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5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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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广袤的朔漠静寂如磐，残月如钩，干冷干冷，奔袭千里的骑士和骏马已汗湿全身，直透重铠，人和马呼出的热气转眼凝成霜花飘落在马头人面泛出片片银白，旌旗半卷犹散发着烽烟气息，将士们警觉的眼睛和矛戈在曙色熹微中光点闪闪。跨坐在西域汗血马上的霍去病面容沉毅……现在，只要大将军扬眉剑出鞘，这渊停岳峙严阵以待的数万铁骑就会如怒海惊涛长驱千里势不可当……
第348章宋襄公与孙武
宋襄公与孙武子，都是中国军事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典型，则在于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战争价值取向，前者是礼乐仁义至上论者，后者是唯利是趋决定论者。
然而，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于
是乎，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让后世讥笑了数千年，甚至被斥之为“蠢猪式的仁义”。而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子，则因其五战入郢大破楚军的业绩，加上撰著《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功勋而被尊奉为“兵圣”，扬名千秋，光彩照人。
不过，从更深的层次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那位倒霉的宋襄公并不是一无可取，而风光千年的孙武子也不是毫无瑕疵。
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而是他努力保持君子尊严的举动，恪守战争当受道德规则约束的选择。体现“军礼”文化要求的《司马法》强调，用兵应该“正而不诈”，即必须做到“成列而鼓，不相诈”，“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战争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作为深受“礼乐”文明熏陶的宋襄公，无疑要在战争指导上反映“军礼”传统的诉求，表示出泱泱君子之风。只可惜他的军队太弱小，一旦与强大的楚军进行堂堂之阵的交锋，处于下风乃至惨败在所难免。
至于孙子，则没有过多的传统包袱，他的作战指导原则更合乎春秋时期争霸兼并战争的一般规律，与时代的需要同步，所谓“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在他看来，战争中不允许有任何温情，只要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正当途径，“堕其城，毁其国”是应有做法，“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是可行举措。虽然他也说“全胜”、“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只不过是理想境界的虚拟，是口号罢了，他的真实意图始终立足于“以正合，以奇胜”，“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春秋战国乃至整个古代历史演变进程，证明了孙子兵学实用理性的胜利和宋襄公标榜“礼乐仁义”的失败。然而，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不可单凭成败论英雄。宋襄公虽然败得很惨，很没面子，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道德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可以弃若敝屣。事实也正是如此。儒家提倡义战、墨家主张非攻，都是古“军礼”原则在新条件下的反映，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化，道德因素对战争行动的规范意义越来越显突出，绝对战争也逐渐在向可控性战争过渡。这其实是对宋襄公“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做法的否定之否定。当然这一切是必须建立在自己拥有必胜的实力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而不能像宋襄公那样一厢情愿、自以为是。
孙子的兵学理论固然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也符合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但是他提倡“兵以诈立”，将“兵不厌诈”奉行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白起长平坑降卒四十万，项羽新安杀俘虏二十万，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孙子那种只求目的不讲手段的战争效益观的逻辑结果。这个责任固然不应由孙子来承担，但是君子之风日去、小人之气竞长，“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乃是不争的事实。孙子若地下有知，也会感到不安。
所以，后世的兵家为了发扬宋襄公和孙武子思想的各自长处，同时克服两人思想的各自不足，遂提倡兵儒合流，即既强调仁义道德对军事活动的规范意义，又肯定兵者诡道、出奇制胜对战争成败的保证决定作用，从而使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能够沿着比较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和成熟。
