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民国史之戏说张作霖-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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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利用空间载更多的飞机，并使船体同时作为飞机场使用，也就是要为飞机的起飞作战服务。参照英日的设计，在我的亲自“关怀下”特切尔等人不断修改设计。他们肯定了英国竞技神号的设计优点，那就是第一，全通式飞行甲板，当时的改造航母中多数飞行甲板分为两半，即舰首飞行甲板和舰桥后部飞行甲板，对飞行作业很不方便；第二，封闭型的舰首，这种舰首具有抗浪性，使飞行甲板强度更大；第三，岛式上层建筑置于右舷，环抱烟囱，这种设计相当的创造性受到了高度的好评，这不就是飞机场加旁边的机场建筑的微缩版吗，这种设计对指挥飞行和航行都十分方便，而且利用右侧舰桥，把烟囱环抱在内，既牢固又美观。
与此同时，为了达到设计目的，特切尔等人对甲板的设计加以修改，变成了全通式斜直两端式飞行甲板，如此就可同时进行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作业；加装（感谢风雪121）着舰阻拦及助降装置，以提高降落作业的效率；采用双层机库设计，同时加装起降设备，以使飞机进出机库。如此纯粹的机场式设计必然使这种舰只出了飞机的防御力极差，为了提高生存率，特切尔等人把舰体分为更多的水密舱；为舰体和甲板加装进可能厚的装甲；加装更强大的动力装置，以使舰只能够更快的航行；利用一切剩余空间装备必要的防御武器。
根据该方案，这种舰只的吨位将会达到36000吨的标准排水量，将会装备120架左右的各式飞机，航速可以达到节。（感谢龙明杨！）如此大的吨位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好在同盟在今年就已经建造出5万吨级的商船，其实造个舰体要容易得多，关键是其中的很多技术现在还没有掌握，连最关键的飞机还没有造出来，所有的飞机技术参数假定都是按照飞机的设计要求来估计的。尽管如此，当我看到如此完美的设计时，仍然不免飘飘然，脑中不免出现航母战斗群威风凛凛的控制海洋为中国杨威大洋的情景。
附：世界上最早的弹射器是由美国西奥多·埃利森海军上尉于1911年研制成功的。这种原始的弹射器由3条绳索和1块砝码组成，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埃利森又对这种原始的弹射器进行改进，研制成功压缩空气弹射器，于1912年11月12日进行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弹射起飞。
第七十一章 圈地运动
日本和俄国的撤军协议是在10月25日签订的，当日军终于开始撤离滨海地区后，我终于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说实话，一旦日军坚持不撤离，我甚至打算找借口发动一场战争，迫使日军撤离。使滨海地区回到俄国的控制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重建的俄太平洋舰队来牵制日本庞大的海军的力量，同时使日本北部国防门户打开。这滨海地区乃是争地，地处满洲海（同盟军方的秘密地图的称呼，日本称该海为日本海）北部心脏地带，俄国一旦重新占据该地，就会有力的威慑日本的安全，这样就能为日俄间打下一个不小的结，这个结能够有效的维持同盟俄国的关系，同时还能将日本的国防注意力能够有效的转移向这个日本传统的强大对手，缓解同盟的外部压力，争取更长的战争准备时间。
在十月份，四艘2900吨许褚级驱逐舰“许褚”号、“张辽”号、“太史慈”号、“夏侯敦”号正式编入第一舰队服役，这一级驱逐舰舰体牢固、空间充裕，但是配备的火力相比而言就难令海军方面满意了。对此海军方面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我对此的回答是，“先试用着再说，实在不行的话，就再到船厂里去改造！”对于四舰的服役，国内舆论界一片欢呼之声，因为中国已经不知有多少年自己没有造过军舰了。而国外的反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惊讶之声，特别是日本有些媒体甚至传出中国将会建造10艘此级舰只和建造更大吨位的舰只的论调，另一种声音就是对中国建造相当于轻型巡洋舰吨位的驱逐舰的不解。
此舰服役后，防务总署海军局调整了造舰计划，其余的8艘此级舰只将会在3年内在秦皇岛、上海、福州三个造船基地分批完成建造，其中秦皇岛2艘，其他3艘。因为大型护卫舰的设计研制已经完成，海军局还同时下达了护卫舰的建造计划，三地将在3年内分别建造4艘1500吨级护卫舰。而营口船厂，将在2年内再建造4艘U8“海狼”级潜艇，使训练潜艇编队达到8艘，以训练更多的兵员。而最大的船厂葫芦岛船厂将会明年年初开始建造2艘7000吨级大型巡洋舰，待试用后将再继续剩余四艘的建造。这样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同盟海军就将拥有新建的12艘护卫舰、12艘驱逐舰和6艘巡洋舰以及不定量的潜艇部队，初步建成一支总吨位达10万余吨的大型舰队。
中国大规模的造舰活动自然引起了日本的强烈关注，毕竟日本是以海军立国的，一个巨大的邻居的行动不能不引起它的注意。但是，中国的这些舰只和日本的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今年，日本避开华盛顿条约，批准建造两艘古鹰重型巡洋舰，该级舰的吨位超过万吨，我猜想日本大概还有更大吨位的重型巡洋舰计划。而且，日本本身就是海军强国，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统计，日本拥有10艘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总吨位在万吨，这些舰都是真正的海上巨无霸，几乎每一艘的吨位都在3万吨以上，其主炮口径都在350毫米以上，真要是进行舰对舰决战，我看我这些舰队还不够日本联合舰队磨牙的呢？
