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李敖: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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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牢以后，总觉得这九年监牢坐得不明不白，十分窝囊。我们为打破黑暗，打倒旧的一切不合理；为了争取自由平等，公道合理，为了创造光明，拯救国家民族，才不顾死生安危，从事革命。谁料到革命二十五年（十三年到三十七年），抗战八年，战胜强敌以后，自己却坐了牢，几乎丧命，妻离子散，似乎太不公道。起码也应当弄清楚，究竟犯了甚么罪，难道还停留在“莫须有”的时代不成？
　　
　　　　刚好郭巩疆在姜绍谟和阎律师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工作，陪我去请教阎律师。阎律师北京大学毕业，他告诉我：“你的冤枉毫无办法洗刷清楚。普通司法叫审判，先审后判，判决必须根据审讼。军法就不同了，军法不叫审判，而叫审核，审归审，核归核，批核不一定依据审讼的结果。你的案子既是军法案件，只好冤枉算了。”
　　
　　　　我才明白，总统府资料组那么多的同志想营救我，不怕得罪毛人凤先生，把全卷从保密局调去，结果毫无办法。因为毛人凤先生呈报我两个半死刑，而总统批示：“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资料组的同志们义气热心，但无法改变总统的批示，所以无法营救我出牢。这也就是毛人凤先生虽然恨我入骨，而不敢暗中下毒手，杀害我的原因，资料组的同志们既无法营救我出牢，又不知道我被虐待成甚么样子，才派王崇五兄借视察监牢，探视我一次。
　　
　　　　据说我的罪状之一是不拥护蒋委员长。李希成让我所看陈恭澍拟的那份章程“真诚拥护蒋委员长”，李希成用红铅笔画掉，上面加了一张签条，说是我画的，我就成了不真诚拥护蒋委员长，罪大恶极，那还能不判死刑吗？不过，这件东西是从魏宝善手中拿给李希成的，魏宝善可以作证，那是李希成动了手脚，该判死刑的是他自己。
　　
　　　　王崇五兄说有关我的案卷有几尺厚，是些甚么东西？从哪里搜集来的？至于伪造口供、伪造罪状、伪造起诉书、伪造判决书、伪造全部案卷，据说是彭形若一手包办的。这个面带伪善的彭形若，曾一度做过桃园监牢的副所长，牢里的看守告诉我，我的案子就他办的。
　　
　　　　毛人凤先生的刽子手李希成，以故人入罪、杀害同志、作威作福为乐事，最后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了。我出牢时，他还活着，我本来想去找他谈谈，因为他已半身不遂，说话也不清楚。他有两个太太，系姐妹二人，对他非常虐待，李希成整天挨打挨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妾同人苟且做好事，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和报应，多得不义必自毙，我又何必同一个奸邪小人计较呢。
　　
　　　　杀害我们的主要恶徒，毛人凤先生的活乌龟李广和，在我出牢以前已经死了，死在毛人凤先生以前。在北平帮着毛人凤先生收拾我们的史弘，也在我出牢以前死了，他的老婆已经改嫁他人。
　　
　　　　倪超凡和马汉三兄相处得很不和睦，因为他工作不切实，汉三兄看他不起，怀恨在心，成了毛人凤先生收拾我们的主要帮凶。我一生对他帮忙最多，从汉中稽查处调北平稽查处长，又是我向戴先生建议的。结果，捆绑我们、抄我们的家，都是他干的。一天，我到和平东路看王孔安兄，他不在家，而倪超凡坐在进门对面的沙发上，看见我进来，赶紧站起来，想同我打招呼，我看见他有话说不出的难过情形，大概是良心上惭愧吧？我不愿多看他一眼，赶快退出，不久，他也死了。

朋友营救感人至深

　　
　　　　当我在灯市口被绑，进牢的当天夜里钉上脚镣，毛人凤先生这样凶狠，就是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刘秋芳和李广和要干掉马汉三，现在是兑现了。要我作陪，却杀不了我。
　　
　　　　后来资料组的朋友李叶超、王崇五诸位想营救我，虽然没有成功，却给我极大的保障。出牢以后，才知道当年朋友们为我着急、为我奔波的情形。首先向总统呈送报告，替我说话的是刘培初兄。那时他是绥靖总队长，正在红得发紫，能够接近总统。据他说，总统看过他的报告，点了点头，情况非常好，已经生效。后来为甚么恶化呢？那是和他失势很有关系。
　　
　　　　培初兄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未经总统允许，私自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晤面，总统知道，非常生气，把他大骂一顿，失去总统的信任。春秋大义，大夫无私交，怎么能和外国使节私自见面呢？据说是他的好友，湖北同乡徐佛观报告的。徐佛观说怕他闯大祸，不能不报告。我却受到间接的影响，刘培初的报告失去作用，岂是命运如此？
　　
　　　　徐志道兄在总统下野后，接任保密局局长，他到溪口晋谒蒋公时，经国先生对他说：“乔家才是冤枉的。”意在要他想办法。可是志道兄除了拿到印信，毛人凤先生甚么也不移交，一切都控制在手里，志道兄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哪里还顾得上营救我呢。经国先生怎样知道我是冤枉的？据徐佛观说，是他告诉的，希望经国先生能营救我。
　　
　　　　又据说，我被押往南京以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宜生先生曾经总统一份非常恳切的电报，不要杀死我。我在绥远和他相处得很不好，现在，在我生死关头，他仗义执言，能不令人万分感慨吗？他知道我为维护军统局的权益，不惜和他作对，现在却被毛人凤先生加以贪污罪，他也有些为我寒心。
　　“乔家才贪污，你相信吗？”姚蓉轩先生曾这样问过傅总司令。
　　“不相信。”傅总司令回答得很肯定。
　　
　　　　傅总司令的电报很有作用，可能产生正反两种结果。当时中央正在借重他，他的要求不能忽视，他要求保住我的性命，毛人凤先生要杀我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相反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都要保住我的性命，可见我这个人不简单。据刘培初兄推想，他的报告突然不生效，可能是受了傅总司令电报的影响，总统最不喜欢外来的人干扰，保命可以，只好无期徒刑了。
　　无论如何，我所以能够不死，多亏许多朋友营救，没有这些营救，很可能和马汉三、刘玉珠两兄同一命运，早已离开这个万恶的社会了。
　　张季春兄说，他曾找过毛人凤先生，毛先生一句话就把他堵回去了。“你是书生，不懂！”

