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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30-李敖: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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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二月二十三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导”,“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在满城风雨中,施启扬初则沉默,继则加入法务部批判李敖阵营,说李敖所写,讯息多是间接得自传闻的。我立刻反驳他,我说这位法务部次长连监狱押房都不敢实际去看,他得到的讯息,又直接到哪儿呢?他比我还间接啊!

  虽然如此,我的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的,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

  
    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我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的信里,有这样两段:

启扬老兄:

  我在周清玉发行的《关怀》第三十五期上, 
写了一篇《你有郑文良、我有赖文良——给施启扬的公开信》,已于十月五日上市,我盼你找来一读,如果你老兄还重视舆论的话。

  
    我这篇文章是应周清玉主持的“监牢暴行与监狱人权”座谈会而作,因我概不参加任何集会,故以书面代之。在我文章后面有座谈会摘要,中有刘峰松的谈话,刘峰松说(中略)启扬老兄,你看了上面刘峰松这些谈话,你到底做何感想?如果是做官,当然你可以一切视而不见、一切掩耳盗铃、一切说我们是“幻想”;但是,如果是做人,做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你恐怕就无法这样拖下去,你怎能把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把你精湛的法学只当成谋干禄的工具而不当成救世的良方?所学和所用绝不能变成两截的,如果变成两截,那就真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了!

  
    也许我要求你改善积弊已深的狱政,是一种苛求,但我要求你面对积弊而不掩饰它,应不算苛求。你如果没有力量去改善,我们不全怪你,但你没有勇气去承认,去面对、去辞职、去不做这同流合污的官吏,我们就要怪你了。你是我的老同学,又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实在忍不住要再写信正告你。请你回我一信,明确表明态度,不要再托国强转话来,如果你老兄眼里还有老同学的话。

                                                
          李 敖

                                                     一九八四年个月六日

  
    但是,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巳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我国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为了做官,自我作践,岂不太令人寒心了吗?

  
    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七期),并偷偷去造访雷震(据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雷震秘密日记),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杜甫《秋兴八首》有句是:“同字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施启扬与我同岁,出生晚我十天,同学少年,而今“自贱”如此,想来不无怅惘,台湾是小地方,施启扬卖身投靠国民党,“五陵裘马”亦不可得,至多只是讨个姨太太终老而已,何苦来啊!这是“自轻肥”吗?非也!“人焉瘦哉”耳!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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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

——为宋希濂将军出书经过

 

  
    我生平喜欢打抱不平。不但为朋友打,也为敌人打;不但为认识的人打,也为陌生的人打;不但为近在眼前的人打,也为远在天边的人打。只要真理所在、真相所在、人道有关、公道有关,我都不论亲疏、不分彼此,一概奋笔为文,要打个痛快。自一九四九年起,我困处台湾小岛,被国民党政权作弄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肤尝身受于国民党政权者更酷更多,所以在感情上,尤为激越。这一激越,更使我要把人间不平之事,广为搜求,以个案详追,留为证词,述往昭来,且为乱臣贼子惧。在这种又感情又理性的态度下,每逢有代表性或特殊性的案例出现,我便特别注意,收为资料,写成文章。

  五年前,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的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登出一则消息,标题说:“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 
香港侨团联合声讨 
呼吁侨胞团结自强”,我看了大感不平。两个月后,六月七日清早,我花了两个小时,写成《鹰犬将军》一文。其中指出:“乍看起来,这一消息,只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但在小故事背后,却有着不少的来龙去脉,很足以观察国民党封疆大吏们的心路历程。”我又指出:“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宋希濂‘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纪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在四十三岁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做犬,做忠鹰忠犬,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年。为什么他在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中国人民害怕,不敢提出真的答案;宋希濂自己心寒,不愿提出真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恶作剧,不会提出真的答案,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够提出真的答案。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绝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

  
    这篇《鹰犬将军》,发表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十三期上,那时我的书几乎期期查禁,不能合法出口。有有心人把它偷运到美国,在九月三、五日的《北美日报》上,加以转载,宋希濂将军看到了。一九八六年一月,他在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印行的自传中,就以《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为书名。

  
    宋希濂将军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写的“前言”中,对这一书名,曾志缘起。其中说:“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投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一九八○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伸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是救亡图存,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鹰犬将军》在大陆出版后,一九八七年十月,宋希濂将军签题“李敖先生指正”一册,由傅朝枢先生亲去他家,取来送我。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在溪头旅馆里,感于他的好意,写下这样一封信:“希濂先生:承赠大作《鹰犬将军》,早由傅朝枢先生转到,极为感谢。大作定名,且以我的那篇文字遥应,益感先生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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