从这层意义上讲，将宋襄公一概骂倒，将孙武子无保留推崇，诚不足取
第349章湘军统帅曾国藩
蒋介石常说，他“平生只服膺曾文正公”。
大家都知道，这位出身于上海青帮的大独裁者并非读书种子，他的案头和床头却摆放着两部必读书（相当于两门必修课）：一部是《圣经》，他与宋美龄结缡后，即正式接受教会洗礼，成为基督徒，为了取悦年轻貌美精明贤淑的夫人，他平日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看《圣经》中的教条，无非鼻子里插根葱——装象；另一部便是《曾文正公全集》，对此书，他才真可谓情有独钟，反反复复精读了数十年，感悟多多，可惜他疏于动笔，终于没能留下明心见性的“高见”。
无独有偶，平生服
膺曾国藩的，远不止蒋介石一人，蒋的死对头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
及。他在1917年的读书笔记中坦承：“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评说道：“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很多方面都留下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阶级最后一尊政治偶像。”但毛泽东与蒋介石毕竟有所不同，对于曾氏他只在青年时代佩服了一阵子，中途即改变主意，转而欣赏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洪秀全去了。至今，某些铆足了发条的公仆，因为“体质”较弱，受不住“厚黑学”这四川李家店“狗肉火锅”的恶补，便权且将白话本的《挺经》和《曾国藩家书家训》视为“官箴”，从中吸取教益。公务之余，酒色之暇，他们总要抽空瞟上几眼，心里才踏实。天分较高的选手往往能悟出言外之义，通了灵犀，开了天目，参透了几式几招，官儿便越做越大。
一、众说纷纭曾文正公
曾国藩一如苏东坡当年，自诩有禅家“八风吹不动”的定力，却犹如百变金刚，生前死后，扮演的正反角色何其驳杂：“中兴名臣”、“血诚儒者”、“百代之师”、“天地之完人”、“走狗”、“汉奸”、“理学家”、“卖国贼”、“卫道士”、“伪君子”、“刽子手”和“厚黑教教父”。曾国藩以其出色的演技全面胜任，若涉足当今影视圈，去国外各大电影节捧回几尊“最佳男主角”金奖，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可以惊奇的。按理说，后世史家要对前人盖棺论定，一百多年时间已基本够用了，然而，关于
曾国藩，却仍是个“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语）的各执一端、相持不下的局面。曾国藩或为圣，或为魔，或被捧入青云，或被挤落枯井，荣辱都似鬼上身。像他这样身价暴涨暴跌，又暴跌暴涨的重量级人物，你掰掰手指，总共能数出几个来？历史的“大盘”潜藏着许多变数，我们勉强看得清楚，惟独这支忽而狂飙，忽而猛泻，又忽而疯涨的“股票”，让人看得眼也花了，心也烦了，不知该拿它如何处置。曾国藩备受后人非议，除了他用程朱理学将自己捆得像粽子似的，有自虐狂倾向之外，主要在于此公特别喜欢用“强力漂白剂”（纲常名理）给人洗脑，因此招惹自由主义者的厌憎；还有一条如影随形的罪状，那就是他甘心充当清王朝的刽子手，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残杀百万同胞，弄得尸如山积，血如海流。有人义形于色地质问，清王朝究竟有什么好？它眼看就要断气，就让它早点断气吧，别人都把“药箱子”盖上了，耷拉着脑袋，退到一旁，曾国藩却硬要充当妙手回春的“神医”，偏要强行出头，练成一支湘军劲旅，拼尽全力为身患“尿毒症”，已奄奄一息的封建王朝做“换肾手术”。奇就奇在他居然起死回生，将命若游丝的清王朝从冥河边抢救过来，使它多活了好几十年光景。你说曾国藩多事不多事？坏菜不坏菜？ 假如你是球迷，我还可以换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曾国藩是满清“湖南足球队”队长，他带着一大群湖湘子弟，经过艰苦卓绝的拼搏，最终以“点球”淘汰了太平天国“广东广西足球联队”。你愤愤不平地说，这是反动势力扑灭了进步势力，真是这样子吗？我们可得把眼睛擦得更亮些去看。
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会”，虽巧借基督教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说，用“天父”、“天兄”、“圣神风”的名目与之一一对应，却带有明显的中国封建迷信色彩，与正宗的基督教风马牛不相及。你瞧，烧炭工出身的东王杨秀清哪像什么侠骨仁心的革命家？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滑稽神汉。他动不动就让天父附体，闹腾得乌烟瘴气。西方基督教会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对太平天国公然篡改《圣经》，败坏耶稣基督的光辉形象感到极为愤怒。这说明，洪秀全大胆使用西方文明世界的上帝冠名，并未得到合法授权，算不得拿来主义，只能算是偷来主义。村学究洪秀全好歹也算半个知识分子吧，只因考了四次府试连个普通的秀才资格都考不中，便对中华五千年传统文明恨之入骨。“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太平军谣》），秦始皇喜欢烧书，希特勒也喜欢烧书，独夫民贼个个都喜欢烧书，直烧得烈焰冲天，谁说过他们烧得对？历史早已证明，斯文扫地的政权从来都离“进步”二字甚远。邹容在《革命军&；#183；革命之教育》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太平天国究竟是野蛮之革命，还是文明之革命？我们不妨睁大眼睛看看其所作所为。
洪秀全本名“火秀”，后改名“秀全”，即取“我乃人王”之意，哪里是要为天下人争什么万太平？而是要做惟我独尊的君主。他恨知识，自然也恨知识分子，在他麾下，很少有读书人能一展平生所学。潘旭澜先生在《太平杂说&；#183；文化的悲哀》中写道：“读太平军史料，有个现象引人注意：有文化的人很少参加，极少数参加的，几乎没有贯穿始终者。”为何如此呢？一方面，是因为洪秀全“武大郎开店”，容不得他人处处强过自己，尤其是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