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7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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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夫工：计由内地所募豫皖冀鲁等工二千五百余人，辽东等地之本地夫三千余人，合约五、六千人。（工资以工方针算，每方一六OO文，约合湘平银五钱之谱）
（四）筑捻坝：为防山水下流，特于东南北三面挑筑拦水坝敷道，并于东南对面沟一带开漕引河一条，借使山水引流入海，而免向澳中汇注。
（五）定大小：关于船澳的大小同题，曾经一度发生争议。保龄等初拟工程费为三十四万八千两之多，俟以北洋无巨款可筹，经费拮据。鸿章乃饬刘含芳及袁保龄等再议，将“如何节缩收小变通办法”，通盘筹议具覆。于是刘含芳乃提出一个“九十丈方池”之说，主强将澳身缩小，改为九十丈宽，九十丈长，可容两铁舰之回旋，则节省在十万以外。袁保龄也力赞其议。惟海军方面却坚持异议，认为面积过小，尤其是英籍海军总查琅威理（W．M．Lang）反对尤烈。虽然“反复译问”，琅氏依旧“不甚谓然”。经过数度磋商，最后琅氏方才勉强同意。惟经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建议，宽度不变长度却增加三十丈。观保龄致津海关道周馥一函所言，即知彼等意见歧异之所在：坝澳全单三十四万，不独传相踌躇，即龄亦何当不踌躇？踌躇一月而后发动，至于今尚踌躇未已也。总之，北洋财力止有此数，况此单以外，工作尚多且广？又岂可不谋定后动！两日筹思，别无良策，……惟有香兄所示九十方池之说，深得我心之所同然。昨日与琅威理、丁雨亭会商，琅将开口便说须将南北两山脚为限，可谓大言炎炎，亦是西人常态。反复辩论，渐觉点头。雨亭则谓九十丈宽，一百二十丈长必可敷用。平情而论，琅威理之说自然较有远见。盖以国防建设乃为百年之大计，决不能为节省区区小费而纯为一时着想。但保龄也有他的难处，他以为“通筹全局，以财力盈缩为断”。旅顺工程“在踏实不在宏涸”，“果如鄙言，百余万亦可粗成一格，三年或可有成。”他也知道节费省工决难完全无弊。可是他却辩称：“际此事艰帑绌，又岂能如西人所修船澳，动以数千百万为言？”由是观之，保龄之举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决非目光短浅者可比。
（六）船坞位置的选定：关于船坞的位置，按照袁保龄的原来计划，本在新筑大坝之东二六O丈处之水师营旧坞。俟以用费太多，鸿章乃于光绪八年十二月饬令津海关道周馥改估，并会同美国水师官某定议移建船坞处于水师营旧官厅之东两山之凹，视老水师营废船坞西移数十丈。将澳工缩短为九十丈方池，以供铁舰回旋停泊之地。其北则为船坞可以修理，其西则为船路（宽五十丈，长九十丈），共计改估澳工须银二十五万四千余两，视原估省土八万三千余方，省费不及七万。可是这次的修改计划并未成为定局。后经英人琅威理的勘查，亦未成为决策。光绪十一年德国副将哲宁又曾在其“保守旅顺海防条陈”之内，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主张在白玉山後后造船厂。其地宽敞平坦，四面均有高山围护，的确较诸琅威理等所定澳坞地势为佳。惟以所费不止三倍，巨款无着，自然无法照办。最后始决定仍就澳工南北，考求山外抛物险所不及之处，择地先行修建船坞一座，以期铁舰来华有所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船池与船坞的工程虽然大力准备，可是它的进行却很不顺利。
