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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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两翼的候选人，但他们获得的选票加起来尚不足全体选票的5％。迄今为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最坚决的力量。本·拉登之类的极端分子甚至不惜以恐怖主义手段滥杀无辜，鼓吹和实施对西方的所谓“圣战”。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一边倒”、六十年代对抗“四面八方”（反“三尼”——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打倒“帝修反”，“扫除一切害人虫”）、七十年代反苏“一条线”之后，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从热衷“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转向“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从国际主义舞台大踏步向民族主义堡垒退缩。“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千万不要当头”，“韬光养晦，善于守拙”，这些主张与“猫论”、“摸论”是完全一致的，有利于长期动乱后的休养生息。然而到了新世纪，参与还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是中国必须做出的一个决断。　　　
　　在经济上参与全球化，在政治上反对一体化，鼓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体制）”，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不辅之以政治一体化，就会变成单纯的“跨国公司化”，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弱势群体。从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就出现过类似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现象的事态，卡尔·波拉尼曾把1914年称作是“市场体制达到最高潮的时期”，但是在没有政治民主化加以制约的情况下，紧接着便爆发了世界大战。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本来是要在国际上“少树敌”，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却与美国和OECD阵营建立“由强大的联盟和机构组成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处于对立状态。　　　
　　研究国际政治与外交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尚缺乏清晰完整的战略性大思路和理论背景的支撑。中国如果想在21世纪下半叶崛起为最后的大国，就必须从大处着眼，在世界秩序、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全球联邦等方面改变旧思路，树立新观念。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贸、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国人逐渐感觉到，美国股市、中东油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21世纪的国家安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尤其要注重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世界新秩序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而且要为全球社会建立一整套能够有效运转的规则与制度体系，以促进人员交往、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中国应更加积极参与现有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对于现有国际规则中不尽公平合理的部分，首先要参加进去，才能从内部加以改造，也就是说，中国要“学会做国际体系内合法的忠诚反对派”。能不能建立对世界秩序、世界体制、世界市场的信任感，关系到21世纪中国发展的全局战略。　　　
　　现在世界上有三大经济区域——欧洲、北美和东亚，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芒德尔甚至预言未来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在三大经济区域中，欧洲已经建立了欧洲联盟，北美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只有东亚还没有出现经济和政治的统合。本来，这种尴尬局面是不应当出现的。在一千几百年的东亚历史上，中国曾长期是区域体系的主导者，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都是该体系的参与者。只是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由于中国的迟钝、蹒跚，才给日本造成了机会，使人口仅为中国十分之一、面积仅为中国几十分之一的日本能够与中国平起平坐，甚至后来居上。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起飞，东亚的力量对比正在出现新的格局。对于近来朝野呼应、互相激荡的反日情绪与举动，中国学界表现出冷静反思与高度警惕的态度。更有不少学者顶风而上，大胆提出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池元吉等提议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27］张蕴岭进而认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应该是建立“东亚共同体”。［28］钱文荣、余永定、赵春明、阎学通等在“清华—环球论坛”座谈时指出：亚太经合组织（APEC）长期保持论坛性质，它发挥的作用就不大，因此我们不能害怕机制化。东亚区域化谁来领导？如果中国人感到自己实力不够，不想当头，又不放心让日本人当头，解决方法是把韩国人拉进来，模仿欧洲“法德英三驾马车”模式，形成“中日韩三驾马车”，可以轮流坐庄。［29］首先摆平东北亚国家的关系，再把东南亚国家和中亚国家包括进来就很容易了。　　　
