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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李宗仁回忆录-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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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正当我们对清党作积极部署之时,四月二日沪上各界忽然哄传汪主席已于昨日秘密抵沪。我们乍闻之下,俱高兴之至。因为我们虽然在作清党准备,然究竟认为是事非得已,北伐胜利尚未全部完成,革命阵营内同室操戈,终非上策。再者,武汉方面主持人仍系本党同志,共产党究属有限。如本党能团结更新,共产党实非大患。而今日声望能力,可使本党恢复团结的,实舍汪莫属。所以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他回来领导,以为他一旦归来,党内祸患便可消灭于无形。
  当时不但我们如此,即使蒋总司令也口口声声说希望汪主席重行领导全党奋斗革命。蒋氏此言是否由衷,其言行表里是否一致,他人固不可知,但是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
  探得注氏住处之后,我和白崇禧等一行遂兴高采烈地去拜访他。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给我第一次的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祟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立刻便会烟消云散。
  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跋扈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唯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将不可避免。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工农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烁烁,充满了疑虑。
  嗣后,留沪中央执监委,暨驻沪军政负责首领曾和汪氏开会两次,出席者计有: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钮永建、汪兆铭、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黄绍竑等和我。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四月五日,当我们仍在继续开会的时候,报上忽然登出《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该宣言指出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云云。《联合宣言》一出,与会人士为之大哗。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氏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分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氏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当晚汪氏遂秘密乘船到汉口去了。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
  后来我见到蒋总司令,便问他说,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蒋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蒋氏此话,颇能得到我们的同情。
  其实,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如胡汉民、许崇智等,迨胡、许既去,汪、蒋二人又复勾心斗角。“中山舰事变”之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
  上海方面至此,清党已势在必行了。本来四月二日吴敬恒已领衔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呈文,现在便根据此呈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的活动。同时并根据我上次向蒋氏的建议,次第将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中共渗透的部队接防。
  清党之议既决,李济深、黄绍竑即分电粤、桂留守人员,告以“清党”的决策,各嘱所部防范共产党的暴动。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共党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珍凤是我外婆外家的侄孙,其父为有名的察生,住居两江圩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珍凤短小精悍,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说是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随我去广州,大概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地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其胞兄李血泪,早年曾任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抗战末期在重庆,以共产党嫌疑被特务头目戴笠所囚,后来还是我把他保了出来。
  两广既已清党,东南各省也同时发动。上海方面,也在白崇禧策划指挥之下,由杨虎、陈群两人执行,于四月十二日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各地方政府及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纷纷褫职。气焰薰天的共产党和左倾国民党分子,一经镇压,不出数天,使烟消云散,于此也可见其基础的脆弱。从此之后,共产党在东南一带即转入地下活动。
  东南和两广既已进行清党,武汉中央方面乃通电申饬。京、沪方面的同志也一不做二不休,开会议决否认武汉中央,决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政权相对抗。四月中旬,留沪各委员齐集南京。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宣告成立。遂形成宁、汉分立的局面!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三章:两路北伐会师陇海路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既已正式成立,并选胡汉民为主席,此外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也次第成立(总政治部主任为吴敬恒,副主任为陈铭枢),乃公开否认武汉中央的合法地位。武汉方面也于同时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名义,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另以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所谓“东征军”,顺流东下,讨伐我辈“叛逆”。在汉的原有激烈分子如徐谦等,冲动之情已不消说,即汉方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辈,也都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举荡平东南,方泄其愤。
  我方对此种威胁,自不得不采取相当防御措施。先是,江右军总指挥兼南京卫戍司令程潜,因同情汉方反蒋,已先期离宁返汉。程氏第六军中的两师精锐,一在南京,一在江北。程氏去后,其在江北的一师遂取道淮河北岸,遁返武汉。原驻南京的十九师因我军监视很严,遵命改编为“暂编第六军”,由原第六军参谋长杨杰晋升军长。
  正当宁汉双方阋墙之争相持不下之时,新近败北的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也开始向我反攻,意图卷上重来。四月十二日直鲁军许琨部自淮河南下围攻合肥,我军马祥斌部正死守待援。另路直鲁军则沿津浦路南下,攻占浦口,并经常以野炮隔江轰击南京。时西线敌军也图南犯,奉军精锐正由张学良率领,自京汉线南下至驻马店,威胁武汉。处此紧要关头,宁汉双方如真自相火并,必将同归于尽。
  四月下旬,南京方面军事委员会乃决定继续北伐,以减除江北敌军的威胁,并解合肥之围。五月一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东线各军分编为三路,继续北伐。第一路总指挥为何应钦,辖第一军(欠一、三两师,何自兼军长)、第二十六军(周风岐)、第十四军(赖世璜)、第十七军(雷万顺)。第二路总指挥由蒋总司令自兼,白崇禧代行,辖第四十军(贺耀祖)、第一军的一、三两师(杨杰指挥)、第六军(亦由杨杰指挥)、第三十七军(陈调元),陈调元并兼前敌总指挥。我则受任第三路总指挥,以王天培为前敌总指挥,辖第七军(夏威)、第十五军的第二师(师长刘鼎甲)、第四十四军(叶开鑫)、第二十七军(王普)、第十军(王天培)、第三十三军(柏文蔚)、独立第五师(师长马祥斌)。
  此期北伐计划我军作战的总方略,系以第二、三两路为主力,由皖北攻截津浦路,第一路则陈兵于镇江、常熟一带,俟二、三两路奏功后,渡江北进,以肃清苏北之敌。
  计划既定,我遂将所部分为五个纵队,指定集中地点,克日出击。其战斗序列如下:
  第三路总指挥:李宗仁
  前敌总指挥:王天培
  第一纵队指挥官:叶开鑫
  第四十四军
  第二纵队指挥官:夏威
  第七军(缺第二师)
  第三纵队指挥官:胡宗铎
  第七军第二师:胡宗铎
  第十五军之一师:刘鼎甲
  第十五军独立旅:严敬
  第四纵队指挥官:王天培
  第十军
  第五纵队指挥官:柏文蔚
  第三十三军
  总预备队指挥官:王普
  第二十七军
  命令下达之后,第十军暨第二十七军乃千五月三日由大通渡江,向庐江、舒城集中。第七军则分三处渡江,第一师于五月五日自西梁山,第三师七日自芜湖,第二师及十五军于六日自荻港开始渡江,七日渡毕。
  斯时江北敌军为程国瑞和许琨等部,一经接仗便纷纷溃败后撤。五月十一日我第一纵队遂占领含山,第三纵队也于同日占领巢县。十二日第二纵队进驻巢县,与第三纵队会师。第四纵队也于同日抵达舒城。
  敌军溃败后,复将主力二万余人集结子柘皋、店埠、梁园附近,与前攻合肥之敌刘志陆、张敬尧等联合,以图顽抗。我二、三两纵队遂向柘皋推进,以寻找敌军主力而歼灭之。
  当我方决定继续北伐时,武汉军似乎真在作“东征”准备。目击此一危机,我乃于四月间派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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