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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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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易知难”学说的“真意义”,即“只是要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孙文学说》的真意义只是要人信仰《孙文学说》,奉行不悖”。     《评〈孙文学说〉》里写道:“本书第六章……后面附陈英士寄黄克强的长信,也很可供史家的参考。”《知难,行亦不易》里却道:“中山先生著书的本意只是要说:‘服从我,奉行我的《建国方略》。’他虽没有这样说明,然而他在本书的第六章之后,附录《陈英士致黄克强书》(页79—87),此书便是明明白白地要人信仰孙中山,奉行不悖。”     胡适明言撰写《知难,行亦不易》的用意,是想指出“行易知难”“这个学说的错误之点,和从这些错误上连带发生的恶影响。”     胡适的这一篇《知难,行亦不易》,连同其他几篇如《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真捅了马蜂窝了!不仅有许多人撰文来驳,各省市各级国民党党部要求中央通缉严惩胡适之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终于致函国府,请令饬教育部对胡适严加警告。胡适先不动声色,只将各方文章、报载各党部消息以及教育部奉命对他警告的训令等,一并粘贴在日记本里。1929年11月18日夜,胡适写就一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长文,算是对多日来遭受群攻的回击,里面仍有多处直言批评孙中山,连同对国民党的批评,语言更加犀利,锋芒更加尖锐。胡适19日日记:     昨夜写成《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早晨二时始完。     今早九时,实秋来同去暨南大学,十时讲演昨夜写的文字,十一时毕。出门时,暨南文学院长陈斠玄(钟凡)对我吐舌,说,“了不得!比上两回的文章更厉害了!我劝先生不要发表,且等等看!”     胡适不愿等,该文随即在《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上发表了!此文一出,批驳与要求惩办之声又甚嚣尘上。当时胡适身任中国公学校长,于是学校也受了连累。当时上面规定各学校必须挂国民党旗、挂孙中山像,定时诵读孙中山遗嘱。胡适在校内取消了最后一条,于是又多了一条对总理不敬的罪状。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胡适辞去中公校长职务,离开上海,避走北平。     1934年2月3日胡适日记:     饭后与叔永、莎菲同出城,上孙中山的墓,此为我第一次游此墓的全部,前此皆到墓门而已。     墓的建筑太费,实不美观。若修路直到墓前,除去那四百级石筑,既便游观,也可省不少的费。     此墓修的太早。若留待五十年或百年后人追思而重建,岂不更好?今乃倾一时的财力,作此无谓之奢侈,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而已。     孙中山早在任临时大总统时,曾与胡汉民等人到山上打猎,眼望山区景色,不禁满心欢喜,便道:“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病危时,又对汪精卫等人说:“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自始至终并未有要求厚葬的表示,而后人不顾国家并不富裕的现实,建此巨大工程,未免伤财又劳民。仅盛殓孙中山遗体的美国造铜棺,价值就达1。5万两白银。造陵需要大量征地,据杨杏佛、孙科会同有关方面人员最初圈定的范围即为:山地包括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平地北至山脚,南至钟汤路,东西以距墓基中心左右各1。5华里之直线为界,估计约6500多亩,其中需占民地超过千亩(实际近两千亩),难怪遭到当地农民的激烈反对。     1925年9月,坐落于紫金山南麓的江宁县钟灵乡孝陵卫各村村长联合向江苏省省长呈文,列陈建造孙陵将迁其祖坟、占其祖产、夺其衣食来源等等,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伏思民等先人既于洪杨乱时死于非命,而百年以后复将有移尸之惨。谁无父母,谁非人子,言念及此,心胆欲裂。……况中山生前事事以民义为依归,为埋一人之骨,用墟万人之坟,在天有灵,当亦弗取。至测量界线内之田地,为民等七村千数百口衣食之所需。生死以之,更义难听人圈买。     从陵墓选址到建成,共花了四年时间。历时之久,靡费之巨,规模之大,在20世纪的世界现代造陵史上实属罕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一帮宣称继承孙中山遗志的人,却为这样一个亲手推翻了封建王朝的人建一座封建帝陵般豪华的坟墓,实在是深有意味。新派人物的胡适对此表示不以为然。     中山陵建筑系由国民政府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最后以极富才华的青年建筑设计师吕彦直的方案入选。建成后的中山陵,以它雄伟的气势几乎征服了所有的人,而胡适却是个例外。     幸好关于此之看法只是记在日记里,而没有写在文章里公开发表,否则,恐怕又要波澜再起了。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毛泽东说,将来给胡适恢复名誉    图书管理员     陕北,红色临时首府保安,1936年夏秋的一天,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坐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就着一张未油漆过的上面铺着红毡的方桌,对毛泽东进行采访。     毛泽东指间夹着一支“前门”,侃侃而谈自己的思想和经历: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由《新青年》出名,毛泽东由《新青年》心仪胡适。     