　　区域统合包括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集体安全和政治一体四个组成部分。谈到东亚政治一体化，从眼下形势看起来好像是很玄乎的事。但回顾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或许能够给人们一些信心。在二战硝烟弥漫的1943年，后来被誉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在提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欧洲各国如果只是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各自的政府，强权政治和经济保护主义就会重新抬头，欧洲就无和平可言。”“欧洲繁荣与必不可少的社会发展意味着欧洲各国应该成为一个联邦，或是一个‘欧洲实体’，使欧洲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30］从最初的呼吁到世纪末的欧元诞生和欧盟内部多数表决机制确立，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如果我们从现在就开始认真筹划东亚政治一体化，谁说不能在半个世纪之后看到亚盟与欧盟在欧亚大陆两端遥相呼应呢？东亚统合的实现，将会大大增强中国和整个东亚在全球一体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与东北和东南面国家的关系，可以视为东亚文明、汉字文化圈的“家务事”，日本文明、朝鲜文明、越南文明等都是传统东亚文明的子文明、亚文明；中国与西南和西北面国家的关系，则涉及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对话。中国与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正在快速改善。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则处在一个岔路口，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与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印度文明携手，对扩张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构成四面围堵的态势；二是建立一个“德黑兰—伊斯兰堡—北京轴心”，据塞缪尔·亨廷顿说，“至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事实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对西方、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31］三是作为当下世界主要矛盾——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和冲突——的中间人和调解者，积极推动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往。我们主张第三种选择。一方面是考虑到世界石油资源开发的两大中心——波斯湾地区和新兴的里海—中亚地区均位于伊斯兰文明地带，中国必须增进与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以保障与国防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石油安全；另一方面，与伊斯兰国家保持友谊还关系到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与民族团结。　　　
　　在联合国的基础上建设全球联邦，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最简便、最可行的选择。根据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联合国改组的关键是从“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步转型为“超国家的联邦式全球共同体”。联邦制是一种使共同体的统一和权力与各组成邦的权利相互协调的政治设计，它要求建立联邦机构并把各组成邦的部分主权向这种机构转移。在建设欧洲联盟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宪法式联邦主义与职能式联邦主义之争。事实上，二者相辅相成，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着职能式联邦主义的精神，建设全球联邦要从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环境、妇女、儿童、粮农、海事各专门领域入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专门的国际组织进行有力度的调整，使缔约方认真履行其承担和义务，使这些组织具有更为严格的纪律规范和工作效率。本着宪法式联邦主义的精神，就应直指主权问题的核心——政治与安全领域，按照国际民主原则改造联合国大会与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大会要转变为全球联邦的雏形，首先就要改革它的表决机制。联合国大会现在实行每国一票制，不分超级大国还是弹丸岛国，形式上好像很平等，但它的决议对各国没有约束力。而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具有实际效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实行加权表决制。所谓加权表决制是指依据一定标准，如成员国人口、对组织贡献大小、责任大小、利害关系等因素赋予国家投票权的一种表决制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目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只有0。5％的投票权，而人口总数与中国相当的一批小国，却掌握了超过50％的投票权；美国长期承担联合国25％的会费，同样只有一票表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当然不会同意向联合国大会“转移主权”。实行加权表决制后，联合国大会才有可能从一个国际论坛转变为类似欧洲理事会的“共同主权”的拥有者。拟议中的安理会改革，一方面是要根据新的国际形势适当增加成员国席位，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取消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从五大国“一致通过制”改为安理会“有效多数制”。　　　
　　实现“加权表决制”和“有效多数制”后，下一步的联合国改革必须在全球民主化的基础上进行，并且是具有“宪法式联邦主义”特征的根本性改革。首先是把现有的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全部整合到联合国的系统中；其次是由全球人民按人口比例选出类似于欧洲议会的联合国议会；再次是把联合国会费改为一种全球税收制度，并由联合国议会全权支配；第四是成立类似于欧盟委员会的联合国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立法的执行机构，其委员名额虽然要按地区与国家来分配，但已经不属于各成员国的派出代表，而是联合国秘书长那样的联合国公务员；第五是成立联合国最高法院；第六是成立联合国军和联合国警察机构；最后是正名，联合国改称世界联盟、全球联邦或者地球合众国，等等。　　　
　　文明再造：共创新生活　　　
　　中国的GDP总量——无论是按名义汇率计算还是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Parity，PPP）计算——无疑可以在21世纪前半叶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水平赶上美国，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要等到21世纪末了。即使人均GDP超过了美国，也不等于文明水平就领先于世界了。日本人均GDP水平已经高于美国，但是目前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都陷于停滞状态，而美国则被公认为是新经济与知识社会的策源地。丹尼尔·贝尔指出：在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文化已成为我们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作是制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通常是）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32］　　　
　　李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