（一）因拦潮大坝不固，时常蛰陷漏水，直至光绪九年十月的 危机****过去之后；才算化险为夷。然为长久之计，尚必须于其东筑石备坝一条，方可保其无处。
（二）因中法战争时期，海防紧迫。为了加 强旅顺的防卫，保龄乃决定“急炮台而后船坞”，并且获得李鸿章的首肯。”
（三）因船澳除北面近底二三尺稍见黄土外，其余澳东，澳南各处几乎全系黑色稀淤。虽然挑成六收大坦坡，依然常有软泥塌陷。故就全局形势而霄，若不修石岸，任其自然，一则收坡太坦，船难靠岸，工作俱多不便。一则潮汐冲刷，坦坡必坍，数年后不免于浅。起初拟将船池四面石岸工程全用条石块石分层间做法，收坡一分，内外取其陡直，便于靠船。船路两旁拟用块石大坦坡做法，取其易杀湖势， 兼减稀土膨胀之力。凡根脚皆难用塞门德土（水泥）作托，其最稀软之澳南六七丈则添用松竿下椿。可是实际情形却并不若保龄等设想的那么简单。尽以旅顺东澳本系大海潮汐灌注之区，蛎壳稀淤，层遁间积，本色黄土不过百之一二。每遇阴雨之际，澳内稀淤日益外增，黄土虽有三丈，难敌数十丈稀于之力。因之已砌泊岸，经常随着坍土下卸，欹侧倾斜，石工尽坏，旷日靡帑，伤尽腼筋。最后不得已乃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推蔗德国工程师善威，（Mr．Samwer）赴旅作为工程局的帮办，希望能解决此一工程上的难题。可是善威非但未能解决旧的同题，反而制造了许多新的问题，实非意料之所及。
善威至旅以后所发生的重要同题：（一）是船坞的用砖或用石的争议。善威疑仿德国最大军港溪耳（Seaport Kiel）船坞的做法，一律用砖作面。中国方面颇表反对，（1）以就常识而论，石多较砖坚固，用砖当然不如用石。不懂中国人有此看法，即英、法等国的专家也无不有相同的意见。（2）认为德国出石较少，故石贵而砖省，而中国方面则与德国相反，不可一概而论。（3）以从前关平方面曾仿西德窑式，但因地质土性不同，成砖并不坚固，新盘（旅顺地名）窑式果能成砖与否， 尚难确定。百方争论，善威却仍坚持如故。保龄虽感其人“食古不化”，惟以彼既身为旅顺工程局帮办，一切船澳船坞工程均由其设计主持，华人仅负土方之工，对于他的意见也不能不多予考虑。一面报告鸿章，请求电托中国驻德公使馆打听溪耳港用砖情形，并将有关溪耳 建港资料译成中文以备参考。一面于新盘设立大小窑厂两座，并将关平所出的缸砖与善威所烧的泥砖（洋砖）比较。因之宕延了很久的时间不能解决。
二是工程费的问题。根据善威的初步估计，旅顺澳坞泊岸闸坝厂库各工费用为一百三十万两。后经鸿章节令保龄等人切实考究，渐次骄减，至十一年十二月间，善威始允减至一百廿五万五千二百两。保龄以为“大抵西人性情，工程必求极稳，器物必求极精，欧洲各国彼此争胜，久成风俗。……尽其习尚使然，非必有因以为利之心也”。可是“旅顺工大费矩事难，稽之成法，无可比例。固不敢专效西人一味铺张，亦不敢遇事拘泥，终鲜成效。计惟有宽筹慎用，步步稳进之一法，或可无大蹉跌”。
三是完工日期的问题，自光绪十二年二月间，鸿章即曾面饬保龄，向善威考询明确，万不准迟误三年告成之限。保龄奉论之后，遂即照饬善威，以何时应做何工？何日可以告成？并命彼通盘筹计逐项开具清单，以凭核明转禀。可是善威却一再藉故推托，直至是年六月间尚沓无下文。虽经保龄屡次派员催促，并条开函问，但均若投石于海。因之遂使保龄封于善威的能力不能不加以置疑。早在光绪十一年四月间，他即看出“善威为人心细气 平，好学深思，于工程读书颇有考较。然于此等澳坞巨工，亦未之经办”。且其“所拟各法大抵得自成书，乃以凭揣之词。且统计各工，估费无论何项做法，总在百万元以外。即使请定专款，亦未可轻率举办。”及光绪十二年七月他更进一步地向鸿章报告，指出：“善威之为人，才具太短，极琐碎细事亦复不了，更无论大者远者。即如船坞全工之图，估时近一年，严催婉促，终未交呈。近与商定购买机器合同、顾畏极多，言语反复无定，多不能自全其说。微窥其际，于机器甚属外行，故欲随事向各厂耍圃以自掩。……其才止可参酌谋议，万不能猖立任此矩工。”这种意见不仅保龄一人怀有，即津海关道周馥也有同样的观感，“颇疑善（威）一人未能了”。
