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李敖: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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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不出西直门，绕了一个大圈子，经东单到西单，一直往西，出城后，沿着城边北行。这样神秘，大概是怕人知道我们要走，去飞机场，故意这样。到达飞机场，看见一边站着的少数人群中，只有航检所长董其彬兄，再看不见其他同志。在上飞机以前，才把脚镣砸开。
飞机起飞后，绕北平城上空一周，从机窗望下去，游行的队伍像一条长蛇，在长安街蠕蠕移动。那是学生们在共产党操纵之下，又在闹事。国事如此，我们却在煮豆燃豆箕，屠杀自己的战斗员，真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在飞机上，刘玉珠兄坐在我的旁边，他知道我没有钱，悄悄地塞给我一把钞票。李希成亲自押解，在飞机上监视我们，同汉三兄和玉珠兄没有说甚么。路过济南，飞机停留一会儿，济南飞机场颇有些寂寞感。起飞后，直飞南京。
下飞机后，送到宁海路的监牢里。宁海路的监牢是汪精卫伪组织关我们同志的监牢，刘戈青就在这里关过。三十五年我由北平到南京，是搭乘运送重要汉奸的专机。下机后，机上的人都陪着汉奸们先到这里。现在是第二次光临这个特殊的地方了。我被关在楼上，汉三兄和玉珠兄关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关我的这间牢房已经关着六十个人，只有三张床，一张空着，原来是专为我预备的。一张床是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占用，久闻其名，虽是初次见面，他确有大将风度，其他的人白天挤在一张床上，夜里打地铺睡觉。难友中有一无锡人，除了身材比戴先生矮一些，面貌和动作像极了，另外一位河南人马兴骏，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好人。我对别人坐牢的原因，不愿过问，记忆很少，只记得大多数是冤枉的。我同鲍文樾每餐另外加两碗菜，数量不多，但比同牢的难友，好得太多了，必须分给大家一些，所以，我们就不丰富了。
牢门上有小孔，是走廊上值班的看守不时偷瞧牢房里一切动静用的。看牢的既然可以从外往里瞧，坐牢的自然也会从里往外瞧。因为看牢的占用的时间极少，空着的时间我，所以难友以此为极大的消遣。从里面瞧外面，所见度非常窄狭，但难友们乐此不倦。有时被看守瞧见，会臭骂一顿。坐牢的挨骂，好像是天经地义，骂尽管骂，偷瞧照旧偷瞧。有一天，他们喊我去瞧，得到意外的发现。瞧见楼兆元兄从另一间牢房出来上厕所，原来他也进来了。又一次瞧见严家诰兄，他为甚么也进来了？
牢房的容量永远不变，但住客出去的少，进来的多，有时多到十一二人，晚上打地铺，比沙丁鱼都要挤。牢房的天地虽小，因住客复杂，可知千奇百怪的事情，无异大千世界。有一天进来一位莫名其妙的人，原来他找人找错门牌，找到这所没有挂招牌，和普通住家户一样的黑监牢。他一敲门，就把他请进来，关着不放。
有一位许昌附近土财主，他是地主，自己买枪，成立保卫团，和保密局发生关系，成为保密局的地方武力。保密局派去联络的人向他借两百元现洋，他没有照借，于是报告他通匪，由徐州最高军事机关抓起来，送到保密局。他心里很不服气，一再向同牢房的难友诉苦。他故意装肚痛、装呕吐、闹个不休，看牢的硬说他抽鸦片，是发瘾了。济南失守，省主席王耀武被俘，吴化文叛变，把他的南京办事处处长关起来。这位仁兄才真抽鸦片，瘾发得眼泪鼻涕，死去活来。可是看牢的和管牢的都不说他抽鸦片，他常常要求去见管牢的，每请必准，瘾发时，要求出去，出去牢房几十分钟，回来烟瘾不发了。
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有几十人关进来，我们牢房里分配了三位，都是二十刚刚出头。有一位很英俊，带着脚镣，脚镣太短，迈不开步子，走路必须跳着走，同牢的人都为他难过。这是一种惩罚吗？管牢的叫张炎，他具备了古今中外管牢的一切残暴手段。
坐牢九年谈话一次
保密局属于国防部，我是陆军少将，就是真的犯了国法，也应当按照军法审判，经过军法会审。我等着法律给我公道，会审的那天来临，我好有个说话讲理的机会。大概是到南京两三星期，看守打开牢房，要我下楼去，原来是军法处长李希成要谈话。所谓谈话，也就是审讯，但不是会审。读了一个多钟头，李希成问我三大罪状：
一、我太太做生意——太原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吴毅安由南京回太原，我妻送他到飞机场。前门外西河沿新新医院范绳武的太太康淑媛，托吴处长给她娘家带了两筒照相馆用的印像纸，毅安兄上了飞机，大概怕到了太原后有麻烦，在飞机上嚷嚷，被海关人员听见，把印像纸从飞机上拿下来扣留，要上税。我妻回到城里，托张公度兄派人交了税，把纸取回来，交了康淑媛。
李希成问话时，从卷宗里取出一张我妻具名的报告，是岳梓宇弟的字迹，说明印像纸是康淑媛托吴处长带的，顶上有张公度兄签的海关取回的经过，这张东西一定是李希成要他们这样办的，以此作为我的罪证。李希成为什么知道这件事，一定是司机说的。我因事到南京，副站长孔觉民把这个司机升为事务员，我回北平后，觉得欠妥，仍旧让他开车，他心里恨我，那一天送毅安兄到飞机场，就是他开车去的。
