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最好的老师-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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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推出来时，陶奇和曹辛已不知去向……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电话里的陶奇母亲带着哭声说道，“唉！当时我的确没能控制住自己。其实，看到他俩在车棚前鬼鬼祟祟地商量着什么时，我对他们的出走就应该有所警惕，但我仍然太大意了……”
我赶忙给曹辛家里打电话，结果听到的还是一位母亲的哭声：“曹辛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
我又给一些学生打电话，问陶奇和曹辛的下落，但无一人知道他俩的踪影。只是不少学生告诉我，下午放学后听到曹辛在叹气：“我不敢回家了，爸爸妈妈肯定会打我的！”陶奇也不停地说：“我爸爸妈妈一定不会饶我的。”
接下来，在蓉城寒风凛冽的茫茫夜色中，陶奇父母在四处寻找，曹辛家长在四处寻找，我也在四处寻找。直到深夜，直到凌晨，仍然没有任何线索……
把教育失误变成教育财富（4）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很多。表面上看，曹辛和陶奇的出走，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怕回家挨打，而直接导火索是陶奇母亲的一记耳光。但是，我有没有责任呢？回 答绝对是肯定的。当他俩犯了错误请求我原谅时，我却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推上了“绝路”：“我不再相信你的任何保证了！”“你休想让我再相信你！”是的，从我 的角度看，我有一万个理由这样说，因为他们的确是屡教不改，很难让我相信了。但是，从学生的角度看，既然是从小学起就养成了许多极坏的习惯，那么，指望他 们在短时间内就改正，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对犯了错误的曹辛和陶奇来说，向我表示“要改正”，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且也未必就不是他们当时的真心话，可 我为什么就一定要把他们想得那么坏，认为他们是在“敷衍”我呢？如果我今天再耐心一点，情况可能不会发展成这样。特别是我不应该说：“我不再相信你们 了！”这无疑是向他们宣告：“你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好学生！”这就不仅仅是对他们自尊心的伤害（其实，对他们来说，自尊心已相当“坚硬”了），而且是彻底摧 毁了他们可能仅存的一丝向上的信心和勇气！
哪怕是面对看起来似乎完全“无可救药”的学生，教育者也不应该对他失去信心，更不应该把教育者对他的绝望变成他自己对自己的绝望！这是多年来我经常提醒自己的一点，怎么今天我恰恰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呢？
那一夜，我通宵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学校。令我惊喜的是，我一走到教室门口，便看到了乞丐一般肮脏憔悴的曹辛和陶奇。原来他俩昨晚是在市中心天府广场的毛主席塑像下和乞丐一起度过的。
“嗬，去当了一夜‘毛主席的警卫员’？”我轻松地给他俩开了个玩笑，便让他们进了教室。
我不准备再细写我和他俩整整两节课的谈心过程，因为我不想把这次教育失误写成一次“教育成功”。不过，有一点还是可以说一说：在整个谈心过程中，大量的 时间是我引导他们分析自己的高尚之处和卑劣之处，并和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战胜自我”的方案，以重新鼓起他们向善和向上的信心和勇气。
我最后的几句话是：“我不要求你们以后不再犯纪律错误，只是希望你们违纪的频率逐步减弱；但是，对于出走，我希望你们是最后一次。”
他们表示绝不再出走，我却有意问：“如果以后你们又犯了错误怕回家挨打，怎么办呢？”
陶奇说：“我宁可挨打也不出走了！在外面又冷又饿又怕，比挨打还难受。”
曹辛说：“我找李老师，请李老师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他们都听李老师的。”
“好，今后如果家长再打你们，你们就给我打电话。”我斩钉截铁地说，“从此以后，我就是你们的110！”
绝不培养告密者
我在成都玉林中学教高九五级一班时，曾在周末约上学生到我家玩。正是在一次与学生包饺子的过程中，一位从外校初中考进我校的女生向我说了这样一件事——
我在原来的学校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但我却不喜欢我的班主任。因为她总喜欢在班上安插“间谍”——这些“间谍”其实就是我们班上的同学。
本来嘛，大家都是同学，可一旦接受了老师的“重托”当上“间谍”，就俨然成了“地下党员”：谁上课说小话了，谁在课余说老师的坏话了，谁在自习课上偷偷 下“五子棋”了，等等，都得暗中细细观察，然后向老师汇报。最初担任“间谍”的大都是班委干部，后来同学们渐渐知道了他们的“特殊任务”，都对他们敬而远 之。于是，班主任便在普通同学中发展“间谍”。这样一来，同学之间都互相猜忌，互相防范。本来很好的朋友，往往因为一方告发了另一方，而中断了友谊。
因为我性格比较内向，在班上很不起眼，所以也曾被老师“信任”。有一次，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说了一大堆“关心集体”、“主持正义”的道理，然 后就说：“你负责自习课暗中记违纪同学的名字，然后，将这些名字写成字条，悄悄塞在我这本书里面。”她一边说一边指着她办公桌上的一本厚厚的词典。
