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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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暨《建国方略》的欣赏，源于他“行事要有计划”的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在三年后的1922年更加明确，他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写道：“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一个月后他对此更有详细的阐述，他在《努力周报》的《这一周》时评栏目中这样写道：“计划是预先认定一个目的，推想出如何可以做到那目的的历程，然后把那推想出的历程定为进行的步骤。……计划的功效，全在分期克日，步骤分明；只要继续做下去，一点一滴的积起来，总有成效可观。……我们对于无论谁来组织的政府，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计划’！国家是一件重器，政治是一件绝大的事，没有计划是不行的，没有计划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 胡适在文中还以1913年参与组阁的国务总理熊希龄为例，他说：“当熊希龄的内阁发表他们的‘大政方针’的时候，国中很有许多人嫌他空谈太多，文字又太繁，所以当时很少人注意这种‘大政方针’。然而这八九年来，就是那样的一个‘空谈太多’的计划，也不可得了。” 胡适对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态度，与对熊希龄“大政方针”的态度有所不同。胡适对后者的肯定，只在于它“有计划”，而对前者的赞扬，并不限于此。表明不只欣赏孙中山的有计划，而且对于孙中山的主张至少也是部分赞同的。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同情陈炯明，使孙中山恼火 就在胡适疾言“没有计划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下一周，针对陈炯明发动兵变、与孙中山公开分裂事件，胡适撰文评论。虽然他站在陈炯明的立场上，将陈的“叛乱”说成“革命”，却也并没有将孙定为“反革命”，而将孙陈冲突仅仅视为“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胡适认为“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 武力统一还是联省自治这两种主张，是当时中国政治何去何从的一大中心问题，胡适是赞成后者而反对前者的，所以他积极响应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提议，于1922年6月上旬联名致电孙中山，劝他结束护法，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尽管如此，他与蔡元培一样，并没有全盘否定护法。蔡元培赞扬孙中山“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胡适认为此话并不是溢美之辞。所以他说“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 胡适对孙中山的批评，比如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等等，看上去好像是在批评孙中山的主张，因为它“迷了他的眼光”，其实胡适否定的是孙中山的手段，而不是他的主张。胡适在文章中重提几年前孙中山《孙文学说》中“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学说，说他当时是赞成孙中山“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的话的，并且也未说他“现在”就觉得此话不对，而只是因为孙中山未能使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主张，又采取了一种“短见的速成手段”，这才导致他的“失败”。 胡适与孙中山尽管彼此政治主张不一致，但胡适对孙中山此时并未失之尊重，这从他行文尽量公允中看得出来，一是他对孙中山的批评注意范围；二是他在批评的同时，也还强调孙中山的功绩，引用蔡元培对孙中山护法的赞美，并写道：“我们平心而论，孙氏的失败不应该使我们埋没他的成功。”但由他与陈炯明主张的相同而生发的对陈炯明的同情，又忍不住要为陈炯明打抱不平，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站在孙中山一边的人们发生冲突，以至对孙中山的态度也起了变化。 胡适发表上文不到一个月，看到有人将陈炯明发动事变指责为叛逆、犯上，他拍案而起，写了一篇《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刊登在《努力周报》第12期上，将人们对陈炯明的伦理性指责斥为“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厉声责问：“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胡适在动笔写此文章时，一定料到会遭来指责，所以他在文章中明言他只是反对旧道德，而不是替陈炯明辩护，可是国民党人哪里肯信，指责也就随即汹涌而来了。胡适1922年8月13日记道： 我在《努力》（12）号上作一短评，说孙党不应拿“旧道德的死尸”来压人；陈炯明此次是革命，不是叛逆。这段短文，竟引起孙党的大反对，他们的《民国日报》日日骂我。前日有位“恶石”（张冈）骂我“丧心病狂”！其实我的话正中他们的要害，故他们这样痛骂我。他们的骂我，正表示他们承认这一点的有力。 反对胡适的不只是忠于领袖的国民党人，孙中山自己也十分恼怒。陈炯明在那场兵变中，先是包围广州观音山越秀楼总统府，要捉拿孙中山。危急中，孙中山不得不丢下夫人宋庆龄，逃到永丰舰上。陈兵随即向越秀楼开炮并攻打总统府，宋庆龄虽在卫士们的掩护下脱险，但因饱受惊吓，造成流产。