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李敖:李敖自传与回忆录续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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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有一次，我在校门口向一位男老师敬礼，一边敬礼一边大喊老师早，男老师那天大概有什么毛病，忽然当面斥责了我，我大为伤心，回家大哭。五叔查出那男老师原来是他学生，跑去骂了他一顿。这件事我四十多年后还能记忆，我相信办教育的人对小孩子的态度，真不可不小心。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崔老师和「阴丹士林」
二年级级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师，是个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远是一旧「阴丹士林」蓝布长袍，进教室后先不说话，而是拿出鸡毛撢子，清除讲台桌椅，他清除得很慢、很规律，包括每一条桌面下的边，都不放过，他清理过程一言不发，我们全班也一言不发，看着他天天大扫除。如今回想，此公大概有点洁癖。崔老师书教得不错，只是太严肃了。我记得他骂过我一次，说：「李敖你出去！」什么原因，全忘记了。崔老师的蓝布大褂儿，留给我对长袍最早的印象。北京的学生在早期，春秋总是穿蓝布大褂儿、夏天总是穿竹布大褂儿。竹布就是一种浅蓝色的布，天津叫做缸靠大褂儿。一九三０年左右，市面上新兴一种「阴丹士林」布，后来居上。于是大家就都穿「阴丹士林」大褂儿了，比过去的蓝布大褂儿，就好象牛仔裤的料子取代了其它蓝色料子一样。至于冬天，都穿棉袍。到了国民党的势力进入故都后，曾对机关里的「长袍短褂」严加取缔，甚至到了「撤差严惩」的地步，但是民间大家仍旧穿穿穿，国民党也没法子。
鬼迷
新鲜胡同小学因是古宅老屋，颇多鬼怪传说。我只有一次奇遇。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志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nightmare）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洋车与洋车夫
崔老师不久得肺病死去，来了一位女老师代他。全班恢复了活泼气氛。图画课上，我总是画汽车，女老师很欣赏我画的汽车。我对汽车的印象是在太原建立的，那时很少小朋友像我这样「现代化」过，他们要画，大都画洋车（ricksa）。洋车据我考证，起源于十九世纪法国（所谓the old French brouette），自日本传来，北京人叫它「东洋车」，后来简称洋车，天津人叫它「胶皮」（一开始没有打气的车胎，只是以硬胶皮卡在车圈上），上海人叫它「黄包车」。它是马车与三轮车之间的交通工具，靠人力来拉，是最能显出北京文化的一个特色。北京拉洋车的，都很有教养。大一点的胡同口，都有一批拉洋车的，聚在一块等客拉，可是绝没有地盘之争。喊车的若是生客人，说明要去的地方，他们算算有多远，开出价钱，谁认为合适谁拉。喊车的若是某一位拉车的熟客，绝没人去跟他争，谁的老主顾谁拉。拉车的在路挤的时候，嘴里不停的说「借光，借光」、说「您让一步」、说「靠边啊！往里，您哪！」都看出他们的教养。他们有时要小费，也出之以客气委婉，比如讲好八块钱，拉到目的地后，他们也许会说：「先生，您瞧，三伏天，这天儿多热，真跟下火似的，浑身全湿啦！多花您两个吧，多吃您个窝头。」他们从不恶形恶状的。老舍有「骆驼祥子」写这一阶层的中国人民，是最动人的一部。
音乐老师
三年级起到校本部上课，开始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音乐课有音乐教室，一个是开始学日文。音乐教室主持人是杨老师，是这小学的资深老师，前额又秃又大，人很精神。按起风琴来，更精神十足。学校太穷，买不起钢琴，风琴也别有情调。我们学的第一个歌是「飞」，歌词是「飞飞飞蝶飞飞飞，飞到鸳鸯天芳草地，飞飞飞蝶飞飞飞」一共三句。也学过刘复（半农）赵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风」…
好大的西北风啊，飞到一座树林里。
牠叫树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牠对树林大声说：现在已经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劲儿，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这首歌，唱得热气在寒冬里直冒烟，非常有劲儿。
炉子与摇煤球的
