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民国史之戏说张作霖-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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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党人和进步党人的头面人物汤化龙就是湖北浠水人，这个汤化龙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可和张謇齐名，在20世纪的头二十年为了国家多方奔走，留下了赫赫的名声。辛亥革命更是湖北一时成为全国的风云省份，也使一个保守的军人黎元洪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且一度成为第三个总统。自从南北分裂出现一来，湖北很快落入了北洋派的手中，成为了北方进攻南方的前沿基地和根据地。中国近代多年以来，各省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难以根除，虽然袁世凯把持了中央政权，但是在他的治下，地方省议会一直要求有自治权，各省议会都是由地方的改良派所把持。随着护国运动的结束、段祺瑞的失败，以地方势力为中心，进步党一系开始了巨大的变革。
进步党本来在中央国会中与国民党的实力不相上下，但是自从安福国会以来，进步党的主流势力也受到了重大的压抑。在领袖人物上，进步党的理论家梁启超开始渐渐的脱离政治，埋头国学，进步党一时群龙无首，不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理论阐述上都陷入了低潮之中。唯一还能发出的声音就是主要由进步党系名流组成的和平期成会还在发出微弱的但却代表了国人心声的和平呼声。尽管进步党在中央失势，但是在地方上进步党的庞大势力仍然存在年以来，我在东北联合东北的与进步党系或与进步党系密切联系，成立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的民国党，首次抛开中央政权，以地方为重心开始重新整合改良派的政治势力，渐渐的以民国党为中心，改良派在关外得到了一块可靠的根据地，开始建立有效的政府并实施改良派的政策主张。
民国党起初虽然也是改良派的一个派系，但是他的政治主张显然已经与进步党的改良主张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进步党本有改良派的各政党联合而成，虽然内部派系林立，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政治主张却高度的一致。该党于民国2年5月29日组成，他的政纲被宣布为：（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很显然，此时的改良派虽然认识到了自由民主概念，但是传统思想影响下的国家主义理念仍然有强大的惯性，国家主义的本意是通过国家的强权维持民族的自立和公共秩序，为改良的实行提供条件。这个理论表面上一看似乎很好，但是实际中每每被**势力所利用，从袁世凯到段祺瑞，虽然改良派支持他们建立强权国家，但是他们都是把改良派当作工具，最后不但国家南北分裂、内战不断，而且军阀门利用军事强权屡屡侵犯改良派的政治经济利益，把他们的政治要求置之不顾，用得着就招徕，不用了又踢去。大概也是因为如此，进步党的理论家梁启超最后实际上退出了政坛。
在建立民国党的时候，我就吸取了以往的政治教训，在党纲中明确的把过去颠倒的自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再次颠倒过来，民国当首先争民权，然后才是争国权，因为用我的话说，“国权只有掌握在民众的手中才是可靠的，倘若没有民权、国家不属于民众，即使一时争回了国权也难保长久，这种例子近百年来可谓数不胜数。”正是认识到了军阀在激烈的混战中为了私人利益不惜内侵民权、外辱国权恶劣现象，民国党才不主张短期内武力急统，而转而主张各省自治、和平相处。与此同时民国党主张军人不干政，这正是要消除军阀对政治的影响。因此自同盟成立以来，不但改革了军队的组织、编制、人员的招募，也严格限制军人涉足政治领域，甚至连军人对政治公开发表意见都是到军规的限制。经过数年的经营，如今的国民军已经成为同盟有产平民组成、用同盟政府控制给养和权力一支政府军队。可以说，如今就算你的影响再大，由有家有业的军人组成的军队也不可能成为你的私军。
在五四风潮中，借着关内进步党名流访问关外之际，民国上下全力活动，终于说服了和平期成会诸君，不但使他们同意加入了民国党，也使得民国党的新改良主张开始获得了整个改良派上层的认可。此后，民国党开始整合整个进步党的遗产，当这些民国党新进大员返回关内的时候，他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各省发展民国党的组织和势力。根据民国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民国党在短期内都避免和各省的军阀当权派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是采取合法活动的方针，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民国党的新式改良主张，而各省的民国党的活动大都以省议会为中心展开。正因为这个方针，即使在湖北这个军阀横行的省份，民国党也没有轻易打出驱王的旗号，而是全力同王占元周旋，而把这些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国民党和新兴的劳动党。
第七十三章 应对部署
然而，王占元是无可救药的，他在湖北占地为王，几乎每天都想想着怎么向各界勒索，整个湖北军界在他的影响和默许下敛财成风，也正因为这样，军队的军饷克扣严重，自1921年发生由于克扣军饷而导致的军队叛变以来，由下层军官领导的哗变事件两年来屡见不鲜，军队下层怨声载道。王占元的敛财行动也使得长江流域的东西交通大受影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此严重不满。对于省议会，王占元一方面要利用她来粉饰民主，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议会和议员的政治行动，因此王占元不喜欢激进的政治势力是显而易见的，暂时隐藏了真实意图的湖北民国党正是利用这个机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汤化龙虽然在1918年去世了，但是它的左膀右臂还在，这些人就是夏寿康和张国淦。虽然进步党的大老黎元洪还活着，但是很显然有他出面是十分不合适的。
