过，过了没几天，也就是11月10日，胡适回访张爱玲。11月份的日记，他就是从这天开始记的： 1955年11月10日 CalledonMissEileenChang＇拜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authorof”《秧歌》＇《秧歌》的作者＇。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涧于全集》刻在一九二四，二十卷。 胡适自此对张爱玲由爱才而又平添了一份世交的亲近。 而后张爱玲又一人去见胡适，这次是在胡适的书房里——上一次应是在客厅。这次没有了慈祥的胡太太与活泼的炎樱，张爱玲拘谨起来，结果面对胡适“如对神明”。只能听“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对胡适挑起的话头，她竟不能应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 胡适讲起大陆，说了一句“纯粹是军事征服”。其实国民党又何尝不“纯粹是军事征服”，只不过结果是征而不服、兵败大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反而显得言出负气。而且胡适对《秧歌》的理解与张爱玲的本意也存在差异，胡适觉得《秧歌》“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按照千人千哈姆莱特的读者定律，胡适这样看也属正常，可是他未止于此，偏又进而加了一句：“——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这就“此话差矣”了，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