月份，宁夏马福祥终于答应在1923年举行议会选举。民国各省的议会在袁世凯时代就都已经产生，而宁夏作为后建的省份却一直以各种借口为由，没有召开省议会。当然，对于这一点，北京是不会管这些鸟事的，但是沈阳城里的议员们可就闲得慌了。他们不断要求宁夏尊重民众的要求尽快召开民选议会，他们之所有越来越热心大概是因为民国党在宁夏的影响越来越大的缘故。马福祥那个“不学无术”的儿子马鸿逵自进入奉天陆军大学学习两年后，也开始公开呼吁尽快召开省议会。
马福祥本人这两年从宁夏的经济发展中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磴口煤、阿拉善盐、黄河边上的粮食、宁夏草原上的羊毛让马福祥发家的同时，也是新建的宁夏产生以一批新兴的工商业群体，正是这个群体的纳税养活了装备精良的马家军，也是他们集资建造了正在施工的宁夏省铁路。而同盟议会的惯用伎俩就是那些法案，动不动就是威胁禁止向宁夏出口武器，或者就是要为与宁夏的贸易设置障碍，马福祥已经不胜其烦了，我知道他大概为了这是没少花银子，如今他也终于想一劳永逸了。
宁夏在中国经济史上再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席卷全国的“圈地运动”通常被认为是起源于宁夏。当宁夏初立的时候，地贫人少，但是宁夏有广阔的适合发展牧业的土地，而与此同时同盟的毛纺织业发展刺激了羊毛的需求，于是缺乏资金的宁夏政府就开始动用政权力量圈占牧场，大规模的发展养羊业，失去牧场和耕地的农牧民被政府强行迁移到黄河沿岸开垦耕地，后来又被送去磴口县和阿拉善县去当工人。由于想同盟的出口猛增，宁夏的财政迅速好转，同盟除了向宁夏出口各种工业品，也向宁夏军队出口日式的“所谓精良装备”。
北方黄河流域人口由于天灾**以及同盟各种政策和自然条件的吸引，从1919年开始就掀起了向北疆移民的浪潮，这种浪潮在鲁、直、豫三省最为猛烈。但是并不意味着在西部各省就没有，事实上，山西在四年中失去了80万人口，全省人口降至900万，陕西由于内战连连，损失的更为严重，他损失了150万，全省人口只剩下了不到850。特别是陕北高原，这里地近河套，但是自身土地贫瘠，在20年以后，大量的人口移向河套地区的肥沃土地，或者成为农民，或者进入工厂当工人。陕北高原原本就人口稀疏，经此事件更是人去屋空，导致陕北地租猛跌。
地主们对此叫苦不迭，农民本就没什么财产，想走就走，他们可是有家有业，被迫无奈之下，许多人也卖掉田产前往外地。但是也有很多人留在当地，他们兼并土地，把荒山和贫瘠的落荒的土地圈为牧场，做起了宁夏邻居们的的生意年陈树藩北来，他为了金钱更是鼓励此种行为，陈树藩的资金来源有三样，煤炭、石油加羊毛。这股圈地养羊之风，在22年的时候，在甘肃、山西的移牧地区也刮了起来，当然，同盟的养羊业虽然也在发展但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圈地行为，因为牧场在同盟的干预下早就有了各自的主人。
这些羊毛除了供应同盟和国内的毛织业外，在同盟商人的干预下还大量的出口国外，成为中国北方的一大出口产品。几年以来，黄土高原上大规模的农耕区大大的向南推移到了渭河、汾河一线，恢复到了战国时代的模样，那些光秃秃的山丘在主人们的特意关照下，几年来很多已经披上了绿装。因为这些牧场主们自然明白如果山上没草的话他们的羊就要饿死的道理，况且如此做其实很简单，只要不让羊去啃，一年后就会大有改观了，这些人自然懂得什么叫经济的方法。与此同时，中科院水利所的人员在河南境内测量的数据表明黄河泥沙量在这几年当中不断的减少，成为当时的一个轰动的科学话题，对此的研究催生了中国的环保观念。
华北平原上的直、鲁、豫三省的人口流失要比西北各省严重的多，直隶的人口在去年终于遏制了大幅衰减的态势，统计人口大约2450万，山东、河南人口则在继续减少，去年两省人口大约各3400万到3500之间。频繁的灾害、沉重的赋税和地租是人口大量北迁的主要原因，这些人口虽有不少前往内蒙三省，但是大部分都是迁往东三省，现在同盟登记人口已经达到了4780万之多，而日本的人口也就大概5700万左右。
毫无疑问，同盟最大的人口来源就是黄河下游的三个省，但是也有不少移民来自苏、皖两省的淮北地区。在南方最大的来源地是地多人少的福建，这些人以前大多是出走海外，现在北进也成了他们的选择之一，人多地少的四川也是一个不小的来源地，绥远省的不少移民就是来自四川省。
尽管同盟的人口增长率可能是全国最高的达到了每年但是每年也就是给同盟增加了50万左右的人口而已，因此，倘若没有关内人口的大量流入，东北的工商业发展就没有劳动力基础，同样农业也无法满足工商业发展的要求，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我在1919年通过带有强烈中国特点的国家授田制，历史上大汉帝国、大唐帝国的兴盛国力的经济基础几乎无不依赖于她。
对于关内各省，特别是黄河流域各省，人口的短期大规模移动造成的后果无不是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因为此次移民有一大特点那就是人口几乎是整个家庭同时移动，土地的供给过剩的直接后果就是地租的下降，过去趾高气昂的地主们现在无不受到地方政府和租佃者的双重压迫，一方面是田赋，他在大部分省份都占到了政府收入的20％到25％，另一方面是地租的下降和其他方面权利的丧失。
随着中国棉纺织业的高速发展，直接经营大规模的棉花农场越来越有利可图，于是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