熊希龄本人就是湖南人，自古湖南湖北就异常亲近，何况熊希龄与这两人本就是多年的好友。在我的授意下，几番书信往来，这两人就于1920年5月同意加入民国党并出面组织湖北民国党部。我想在这一过程中，我在北京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获得了难以估价得好名声，这也为民国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象湖北、四川这样的重要省份改良派都是在观望一年多后，由于北京战争的巨大影响而加入民国党组织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夏寿康为首的民国党组织都十分的收敛，虽然湖北各界强烈的反对王占元，民国党也对王占元进行了批评，但是这种痒痒的动作在湖北各界激烈的言词中就像的温和多了，因此王占元一时对民国党似乎十分的满意。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民国党终于在21年底成为了湖北议会中最大的党派，在这个时候，王占元已经成为湖北各界的“公敌”了，连英国人也对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我的同意后，羽翼渐丰的民国当终于露出了他的狰狞的面目，当然这些说起来都是那么的冠冕堂皇，是为了争“天赋人权”。民国党先是在议会中突然加大了对王占元的说三道四的力度，在获得了一些影响后，联合议会中的其他派别针对王占元的横征暴敛通过了要求湖北政府改革税制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但要求明确税制，而且规定要求政府的征税案必须要获得省议会的通过。王占元在获悉后，气了个半死。当然，他是绝对不可能执行这个议案的，但是民国党打到了他的目的，虽然有点晚，但是她毕竟“深孚众望”，此后，民国党迅速的控制了湖北议会60％的席位，成为湖北不可动摇的第一大党。
湖北纷纷嚷嚷，各方吵得无非就是一个例子，而税案就成为焦点。王占元虽然不执行税案，但是民国党并不主张这样放过他。议会一方面对王占元不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业继续联络社会各界，进一步动员社会并商讨进一步得行动年下半年开始首先在湖北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抗捐抗税运动，和以往的事件不一样，在民国党的运作下，很多地方的地方绅士也加入了此次运动之中，这也是王占元不感采取的全面的镇压行动，而只能有选择的采取行动，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很多地方的士兵拒绝向群众执行军事行动的命令，可以说不断发生的军队哗变行动显然已经影响了王占元对军队的控制，特别是下层军官对他的不满十分明显，因此实际指挥的他们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导致了抗税行动越闹越大。
月11日，辛亥革命日，已经被王占元逼得快要破产的湖北工商业界参加了由激进的青年学生发起了公开的要求王占元下台、制定宪法、废督裁军在武昌总督府前游行活动，这下子王占元火了，他命令他的卫队开枪。可是，王占元火了，已经快要破产的湖北各界也火了。此后，青年学生的街头演讲由于大受市民欢迎而屡禁不止。针对日益严重的形势，湖北党部做出了驱王决定，并且上报中央。我在给湖北的回电中，同意了他们的驱王决定，但是也要他们认真考虑驱王的方式，毕竟王占元掌握着武装到牙齿万军队，我想他们指出，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爆发湖北内战，必将血流成河。
然而，我也知道，只有人等形势，没有形势等人的。由于国民党和劳动党激进势力的运作，饱受了王占元残酷统治的湖北各界已经到了快要揭竿而起的地步。同时，由于湖北迁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地位，周边诸强已经蠢蠢欲动。李纯担心王占元倒台会使直系西方势力大为削弱，从而加大他在东线本已十分严重的军事压力月15日，李纯和吴佩孚发表联合通电，要求王占元“顺应民意”，而皖系则态度十分的暧昧。湖北民国党紧急策划说服主动下台的方案，但是一个星期的经济磋商，毫无结果，王占元反而向武汉三镇集结了1个师2个旅的部队，大有血洗武汉之意。这个方案从主观上来说可谓十分的好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开明的，王占元正好就是个死头脑。夹在群众和王占元中间的民国党此时必须做出决择，民国党最后选择了一条凶险但却唯一的道路，那就是同王占元决裂。
月21日，湖北议会当天匆匆的通过湖北宪法，宣布废督，但没有裁军，本来这些家伙想裁的，但是被我电令制止，这个时候树立更多的敌人显然不智。这个宪法实际上也就是宣布了王占元的督军地位已为非法，那么湖北的军队怎么样呢？当然根据通行的做法，议会宣布由民选省长夏寿康暂时指挥军队。当日，王占元调动军队包围了议会，军方和民众发生了武装对峙，在这个年代只要有钱购买武器是十分容易的，因此当那些士兵发现民众的手里也拿着武器时，倒是不免十分的惊讶。针对当日的形势，我向王占元发密电，严厉警告他不要危急议员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兄当记得云南唐继尧！”我暂时还指望王占元批准宪法，但是一旦他对议员做出过激行动，我如果再不出兵恐怕难以平息众怒。而一旦出兵就必然要联合皖系，而直系其他派别为了避免皖系揩油，必然也会加入，如此一来又会是三派同盟的局面，王占元不可能看不出来。
当日的对峙最后以王占元以“过激派”得势为由解散议会、驱散群众并造成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