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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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快叫他们把东西搬回总指挥部来。“
何便吩咐他的副官：”不走了，不走了。叫他们搬回来。“
那些运输兵又急急忙忙地把行李担挑了回来。我与何应钦遂同车往军事委员会，与李烈钧等商讨指挥反攻的大计。
此次我如去何的总指挥部迟三十分钟，他必已撤离南京，大局便不堪设想了。我平时极少往该部访何，有事只打电话，或在军委会见面。不意一时心血来潮，竟发生如此重大作用。
抵达军委会后，何仍然说他的第一军打不得了。我请他把第一军暂时调离战场，让我第七军与第十九军，除留少数部队监视河面外，一齐向东出击。适此时白崇禧自镇江拍无线电报来，约我军迅速出击，夹攻孙军于龙潭。我便向何应钦说：”现在我七军、十九军子弹缺乏。出击之前，能否请你补充一点子弹呢？“因此时军委会在南京尚存有七九子弹七、八百万发，由何氏负责保管，须他下条子，才可领用。
何说：”你要多少呢？“
我说：”六十万发！“
何氏皱皱眉头说：”德公，太多了。“
我说：”你预备发给我多少呢？总是拿出去打敌人的啊！“
何氏笑笑道：”我看，三十万发，三十万发。“
”好了，好了。“我说，”就是三十万发吧。“这时我心里实在觉得何应钦小气得可笑。南京战局紧张到如此程度，何氏自己也准备逃命了。我向他要六十万发子弹去打敌人，他还要讨价还价地给我三十万。何氏在军中，原有”何婆婆“之名，从这点小事上，也可看出何”婆婆“之所以为”何婆婆“了。
先是，我军将栖霞山再度夺回后，仍交第一军防守。不久，栖霞又被敌军夺去，我遂令第七军与第十九军再向栖霞山进攻，并占领之，不必再交予第一军。同时以军委会名义电白崇禧，约定三十日东西两方同时向龙潭之敌反攻。
计划既定，何应钦乃派员持军委会命令到南京城郊，制止第一军退却的部队。凡退下官兵已到麒麟门的，即在该地待命，不得入城，其尚在陆续退却中的，均各就现地停止。何总指挥并通令第一军，即刻准备反攻，渠本人且将亲赴前线指挥。号令一出，军心复振。各机关也暂停迁移，城内秩序，遂得安堵如常。
当晚东线我方第一军的第一（王俊）、第三（顾祝同）、第二十一（陈诚）等师援军均已到达龙潭附近。三十日拂晓，我军三路全线反攻。第七军的第一、三两师和第十九军的第一、二两师在夏威和胡宗铎指挥之下，自栖霞山向东进攻。沿铁路及江边前进，目标为龙潭镇及青龙山、黄龙山的敌军阵地。何应钦则亲自指挥第一军的第二、第二十二、第十四师的一部，自东阳镇进发，会攻龙潭。
此时敌军已渡江的部队，和栖霞山等地溃败之敌，都聚集在龙谭一隅。计其兵力，有孙传芳联军的第二、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师，及第十五、二十七、二十九、补充第一各混成旅，约达六万余人。依据龙潭以西的黄龙山，以南的青龙山、虎头山，和东西的大石山、雷台山等险隘，编成坚固不拔的根据地，严阵以待，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孙传芳驻节水泥厂，亲自督战。其悍将李宝章、上官云相、梁鸿恩、崔锦桂、段承泽、郑俊彦等都在龙潭前线指挥。孙军官兵俱带数日干粮。船只在部队渡河后，悉数开往北岸，以示全军有进无退的决心。我国古代名将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为阵“等孤注一掷的战略，孙氏已并而有之。三军悬的以赴，志在必逞。故我军于三十日晨发动拂晓反攻时，敌军也全线逆袭。龙潭周围数十里地，炮火蔽夭，血肉模糊。战斗的惨烈，实为笔墨所难形容。激战终朝，敌军渐不支，乃退守山隘，我军乃逐渐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惟敌据山顽抗，深得瞰制之利，我军仰攻，死伤极大，尤以青龙、黄龙二山的争夺战，最为惨烈。我七军第一师损失尤大。然士气极旺，至下午三时，遂占领二山。敌军仓皇向江岸溃退，所有扼守山险的机枪百余挺，及山炮十多门俱不及携走，我军遂于午后五时克复龙潭。
我军因连日奋战，均已疲惫不堪，乃在龙潭彻夜警戒，俾翌日拂晓再歼残敌。孰知三十一日清晨五时，我军正在部署追击，敌忽反攻，来势极为猛烈。情势险恶，较前尤甚，幸我军将士均极奋勇。何应钦、白崇禧均已抵达龙潭督战，卒将敌人攻势阻截，并向敌反攻。自晨至午，卒将敌军迫至长江南岸，包围缴械。孙传芳仓皇登上小汽艇逃命，仅以身免。到午后二时，不及渡江之敌，遂全部被俘。孙军此次倾巢南犯，血战七昼夜：至是终于全军覆没。
计此役孙军渡江的不下六、七万人，除窜逸和伤亡溺毙者外，为我军所俘的约四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枝，炮数十门，高级军官，师、旅长等被擒的亦数十员。俘虏自龙潭押返南京明孝陵时，分四路纵队前进，排头已抵南京城郊，而排尾犹在龙潭，人数之众，可以想见。惟战后我军官兵疲乏已极，尚须担任警戒，故每一千俘虏仅持枪兵数名押送。既无火车输送，又无给养，途中食宿均随遇而安，致乘机逃遁的极多。抗战期中，前孙军第四师孙旅长曾在我五战区任少将高级参谋。我们谈到当年龙潭之战的往事。孙高参说，他那时与其他孙军师长均在龙潭被俘，惟在解赴南京途中逃脱云。
