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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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去汉各委员也不示弱。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所谓“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委员，计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也列席。公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反蒋的阵营遂具雏型。在汉军人，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等，都表示服从“联席会议”，武汉、南昌遂隐然对立。
此时总司令部在南昌正在拟定东征计划，蒋总司令急于打下江、浙，我为此事也时去南昌参加会议，见蒋氏态度非常坚决，对武汉绝不让步。我惟恐事态扩大，影响军事进展，乃力劝蒋氏不必和武汉各走极端，应听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我说，中央迁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归。你既无法阻止国府委员去武汉，不如干脆让他迁去算了，但军队调遣，继续北伐，则应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指挥。蒋说：“你看他们肯听我的命令吗？”我说：“大敌当前，不听指挥即等于自杀，此事我愿负责斡旋疏通。”蒋才无话。其后果然，反蒋甚烈的二、六两军仍听调度东下，终于克复南京，可见他们也还顾全大局，并非不可理喻。十二月底，谭延辏А⒄湃私艿帜喜×思父鲂瞧冢吠浜海湃慈ド虾！�
我在南吕总司令部见到新客极多。最引我注意的是黄郛、张群二人，都是政学系重要人物。张已作了总司令部里的总参议。渠何时就职，从何而来，我都不知道。黄郛是初从上海来的。黄也是浙江人，蒋的同乡，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往日本振武学堂留学。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倒袁之役，进攻上海，任陈其美的参谋长，和蒋也曾“换帖”。黄氏后来迭任北洋政府要职，民国十三年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这次在南昌，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但见其风度翩翩，能说会讲，而举止从容，一望而知为一十分干练的官僚。他来赣何事，我们也不得而知。惟当时汉、浔一带党报对黄氏攻击不遗余力，骂他是政学系北洋旧官僚，军阀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我们革命阵营之内。蒋总司令为此曾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但是黄郛究为何事来南昌访蒋，我们终不知其底蕴。
（二）
就在浔、汉对立的情形逐日恶化之际，我们东征军的部署也逐渐就绪，计划迅速肃清长江下游之敌，然后挥军北上，统一全国。当时我军整个北伐计划的部署是对北面（河南）采取守势，对东面（东南）采取攻势。部队区分系分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而中路军又分为江右军、江左军，向我附义的敌军周凤岐、刘佐龙等部也都编入战斗序列，参加作战。当时指挥系统如下：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
第一纵队指挥官：周凤岐
第十九军：陈仪
第二十六军：周凤岐（兼）
第二纵队指挥官：王俊
第一军第一师：薛岳
第二十二师：陈继承
第三纵队指挥官：白崇禧（兼）
第二十一师：严重
第二师：刘峙
先遗队：李明扬
第四纵队指挥官：冯轶裴
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
第一军第十四师：冯轶裴（兼）
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王文翰
第五纵队指挥官：赖世璜
第十四军：赖世璜（兼）
第六纵队指挥官：曹万顺
第十七军：曹万顺（兼）
中路军总指挥：蒋中正（兼）
江右军总指挥：程潜
第一纵队指挥官：程潜（兼）
第六军：程潜（兼）
第二纵队指挥官：鲁涤平
第二军：鲁涤平（兼）
第三纵队指挥官：贺耀祖
独立第二师：贺耀祖（兼）
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
第一纵队指挥官：李宗仁（兼）
第七军：李宗仁（兼）
第二纵队指挥官：王天培
第十军：王天培（兼）
第三纵队指挥官：刘佐龙
第十五军：刘佐龙（兼）
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
第一纵队指挥官：唐生智（兼）
第八军：李品仙
第十八军：叶琪
第三十五军：何键
第三十六军：刘兴
鄂军第一师：夏斗寅
第二纵队指挥官：张发奎
第四军：张发奎（兼）
第三纵队指挥官：陈铭枢
第十一军：陈铭枢（兼）
第四纵队指挥官：彭汉章
第九军：彭汉章（兼）
总预备队指挥官：朱培德
第三军：朱培德（兼）
各路部署既定，东路军遂于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自闽、赣两省分途入浙。因何应钦已先期发表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遂另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师由赣东进入浙境。中央军的江右军沿长江南岸地区东进，我的江左军则自鄂东沿长江北岸区域东进，以安庆为目标。
我军奉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全军乃在鄂东一带布防，待命东征；军部则迁往汉口。我回到武汉，发现武汉三镇已面目全非。群众运动简直如火如荼。一月初旬，汉口群众和英水兵冲突，乘势冲入英租界，英人见革命群众的声势太大，不得已，答应将英租界交还中国；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军心民心均大为振奋。