而后陈兵又与永丰舰相互开火，并施放鱼雷企图炸毁永丰舰。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虽始于政治主张，但兵变中的种种行径都表明他意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而又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理所当然为孙中山及其拥护者所不容，胡适的“超然”态度也自然为其所不容。 1924年8月，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时，在右上方的《响影录》专栏刊出题为《少谈主义》的短文，其中引用了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话。孙中山阅后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编辑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胡适该文发表已过整整两年，孙中山仍耿耿不能释怀，可见结怨之深。 1922年8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现在吴佩孚一派大概是想拥孙文来倒黎元洪。孙文在他的本省不能和陈炯明相安，而想在北方的“三大”之中做媳妇，真是做迷梦了。 “迷梦”在那段日子里，是胡适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而这个词的出现常与“武力统一”有关：“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从历史上看来，军阀的封建与帝制的运动都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联邦论’已起，而袁世凯还想做他的统一的迷梦”。 胡适在8月底9月初的《努力·这一周》的时评中有一段，可以与上面这篇日记对照了看，彼此有微妙的不同： 然而今日大权在握的人，还在那里做他们的迷梦！一方面想拉孙文来倒黎元洪，一方面又想联张作霖来抵制吴佩孚。……孙文在他的本省不能和他同党同事的陈炯明相安，如何能在北方的“三大”“四大”之下做小媳妇？ 文中将“做迷梦”者由孙中山改作“大权在握”的人；将想做媳妇的孙文改作孙中山不可能做媳妇。这一改，当然是对孙中山笔下留情了。胡适在文中还写道： 孙文……的政见，我们从他的言论里可以抽出的是：一、护法的旗子可以卷起来了；……三、反对“联省自治”的主张；四、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第一项自然没有问题；……第三第四是和吴佩孚很接近的主张了。 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此后孙氏只应该以在野的地位督促广东的善后，监督陈炯明的设施，许他整顿广东，以为自赎的条件，那才是大政治家的行为。若悻悻怒骂，不惜牺牲一省的人民以图报复，那就不是我们期望于他的了。 这话在胡适可能是出于诚恳的劝告，是语重心长，在孙中山看来却是很难接受的，除了政见的不同之外，关于陈炯明，胡、孙两人的观点也相去太远，甚至截然相反。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对巨资建中山陵略有微词 转眼到了1928年，孙中山去世已三年。5月中旬，胡适应朋友之邀赴南京，顺便参加在宁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会余便四处游览。胡适5月20日日记： 下午回到第一林场，坐了一会。杏佛提议去游紫霞洞。紫霞洞山前可望见孙中山墓，看的很清楚。造墓费预算一百万两。 日记中对孙墓虽没有一字批评，但列出巨额耗费，话中有话，弦外有音。 12月14日胡适日记： 今天做了两篇短文：（1）《说难》，（2）《新年的好梦》。前者给天津《庸报》，后者给天津《大公报》。 多年不做政论，几乎不能做了。第一篇很枯涩，第二篇稍稍流畅一点。 胡适将第二篇《新年的好梦》的剪报粘贴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在文中列了他新年的六个梦想，在第六个梦想中说到了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说政府是诸葛亮，国民是阿斗。政治诸公诚然都是诸葛亮，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期，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可是我们乡下人有句古话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1929年4月27日胡适日记： 傅孟真说：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的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国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 孟真此论甚中肯。 由此看来，胡适对孙中山，交好时照样指出他所认为的不对；交恶后，也并未将孙中山说得一无是处。 5月11日胡适日记： 今天下午写完《知难，行亦不易》一篇，此系旧作，评孙中山《知难行易》之说。 这篇文章的初稿写于1928年7月，发表在《吴淞月刊》1929年第2期上；改定稿发表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4号上，并将它粘贴在了日记里。将这篇文章与胡适九年前发表的那篇《评〈孙文学说〉》对照，可以看出《知难，行亦不易》里有而《评〈孙文学说〉》里没有的思想，以及胡适对“行易知难”学说前后认识上的有趣变化。 胡适在《知难，行亦不易》里反复点出“行易知难”学说的“真意义”，即“只是要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孙文学说》的真意义只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