特赦复权关系重大

　　
　　　　郑介民先生知道毛人凤先生对付我们心狠手辣，赶尽杀绝，整得我们非常彻底，不被杀死，也要整得永远不能翻身。一切非法陷害，都使合法化，成为铁案。毛人凤先生没有死以前，他无能为力，毛人凤死了，潘其武代理局长，介民先生仍然不露声色。一直等到炳华先生接任局长，就催他赶紧恢复我的自由。可是拖拖延延，拖了三个多月，才把我释放出来。
　　
　　　　介民先生真不愧是一位政治家，对事情了解透彻，目光锐利远大，确非他人可比。我一出牢，他就顾虑到我将来的生活问题，他知道我是交城县选出的国大代表，那时国大代表待遇不好，很少人注意，而介民先生却非常注意，所以写张条子给安全局第三处处长刘瑞符兄，要我赶快办好国民大会代表的手续。
　　
　　　　瑞符兄给我看过介民先生的手令，着手进行，才知道问题并不简单。原来四十三年内政部有过公告，所有国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必须向同政部民政司登记，过期不登记，一律注销资格。我没有登记，当然注销了。假如当时有人悄悄地给我办好手续，现在去报到，不用几分钟，就可以办妥。可是当时在毛人凤先生淫威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敢替我办理登记手续。
　　
　　　　李仲琳兄请在内政部工作的天镇县国大代表俞泽生兄想办法，他请民政司王帮办、居科长帮忙，他们告诉泽生兄，只有一个办法，由情报局证明，四十三年无法办理登记，才能生效。于是我请情报局出了一张证明书，他们不愿意办。我很生气，难道毛人凤先生的阴魂还统制着情报局吗？我给张炎元局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是介民先生的意思，不是我要办。他的局长是靠介民先生的，也不买介民先生的帐吗？第二天王有为转来他给我的一封信，他的意思，先派出所到香港工作，回来先恢复军籍，再进行国大代表。
　　
　　　　张炎元先生的智慧不会高过介民先生，他的见解也不比介民先生高明，但是他轻重倒置，固执偏见，不出证明，我又有甚么办法？这是我去香港以前的事。四十八年我急欲回来，不愿久留香港，就是为了国大代表问题，因为第三次会议很快就要召开了。
　　
　　　　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夏天我回台北，张炎元局长并没有恢复了我的军籍，证明书也拖着不办。介民先生比我还着急，在他逝世的那天早上，刚从日月潭谒总统回来，要张局长的电话，张不在，由办公厅主任王唯一兄接电话。介民先生说：“情报局必须给乔家才同志出一张证明书。好去办理国大代表报到手续。因为第三次大会快开了，不能再拖，你赶快去办。这是我的意思。”
　　
　　　　这一天夜里，介民先生心脏病突发，不治逝世。王唯一兄对于介民先生这样爱护同志，非常感动，不管张炎元先生愿意不愿意，遵照介民先生的遗命办理，第二天证明书谅办好了。唯一兄并且把介民先生电话里说的话告诉我。
　　
　　　　拿上证明书到内政部，问题又发生了。承办人告诉我，要是在三个月以前办，内政部做得了主，毫无问题，现在内政部负不了这种责任。因为第三次大会就要召开，有好几位四十三年没有登记的候补代表，如建国中学校长贺一新、中央党部秘书续琅、国防部长王武等，要求递补，内政部不准，大闹特闹，中央党部特为国大代表资格问题，成立了一个小组，所以，我的问题必须送中央党部。他们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同那些候补不上的代表混在一起，要单独解决，才有希望。
　　
　　　　假如介民先生在世，中央党部这一关有他关照，丝毫不成问题。现在必须费很大的周折，李仲琳兄去找副秘书长郭外川先生，他了解我的真实情况以后，非常同情，满口答应帮忙。介民先生逝世后，叶翔之升任第二组主任，我和仲琳兄去找他。他也受过毛人凤先生的迫害，我想他应该帮忙的。
　　
　　　　“假如唐乃建兄也和介民先生一样热心，中央党部这一关就容易通过了。你应当写一封信，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仲琳兄这样主张，我写好信，一同去中央党部投送。在大楼的楼梯口碰到叶翔之，他容光焕发，显露出春风得意的姿态，很高傲地对我说：“你的事情我问过了，不成！”
　　我没有开口，谁劳驾你去问？仲琳兄说：“华塘兄的问题和其他人的不同，怎么不成？”
　　
　　　　过了几天，在永铭兄家里碰上谷凤翔先生，经永铭兄介绍，他说：“恭喜！你的问题，刚才中常会已经通过了。”这样顺利，真没想到，当然是得力乃建、外川两位先生了。后来，去看外川先生致谢，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介民先生对特赦复权很重视，要情报局办，他们推着不办，最后还是由刘瑞符兄由安全局办妥的。
　　四十九年（一九六○）二月二十二日参谋总长彭孟缉给我一张（49）镜荣字第○一八号国防部特赦复权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