四是订购机器的纠纷，善威来华以后，以为旅顺船坞各工需用机器甚多。于是乃于光绪十一年十月要求亲赴外洋带银采购。但当保龄以此事与其蔗主德 璀琳（G．Detring）筹议时，德璀琳却不同意。他认为“派人往购不如专托洋行”。接着他并推蔗上海英国怡和洋行（Messrs Jardine Matheson&；amp；．Co．）行商宓克（A．Michie）承揽。十一月间怡和行，方面由宓克貌赴天津嵩僵，一方面特派代表满德（Mr．H．Mendi）到旅接洽。然后由于双方的意见发生很大的距离，往返交涉，颇费时日。次年（光绪十二年）六月，中国又曾请上海耶松英商尉霞赴旅，将所用机器核实勘估。而法国银行也早于是年三月同派遣监工特温内（按即德威尼Mr．Thevenet）吉沙尔（Mr。Guichard）前往津旅活动。于是德、英、法三国人士之间遂为包揽旅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终以袁保龄及周馥对于德璀琳及善威的不满，乃于光绪十二年九月间采取联合行动。“竭二十余尽夜之力、视旧稿省帑十七万。”始将旅顺船坞工程从德人手中收回，交由法人包办。然保龄亦因此中风病例，并于光绪十五年七月去世，时年四十八岁。保龄致病的原因固由旅工的长期劳顿，但与德璀琳的横加干扰亦有很大的关系。在他病后曾致害于人谈及此事云：“税务司德璀琳者，性最贪狡，百计干预。旅役蔗德人善威为监工，两年无尺寸效，优以华官掣肘为辞，荧惑长官之听。保龄再三争之不可得，无日不呕气，此病根所由来也。”其所遭遇的困难与烦恼可以想见。至于其对旅工的贡献则有口皆碑，决不容否认。李鸿章于其请 片内云：“旅顺口工程防务，该员出力最多，其功实未可泯。”实可谓为持平之论。
（2）法人包办时期（1887－1890）
中法旅工合同于光绪十二年九月廿二日（一八八六、一一、七）在天津签字。中国方面的代表为津海关道周馥（因袁保龄此时瘫痪巳无法出席），法国的代表为法国辛迪加（French Syndicate）的总工程师德威尼（M．Thevenet）。接着周氏并于廿四日偕同德威尼等乘坐利源轮前往旅顺办理移交，而德国工程师善威（Mr。Samwer）等也于不久之后辞退。至此，袁保龄所经办的工程才算告一段落。中法战争虽于一年之前结束，但越南的通商及划界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此时中国竟然将其巨大的国防要工从一向对之友好的德国人之手收回，而交予不久以前尚为其敌国的法人办理，因之颇有人暗中怀疑，认为在中法之同可能舍有某种政治协议，其实并无其事。由上所迹，可知最初中国对于船坞工程完全信赖善威。诚如袁保龄所说：“旅顺工巨费繁，一切做法悉由洋人善威拟议。”惟以购料的纠纷，用砖用石的问题，一直议论未决。而善威对于完工的期限又迟迟不愿答复，再加以德璀琳的从中干扰，遂使袁保龄不得不采取行动，前往天津求助于周馥。经周、袁二人说服鸿章后，方由周馥召集洋商举行投标。结果，有的投标一百三十一万，但是没有担保；有的愿意承担此项工程，却不愿提出工程费的总数，以及完工的日期，同时也不愿在完工以后予以担保。只有法国公司不仅开价最低，而且愿意担保，可见其得标并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