不过，武汉的群众运动，已发生越轨现象。工会组织遍地皆是，罢工日有所闻，但是这种罢工多数为不合理的聚众要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已至资方完全不能负担的程度。然各工会的要求仍是有加无已，以致武汉工厂、商铺很多被迫歇业。连挑水、卖菜的都有工会组织，时时罢工以图增加收入。武汉三镇克复不到数月，竟至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不易买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呈现出一种狂热奔放，但是却十分不合理的怪现象。农村的群众运动尤为幼稚。大地主不消说了，就是小地主、自耕农的财产，也被籍没充公，本人甚或被枪杀。乡村农会的权力，大得吓人。谭延辏Ц嫠呶宜担枇昙依锏牡枧材烟哟私僭恕５笔绷胶墓づ┰硕挠字珊凸穑肥鞘登椋媸且谎阅丫 Ｗ苤笔蔽浜汉土胶厍纳缁嶂刃颍还⒐擦降衬谟字傻牡澄袢嗽保值梦谘陶纹Ｕ偷巢浚跷醇右运亢猎际彩鞘率怠Ｎ一氐治浜海闳衔馐羌蟮囊恰�
此时党政军高级人员的反蒋空气也己逐渐明朗化。“联席会议”中人，为了迁都问题和蒋氏已短兵相接自不消说，军人之中也酝酿反蒋甚烈。庸生智、张发奎等都已公开表示态度，只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表示袒蒋，然陈氏仅有一个军，实力究属有限。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蒋去后，亲蒋的陈铭枢旋即被排挤去职，所遗武汉卫戍司令一职由唐生智自兼；第十一军军长一职，则由张发奎兼代。武汉方面至此，除我一人之外，已全是蒋的政敌了。
（三）
在武汉当时的环境下，我的态度却十分持重，我认为无论怎样，我们国民党断不能蹈洪杨太平军的覆辙，而同室操戈，致功败垂成。党内纠纷，应以合理的方式和平解决，各方都应顾全大局，尽量忍让。正因我这种顾全大局、不偏不倚的态度，我的处境遂十分困难与痛苦。武汉反蒋人士，认为我的态度有点中间偏蒋，足以维持蒋的地位于不堕，乃纷起包围我，企图以说服和利诱的方式来争取我参加他们的反蒋运动。此时，跨党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避免嫌疑，反而十分缄默，并未来我处游说，只在一旁坐观虎斗。
常来我处喋喋不休的，都是党政军三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如：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郭沫若、鲍罗廷，乃至向以温和圆滑见称的老政客谭延辏АＫ欠唇睦碛刹煌馐耍阂皇撬担谥圃炀露啦谩Ｋ诠愣鸭∽莺徂沣氐哪苁拢缃癖狈テ谥校旨痴笕ㄓ谝簧恚衷谝殉晌恍戮В镜橙绮患霸缂右砸种疲揽亟丶谥泄Ｔ僭蛩担细鲂云较涟狈ジ骶鲂狻＝弦灰馀嘀财渌饺耸屏Γ诘掠诜ǎ蛔阋晕魉А；褂芯褪撬担舷胍跃π值澈驼谀喜苹档臣秃驼拧Ａ硗庾钪匾囊坏悖词墙牙肴褐冢呦蚍锤锩揪叮途删А⒐倭畔喙唇岬鹊取Ｗ苤媳匦氪虻梗虺坊弧Ｖ辽僮芩玖畈孔橹ㄓΥ蠹有薷模约跎俳娜Γ乐苟啦玫那阆颉�
在他们苦苦纠缠之下，我实在疲于应付，有时也觉无辞以对，因为他们对蒋的指责和批评都极中肯，可说是一针见血。不过，我所申述的理由，也是句句有力，使他们无法辩驳。我一再引太平天国为例，洪杨同室操戈，以致功败垂成，殷鉴不远。蒋的缺点是大家所明白的，公认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长处，党以前也加意扶植过他，今天我们也可以善意地去帮助他，纠正他。断不可闹到决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临阵易帅，原是兵家的大忌，在今天的情况，尤其会动摇军心民心，乃至影响国际地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我更郑重地说，蒋总司令固有缺点，我们党政军各界也有严重的错误。试看我们幼稚和过火的群众运动，如今闹得市面萧条，人民居处不安。军队里的政工人员则处处挑拨士兵和官长的感情，以图渔利。凡此种种都于革命有损无益，而我政府和党部却充耳不闻。我问邓演达说：“你说工人罢工就叫做革命，为什么同志们不到敌人的后方去策动罢工呢？为什么偏要在我们革命军后方越轨闹事，闹得我们菜也没得吃呢？”
邓说：“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总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
我说：“你们何不在这方面多致点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帅的大题目呢？”
同时，我也告诉唐生智说，目前党政内部过火的运动是“纸包火”。因为此时唐的中、下级军官已经喷有烦言，对所谓“群众运动”感到十分不满，唐固知之甚详。我说，你如不及早设法排解，消弭于无形，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唐则一再地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见到张发奎时，我也以同样理由，向他解说。我说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着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和他为难的。我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张说。“不会的，绝不会的。”
叶挺的确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位着名的共产党，思想激烈，一切都以共产党教条为依归。这时共产党主张打倒旧礼教，解放妇女，并破坏贞操观念，因此共产党男女之间的关系也随便之至。叶挺虽也随声附和，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年轻貌美的妻子，却金屋藏娇，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同志”们一见。这也是四军中尽人皆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