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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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力争做蒋的一个诤友 不论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12月1日、1931年的10月，还是如胡适自己所说在1932年的11月，总之在这段时期，他俩频频见面。胡适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授和学者，尽管他无党无派，但他正在逐渐向“政府”靠拢而力争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和蒋介石做一个诤友。 就在胡适日记中所说在武汉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后分手之际，蒋介石意犹未尽地对胡适表示过两天再仔细聊聊。胡适并没有在日记中详细记录当日他和蒋介石的交谈内容。如果确如他所说这是“第一次见面”，那么谈话内容应当不会涉及过于尖锐的政治问题，有可能只是泛泛而谈。 为了做一个称职的“政府”和蒋介石的诤友，胡适在与蒋介石见过面后，托人给蒋介石送去一本《淮南王书》。他的目的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好好读读其中的“主术训”一节，从中领悟为领袖为王者所必须警醒的为政之道。 之后第四天，即1932年12月2日，胡适再次应邀来到蒋宅。在去往蒋宅的路上，胡适就做好了要与蒋介石好好谈谈“根本问题”的准备。他要以他的所学，以他对历史的精深研究帮助蒋介石，提醒蒋介石。然而，事与愿违。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32年12月2日 六点下山，过江。蒋先生的秘书黎琬君来迎，到蒋宅吃饭。 我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个谈话机会，故预备与他谈一点根本问题。但入门即见昨见的雷孟疆先生，后来吃饭时杨永泰先生又来了。二客皆不走，主人亦无法辞客。所以我也不预备深谈了，只随便谈了一会，十点即辞出。 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 胡适所说的“随便谈”，实际上也并不随便。饭桌上，蒋介石让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二是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胡适长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对教育问题自然有卓见，也有一肚子话要说。于是，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学生。 应该说，作为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似乎更应该将精力将研究方向放在“教育”之上。然而，他之所以在日记里有些情绪地将教育这个本应该深重的话题“随便谈”，是因为他的心思并不在“教育”之上。在他的心底，他准备要谈的“根本问题”并非教育问题。所以，在一年之后，当行政院长汪精卫请他出任教育部长时，他婉言拒绝。当然他的理由也很堂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所认为的“根本问题”更可能是为政之道。 还是在武汉时，胡适终于有了一次与蒋介石谈根本问题的机会。 当时，蒋介石将所著的五小册《力行丛书》送给胡适，并要求胡适谈谈哲学。在书中，蒋介石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来阐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认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是要人服从领袖（即孙中山本人）。这种理解正是采用了胡适的观点，只是蒋介石并没有完全弄通王、孙两种学说的区别。于是，应蒋介石之请，胡适作了一次演讲： 1932年12月5日 早九时，在中山堂参加全省纪念周，何芸樵主席，我演说《中国政治的出路》。我的大意说： Ⅰ，不可不认清政治的目标：…… Ⅱ，不可不认清敌人：…… …… Ⅶ，今日的出路：…… …… 3。建立一种建设的政治哲学。“知难行易”是革命的哲学：不适于建设。建设的政治哲学要人人知道“知难，行亦不易”。 …… 理论上说，胡适是“政府”和蒋介石的党外诤友；通俗地说，他其实是“政府”和蒋介石的幕僚、参谋，尽管他与蒋介石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当蒋介石全面“围剿”共产党时，胡适起初是反对的。30年代初，他曾经以他主张的实验主义方式，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是要搞共产主义吗？不妨拨一个省，或者整个东北给他们，让他们去实验，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很自然地，蒋介石是不能容忍这种“实验”的，他要的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当日本人大举进犯中国后，胡适也逐渐认可了“攘外必先安内”，因为在他看来，独裁固然是民主社会所要唾弃的，但如果独裁的结果能够达到“统一”，那也不是不可以。当蒋介石在“委员长”的交椅上坐稳后，胡适一方面赞颂蒋介石“气度大了，态度平了”，是全国公认的领袖，一方面他未忘他的“诤友”身份，进言蒋介石：实行宪政，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独裁的全国最高领袖。可谓真心可表，用心良苦。