“我在保密局工作，我的家人就不能做生意吗？我妻做生意，就是我犯罪吗？我每月拿了国家的多少薪饷？如果养活不了一家六口人，家人做做生意，就是犯法吗？况且印像纸是康淑媛的，怎么能说我妻做生意？应当传康淑媛来对质，证明是不是我妻做生意。”我这样一连串的问，李希成没有说什么，不再问这个问题。
二、我卖飞机票——这也是李希成听司机说的。我说：“从太原到南京，或者从南京回太原的同志，他们买不到飞机票，请北平站代买，我应不应该帮忙？”
“应该！应该！”李希成总算还有三分人性，这样回答。
“我是国大代表，山西的国大代表要回太原，买不到票，托我代买，我能拒绝吗？我是山西省党部的监察委员，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偕同三位同志回太原，要我代他买票，我能不办吗？北平站代人买票，只到航空公司代为登记，买票都归他们自己办，我们从严不经手金钱。请传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作证，我有没有卖给他黑票。请传中航公司北平办事处主任徐鑫，问问他，北平站代人买票，是不是如我所说的。你说我卖飞机票，卖给谁？请传他来作证。”李希成对这个问题又不提了。
三、给上海徐大姐卖汽车，吞没了车款——这个罪状更是荒唐，我不在上海工作，人生地不熟，上海的人卖汽车，会托我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根本不知道徐大姐是何许人。我说：“我并不认识徐大姐，我不住在上海，她卖汽车，怎么会找到我？请你传徐大姐来对质。”
“你们组织什么社吗？”李希成不再问徐大姐的汽车事，转了话题。
“什么社？”我摸不着头脑，不得不问。李希成从卷宗里取出陈恭澍兄草拟的一份章程，那是北平的同志们感觉到同共产党斗争，没有组织力量，无法取胜。而国民党具有形式，没有组织实效，必须恢复像复兴社那样的组织才行。由陈恭澍兄负责草拟一切计划，他因工作忙，刚拟好这件东西，存在魏宝善那里。
“不应该吗？”我指着宗旨“真诚拥护蒋委员长”问李希成。
“应该！应该！”李希成说：“但是为什么不呈报呢？”
“必须拟好一套整个的计划，才能呈报，大家推定陈恭澍草拟，他只拟好这个，因为太忙，其他的还没有拟妥。”我据实告诉他。
“就是一个组织，也没有什么。”因为宗旨是“真诚拥护蒋委员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于是又抛开这个问题，说道：“你府上有两元宝？”
李希成这么一问，我才知道家又被抄了。十年来，真难为了妻，这是第三次被抄家了。
“不但有两个元宝，还有三百个现洋。”我说：“二十多年前，我父亲带回家中四十二个元宝，三千个现洋，埋在地下，以备不时之用。抗战军兴，家乡沦陷，家人无以为生，取出来瓜分，我们兄弟五人，连我母亲，分成六份，每份七个元宝，五百银元。我应分的一份，我弟弟保存着，托乔凤藻和孙逸贤两位同志各带到北平一个元宝，又带来三百银元，这也犯法吗？”
“不犯法！”李希成说，不再多问，让看纪录，纪录非常简单，没有把我所说的话记下来，我不签字，李希成说：“这是手续，大致不错就行了。”
我不签字，下不了台，只好签了。谁想到，经过这次谈话，一直到出牢，再没有问过第二次，更谈不到军法会审了。
永久囚禁发配常州
宁海路真够得上生意兴隆，住客来来去去，变动频繁。先后进来的人都走了，鲍文樾也走了。中秋过后不久，我也离开宁海路，由一个看守陪同到了下关，搭乘京沪车，究竟到哪里，看守不告诉我。不过，他的态度很轻松，没有戴手拷，好象我们是旅行，表示我已没有甚么重要性了。到达常州，已经夜里七、八点钟，下午车出站，没有进城，乘人力车到达一处非常广阔的院落，像是一座大花园，后来才知道，这是毛人凤局长新建立的一座监牢，囚禁长期囚禁的人，准备关五百人。
牢房是一排三大间，每间两排木板床铺，至少可以关五十人。我被送进最里面的一间，里面关着十来个人，都已经睡觉了。有一位年轻朋友，看见我进来，赶紧爬起来，接过我的行李，放在他的旁边。原来他是兰训班的同学，他认识我。等我躺下，他悄悄告诉我：“前天看报，有段新闻用墨涂掉，但是对着阳光，仔细辨认，是可以看出来。马汉三先生已被枪毙了，你判了无期徒刑。”
怀念亡友，一夜睡不着。第二天清早，还没有吃早饭，我被移到第一间牢房。经过中间的那一间，我看到鲍文樾先生在里头，彼此点了点头，大概他是来这里最早的住客了。这间牢房关着六个人，都是共产党，不准看报纸。有一位带着脚镣，是共产党茅山县长，算是重要人物了，才有资格带那玩意儿。他看见我仅有的财产一条棉被已被弄脏，对我说：“坐保密局的牢，会时常移动，你得有个包袱，棉被才不会弄脏。你买几尺布，我给你缝一个包袱。”
受过宁海路那班恶人照顾的，对于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学术，很难不怀疑，绝对不会再相信了。我离开宁海路的时候，他们拿来一条麻绳，把我的棉被捆起来。谁知这条麻绳比从垃圾箱里捡来的，还要油污、还要脏，棉被上留下永远洗刷不净的痕迹。被茅山县长看见了，替我难过，才提议给我缝个包袱。
这间牢房不准看报纸，我移到这里，大概是为了不准看报纸吧？或者认定我和共产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