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尚处于“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中,胡适的言论对他形成后来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毛泽东未来的岳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任北大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在举家北迁的当月,给在湖南的毛泽东去了一封信,劝他去北大学习。还告诉他说,法国因劳动力紧缺,来中国招募工人,吴玉章、蔡元培等人由此提出“勤以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号召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并组织了华法教育学会以主办此事。     在接到杨昌济先生信的两个月后,毛泽东和一帮欲赴法国的年轻人来到了北京城。也就是此次入京,他有了与胡适面对面的机会。     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北京时,曾经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先生到北大文科大楼座谈。谈话形式是会员提问,请其答复;谈话内容涉及学术理论与人生实践等各种问题。     胡适的学生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1959年12月26日     先生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     日记中提及的“信”,没有保存下来,胡适又没有具体告诉胡颂平信中内容。因而,后人已经无从知晓信里到底说些什么。     目前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至于他是如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杨昌济介绍的。据说,毛泽东进京后就借住在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家里,一边加紧联系赴法事宜。后为生计所虑,在杨昌济的介绍下,他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助理员的差事。     然而,胡颂平在12月26日的日记中否认了这种说法。     ……又谈起杨昌济,他是毛泽东的丈人,在北大当过教授,教伦理学的。胡颂平因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的丈人带进去的吗?”先生说:“不是。……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问:“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先生说:“不。当时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毛泽东的管理工作本身颇为轻松,只是让前来看报的读者签名登记而已。     20年后,已做了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斯诺谈起这段往事,说道: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并没因此而气馁。孔子不是说过“不患人之不知己”的话吗!对一个怀抱大志的人来说,这一点点冷遇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的。只能刺激他,使他更加发奋,更加锐意进取。     为了能在北大旁听,毛泽东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会。     那时,胡适任北大教授,教授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就常去旁听他的课。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赞同毛的想法    在北京,经过七八个月的准备和组织,去法国的款项业已基本落实,毛泽东于是和一些湖南学生离开了北京,往上海登船。     毛泽东仍然很穷,经常身上不名一文。离京时他所有的盘缠仅够到天津的。到了天津就不知怎么办了。还是一位同学借与他十块钱,他才得以买了张到南京浦口的车票。     火车路经山东时,毛泽东下车去爬了巍峨的泰山,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壮志爱国的对联;他还去曲阜瞻仰了孔子的墓地。孔子的弟子濯足的小溪,孔子幼年居住的小镇,孔庙附近那棵传说是孔子亲手栽的树,以及颜回住处附近的小河,孟子的出生地等,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火车停在了浦口车站,毛泽东走下车来,心里是一片茫然,真是足将行而踟蹰,因为他的口袋里又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没钱寸步难行。     这时他的肚子也饿了,人也乏了,他就在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呆坐着,枯坐着,他脱了鞋,身子一歪,竟睡着了。     醒来时,一伸脚,坏了!鞋没了,被人偷了。     他下意识地望了望自己的那一双大脚,唯有苦笑。     仿佛是吉人自有天相。有一个人自他身边匆匆而过。毛泽东无意地瞄了他一眼,眼睛立时亮了。连忙喊了那人一声,那人随即站住了。     毛泽东遇见了一个熟识的同乡。     毛泽东向他借了钱,买了鞋,去上海的路费自然也不成问题了。     到了上海,毛泽东与准备赴法的湖南学生们会合了。     一切安排妥当,一艘法国邮船已经泊在了上海港,不日即将启航。     可是,这时毛泽东却告诉大家,他决定留在国内,不去法国了。     大伙都觉得很意外,也颇不理解。想去年夏天,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从湖南出来到北京,费了那么多周折,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毛泽东是他们的头儿,这大半年来为赴法的事就数他操的心最多,出的力最大,怎么到头来反而是他打起了退堂鼓?     不去法国,并不是毛泽东的一时退缩,他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他的想法是:“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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