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应蒋召唤出任驻美大使 胡适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这样的话：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自他1917年留学归国后的20年来，“不谈政治”早就成为空话，也不能说他完全未入政界。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国难当头，他身不由己地更深层次地踏入政界：出任驻美大使。 由于胡适在欧美学界的巨大影响力，他又精熟欧美各国国情，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有意让胡适到欧美各国去作抗战宣传。胡适却不愿意。他在日记中并未明确不愿意的理由，但就他在抗战初期的态度，不难理解其中缘由。即便日本人挑起了七七事变，胡适起初还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也就是说，他是主和的。 然而随着中华疆土一寸寸被日本人所蚕食，随着同胞一批批倒在血泊之中，他逐渐认识到其实“和”比“战”更不容易。不过，他还是不愿意在这种情形之下远赴欧美，他说“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在经过多人苦劝之后，在他的学生傅斯年的几乎是哭求之下，他终于答应了。 1937年9月8日，胡适以国民政府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离开南京先去了武汉。这天的日记，他这样写道： 晚上八点半，正料理上船，空袭警报又起了，有……诸人和我们父子两人同坐在黑暗中静候到“解除”的笛声——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 九点出门上船…… 十二点开船。…… 看得出，胡适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舍不得离开，又不得不远赴他乡，因为他肩负使命。9月26日，他飞抵美国旧金山。随后，他在旧金山电台发表了《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又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 一年以后，正在欧洲游说的胡适，连续接到蒋介石的数个电话，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请他就任驻美大使。本就抱定“不入政界”的胡适，就如以前拒绝宋子文出任财委会的邀请、拒绝汪精卫出任教育部长的邀请一样，他本能地就想谢绝。然而不难揣测，他对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与重用，并非毫无感觉，甚至应该心怀感激。他难道不认为，这也能算得上是一种恩德吗？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权衡思量之后，他这样答复蒋介石：“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或许正因为并非心甘情愿，所以在胡适看来，他的就任不是他个人政治前途的一个重大转机，而只是一种“牺牲”： 1938年9月17日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也就是在这天，胡适接到了国民政府的任命状：“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此令。” 从1938年到1942年，胡适的“驻美大使”仅仅做了四年，其间似乎有许多不愉快，或者是使馆工作效率不高、纪律缺乏而被非议，或者是对蒋介石未能“奉令承教”而招致蒋介石不满，或者与外交部长宋子文之间稍有芥蒂。但他提出辞呈，表面上的原因当然只能说是身体抱恙。9月8日，胡适终于得允卸任。接到免去其大使职务的电话时，已近夜11点，胡适回复：“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谢。” 有人说，胡适本就不愿做“大使”，如今免职，是一种解脱，于他并非坏事，所以他才有“感谢”之说。然而，翻查胡适1942年的日记，内容缺损严重，不但3、4、7、8整整四个月未留一言，就是卸任的9月份，他也只是在18日那天准备离开华盛顿时，留下了寥寥数语： 1942年9月18日 今天早十一点离开双橡园，离开华盛顿。 同事诸人都在站送我。刘锴躲在我房里，我忽然觉悟，他不愿人看见他流泪。他送我直到Baltimore（巴尔的摩），才回去。我也下泪与他相别。 如果是解脱，如果是如释重负，日记中又何以显现如此的泪眼婆娑凄凄惨惨。一介文人，一介书生，又怎能适宜政界的污泥浊水？胡适是聪明的，他是不是早就料到如此而发愿“不入政界”的呢？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之职（1） 然而，既然宣扬要做“政府”和蒋介石的诤友，既然已经与政界搭上了边，又岂容他随心所欲地退出。卸任“驻美大使”后直到抗战胜利，胡适在美国仅仅过了四五年的逍遥自在的学术生活，就又被拖进了政坛。因为蒋介石需要他这样一个民主自由人士充当门面，以粉饰“民主盛世”。 1947年3月，蒋介石意欲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他知道胡适的个性，便请傅斯年出面。果然，胡适拒绝了，理由一如以往：便于更好地为“政府”服务。他在给傅斯年并让他转告蒋介石的复信中，这样说：“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替他（指蒋介石——引者注）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胡适的理由很能说服人，因为他并非只为自己着想，而是从利于“政府”的角度出发，不是自私的行为，而是诚心为公。所以蒋介石“闻之心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