此役我一、七、十九三军伤亡也达八千余人，敌人死亡当倍于我军，实我国内战史上罕有的剧战。
综观此役我军虽获全胜，其得之于微妙的契机的，实有甚于作战的努力。第一，我自九江东返，如不在兔耳矶遇敌军偷渡，我便不会将八团预备队调往乌龙山后方集结，则敌军二十五日夜偷渡后，必能攻占乌龙山而直趋南京，则大局不堪设想了。
第二，如白祟禧不因事去上海，则东线便无兵增援，更无人统一指挥。再者，如白崇禧返京的专车，不因金融界巨子的推宕观望而避开，则必陷入敌人便衣队的陷阱，白氏或因此而遭不测，则战局也不可收拾了。
第三，二十九日晨，如我不因情绪紧张，心血来潮，亲往何应钦总指挥部探视，则何氏可能迳自向杭州方面撤退去了。何氏一走，不特第一军无法收束，第七、第十九军的士气亦将大受影响，南京秩序必愈陷于混乱，则大势也去了。有此三点的巧合，卒能使我军转败为胜，孙军一败涂地，虽云人事，岂非天命哉！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七章：宁汉复合的困难与特委会的风波
（一）
龙潭之敌既为我全部消灭，江南遂无敌踪。九月一日我军更渡江追击。此时孙军残部已如惊弓之鸟，闻风溃退。江北浦口、扬州等要隘，一时俱克。我军复向苏北猛追，残敌望风披靡，已绝无卷土重来之力，江南遂安如磐石。
惟此时西线忽告紧张，唐生智的”东征军“分江左、江右两路东下。江左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已于九月一日奉唐生智之命，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委派各厅长。江右军刘兴所部第三十六军的前锋且已抵达当涂，距南京仅六十里。九月六日刘兴本人也进驻芜湖，简直有一举而下南京之势。
唐生智本与孙传芳约定东西夹击我军，然后平分东南。惟唐氏暗怀鬼胎，拟俟我军败后，收编我残部，再消灭孙军。孰知孙传芳也是一代袅雄，深知唐氏意图，故仅借唐氏东下之势，牵制我军，不待唐军到达，便先期发动攻势。冀师”先入关者为王“的故事，独吞东南。我军如被消灭，则区区唐生智实不足道了。
孙、唐两氏既同床异梦，遂为我军各个击破。孙军败后，军委会乃严令唐生智自安徽克日撤兵。惟唐氏于九月十一日曾亲赴芜湖视察，仍拟伺机而动。然此时我军新克强敌，士气正旺。六朝金粉，虽使唐胡子垂涎不止，然终不敢妄动。我们闻报，曾由何应钦、白崇禧、李烈钧和我联衔，电请渠来南京一晤，府氏也不愿东来。时我海军”决川“、”浚蜀“两舰，适在芜湖江面停泊，遂为唐氏胁迫强掳而去。
南京国府的威胁既除，京沪路也完全修复，党中重要领袖乃仆仆于京、沪、汉之间，谋求宁汉复合、继续北伐的大计。我们在南京，更急电汪兆铭和汉方诸领袖，克日来宁，主持大政。
当时我们在南京负责的军事首领，以及党中央无数忠实同志，都有一种相同的想法。我们认为宁、汉分立的症结所在便是共产党问题，今宁方既已”清党“，汉方也己”分共“，则宁、汉便应重归于好，合而为一。南京方面成立政府原是从权，今宁、汉合一，则应当仍以武汉的中央为正统。
根据这种赤胆忠心的想法，所以我们欢迎武汉的国民政府汪主席早日东下，来南京办公，蒋总司令也应早日复职，继续领导北伐。我们的意见颇获当时党内忠贞之士，乃至全国人民的同情。李济深自广州且专为此事发出通电，力劝蒋、汪化除前嫌，继续合作，领导中央。
我们这种想法，后来才逐渐发现太夭真和幼稚了。当时党内的重要领袖，如汪、蒋、胡等，及其私人的党羽与小政客等的想法，却和我们忠实同志们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国前途根本置之脑后，一切考虑纯以个人和小团体的政治前途为出发点。
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他们自己均深知他们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
但是当时使我们忠实党员们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们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党，领袖群伦，而使党员大众一致归心。
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晤。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
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利的人，中山逝世后，汪氏一意左倾，与蒋中正互为表里，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谁知他的合作者蒋氏，也是个热衷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党权、军权之后，竟又短兵相接，火并起来，经历多次，汪氏自知非蒋的敌手。故此次我们诚心诚意地请他留在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