在唱「好大的西北风」的季节里，教室里冻得要命，只好一教室一个火炉，但是学校只供应火炉，燃料是供应不起的。燃料由全班同学每人每天带煤来。生火是由全班最早到的同学负责。一般北京人的炉子，有两种，一种是烧煤块的，用于洋炉子，冬天取暖用，上面也可烧开水之类；一种是烧煤球的，用于土炉子，四季皆用，可以做饭、取暖。这种炉子，生火时候，要在院子里，早晨零下几度，在院子里生火，左生不着、右生不着，两手就冻成红萝卜，要跺着脚，放在嘴边用热气哈个不停才成。用这种炉子，在续煤的时候，可不能偷懒，若是续上煤球，偷懒不端到屋外，或还冒着蓝火苗就给请了进来，大家就有煤气中毒的危险，用北京话，这叫「煤熏着了」，被害人轻则到院子里吃西北风透气，灌酸菜汤；重则一命呜呼。这种炉子用的煤球燃料，是煤沫子、碎煤、加上有胶质的黄土摇出来的，就像摇元宵一样。摇煤球的工人，外号「煤黑子」，他们摇煤球的时候，先做好两三坪面积的煤糊，然后再用铁铲子切，横切成一寸多宽的距离，这面切完后，再掉换方向，还是横着切，这样切完，便成了小方格子，然后放在筛子里去摇。摇的时候，先放一个花盆在下面，再把筛子放在花盆上。摇煤的便蹲在地上，用胳臂左右交互摇将起来。筛子下的花盆好象一个轴，一边摇还要一边注意将黏在一起的散开，又得随时洒些煤沫子，摇到后来筛子里的小方块渐渐摇滚成了黑乒乓球，晒干以后，就可用了。煤球普通一大担一百斤，前后各五十斤，小担五十斤，前后各二十五斤，大部份用户都三五百斤的买，或找摇煤球的到自己家里来摇，穷苦的人家也有一次买五十斤的。再穷苦的人家就无所谓买多少斤了，而变成了「捡煤核儿的」。所谓煤核儿，是不论烧煤块或煤球，都会在拢火后留下残渣，残渣丢到垃圾堆里，捡煤核儿的便去废物利用了。他们遇到一块煤，认为中有文章，便用家伙，敲打一阵，把炉灰敲掉，如果中间有点还没烧完的黑心，便放进小竹筐里，这样子积少成多，也够自己家里烧个一天半天的。因为有这点剩余价值，所以在垃圾堆上，常常看到穿著又脏又破小棉袄棉裤的小孩子，缩着脖儿，冻得流出两行青鼻涕，在翻腾垃圾堆。当然这些小孩子是没钱念书的。
日本顾问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台湾、在东北，都从小学一年级起有日文课；在华北，则从小学三年级起。当时每个小学都有一名日本顾问，新鲜胡同小学日本顾问叫「施掘」（？），我们给他外号，叫「屎橛」。这个日本人态度还友善，写了一手好毛笔字，经常写出来，做为每周重点。我记得他写过「姿式」两字，贴在布告栏上，要大家注意「姿式」。教我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师，我那时恨日本侵略中国，不喜欢学日文，成绩很坏。成绩单拿回家，爸爸说：「恨日本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一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于是我开始发愤，最后考了一百分。爸爸告诉我一个故事，说顾维钧在外国学国际政治的时候，学校排出课程表，有一门是矿物学，而且要必修。顾维钧跑去问教务长，问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说没错，顾维钧说我们学矿物学多没用多枯燥？教务长说：「你面对一门又没用又枯燥的学科，去把它用耐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这真是一个好故事。
咬奶头
被日本顾问整天顾问的中国校长是弭敬瑭，这名字比照五代时候的石敬瑭来，倒颇有汉奸味。他长得老老的，很和气。每次集会，就讲「咬奶头故事」，故事说一个小孩在他的同学那里，偷到一册课本，带回去给他母亲看。她非但不打他、不骂他，反倒称赞他。第二次他偷到一件披肩，带给母亲，母亲更是称赞他。因此这小孩成人后，进而偷更值钱的东西。后来他在行窃时候，被人捉住了，反绑双手，带到刑场上去。他母亲在人群中跟着，伤心得搥胸痛哭。在这时候，这儿子说：「我愿在死前能够再吃一次母亲的奶。」于是这母亲就把奶给他吃，他却把奶头给咬了下来。他母亲骂他不孝。他回答说：「唉！在我初次偷了那册课本带给你的时候，如果你痛打我一顿，那我也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了。」弭校长这个故事，后来我查出是来自「伊索寓言」的，只是「伊索寓言」咬的是母亲耳朵，不是奶头。
詹永傑
我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抗战胜利了。在沦陷区生活八年的遗民，自然渴望重光的一切，我们这些做小学生的，也不例外。这时候，一个最优秀的小学生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詹永傑。詹永傑长得极好，圆圆的脸、红红的脸蛋、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突然脱颖而出，在四年级的班上，风靡了我们。原来詹永傑知道最多的八年来被封锁的一切，他会背「国父遗嘱」、他会读「三民主义」、他会唱「中华民国国歌」，他也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他把他的名字改成了詹永「杰」，说外交部长是王世杰，不是王世傑，所以他要以杰随之。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甚至发动同学，一齐抵制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凤鸣欺负我们，动辄动拳头，我们「抗齐八学期」，如今要随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我因在二年级时被齐凤鸣动过拳，久思报复，今逢詹永傑发难，自然首先响应，于是群起而斗齐凤鸣，齐凤鸣见人多势众，气为之沮，级任老师鲁小姐事后责备我，说：「没想到你那么凶！」其实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凶的人，詹永杰启发之功，实不可没。詹永傑家里有不少杂书，常跟我交换看，使我在读物的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