师命不可违啊！但一想到从此我要充当告密者，就感到恶心，我实在不愿做这样的小人！怎么办？当天晚上，我在作业本上给老师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说我眼睛 近视，课堂上看不清远处的同学，所以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结果第二天，我再被老师叫进办公室时，她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第一句就是：“你说你眼睛近视看不 清，可你的学习为什么那么好？我没见你戴眼镜啊！”她又说我毫无起码的正义感。最后她说：“你实在不愿意就算了！但是，请千万别对任何同学说这件事。”我 后来真的做到了没对班上任何人说这件事，但对我爸爸说了，爸爸说我做得对。
然而，我却得罪了班主任。她对我明显冷淡，还常常在班上说什么“一个人不能只管自己的学习，而不管班上的事”、“有才无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才的”之类的话。我申请入团已经很久了，可每次都被她以“没有正义感”而卡下来。
听了她的叙说，我毛骨悚然！
当然，我绝对相信，像以上这位班主任安插“间谍”的行为，现在并不多见。但是，希望学生给自己打小报告的教师，恐怕就不是少数了吧！
有这么一位优秀班主任，长期不深入班级，也很少找学生谈心，但是他总是对班上的情况一清二楚，甚至几乎对每个学生每堂课的表现都了如指掌，因此他总是能 够“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处理解决班上的各种问题。有人向他请教“经验”，他得意地说：“关键是要在班上培养几个心腹！”可是，这位“优秀班主任”班 上的学生却说：“在班上，我们没有安全感。”
的确有这样的班主任，他们总是好心地通过班干部或自己的“心腹”，了解班上的各种情况。很难说，这些老师有什么恶意，相反，他们不过是想尽可能细致地了解班上学生的真实情况，以便更好教育学生。
但这样潜移默化所产生的恶果可能是我们许多班主任始料未及的——
第一，这样做首先是对大多数学生的不信任。不，岂止是不信任，简直就是对他们的极不尊重！因为班主任在大多数学生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无端地置于 少数人的监视之中。这离我们教育所必须遵循的相信学生、尊重学生的原则何止十万八千里。一旦大多数学生觉醒，他们所产生的羞辱感必然导致师生对立。
第二，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对班集体的分裂。一个由友好亲密、真诚纯洁的少年组成的班级，应该是多么和睦的温暖家庭啊！可是，由于存在告密者，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则成了互相防范的敌人。
第三，这样做将在学生心目中播下扭曲的正义观。正义的另一面是善良。让学生在“正义”的旗帜下大行告密之勾当，无疑是对正义的亵渎！当学生逐渐以告密为荣而丝毫不觉得这是人性的可耻时，我们的教育已经为未来培养了许多奴才和小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也最发达的内容之一，便是“告密文化”！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要豢养一批给自己打小报告的小人。这是人治社 会必然产生的现象。这种“告密文化”登峰造极的时代，便是那至今让每一个中国人不堪回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 间……演绎了多少“大义灭亲”的人间悲剧、人性悲剧啊！发展到最后，无密可告干脆自告其密——所谓“向组织交心”！
这样的悲剧当然不能再重演了。可如果我们在教育中自觉不自觉地鼓励或者只是默认学生打小报告，谁又能保证在21世纪能够不再重演这样的悲剧呢？
坦率地说，在我的教育中，我从来就反对学生给我打小报告。对每一届班委干部，我都当着全班学生说：“我不许任何班委干部给我打小报告！因为班干部是同学 们的公仆，也是同学们的朋友！”我这样对班干部说：“班上出现了什么纪律问题，你们按班规办就是了。只要你们解决了，不必给我汇报。动辄给我汇报同学的不 良表现，这既说明你们无能，又影响你们在同学中的形象，反而不利于你们的工作。”但是，我同时又在班上说：“如果出现了重大违纪现象，或其他严重的偶发事 件，当学校下来调查时，任何知情同学都应如实反映情况。——但这已经不是小报告了，而是‘大报告’。”所以，我班的班干部从没有给我“汇报”的习惯，他们 与其他同学的关系自然从来就十分真诚和谐。
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也曾有过不知不觉地默认学生打小报告，或客观上为学生提供打小报告机会的时候。
比如，我曾经要求学生写日记、周记、随笔、谈心本等等，本来我的初衷是通过这种形式和学生保持心灵的沟通——而事实上，至少我班绝大多数学生是愿意向我 敞开心扉的。但是，在学生交来的本子上，常常写有他们的苦恼，而这些苦恼往往有涉及其他同学的种种违纪（比如，哪个同学上课说话影响自己听课呀等等）。最 初，我只当这是学生对我的信任和求援，便根据这反映去教育有关同学。后来，我意识到这样实际上是在鼓励学生打小报告；于是，我便给自己立了条规矩：不管学 生在本子上给我反映其他学生的什么问题，我决不依据任何学生的“告状”去追究任何“被告”。
但是，我并未明确阻止学生在本子上给我反映班上的 问题，所以，有的学生每天依然通过与我的书面谈心向我反映其他同学的问题，渐渐地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我看有学生在谈心本上对我说，现在有个 别同学只要对别人有什么不满，就威胁道：“哼！我们谈心本上见！”我终于意识到，我实际上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打小报告的渠道！
很难说所有向我反映问题的学生都居心不良，相反，我相信多数学生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和对班级的关心，才向我反映班上其他同学的问题的。但是，哪怕只有个别同学以打小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