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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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十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暲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他一到医院，就去探视在这里分娩的妻子贺子珍。在休养所里，还住着正在养病的周以栗、陈正人，他们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打击。三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谈。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57）
他还同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回忆道：
“他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58）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省委立刻决定派罗明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他到那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铁证”。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途经上杭，罗明去迎接他。博古就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问罗明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谈到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他还没有讲完，博古便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59）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这些，预示着毛泽东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十四、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下）
进入一九三三年，当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原有根据地后，蒋介石便集中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打破军事“围剿”，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这副艰难的担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这时，中央苏区内部的状况已发生一个重要变动。一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撂在长汀休养了四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但把他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临时中央或苏区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一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国民党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二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常会，决定：
“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
二、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向富农募捐，以充实粉碎敌人四次进攻的战费。
……
七、为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会议，以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①
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如：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这样，政府各部日益发挥起各自的职能作用。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冈先后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局势本来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转变。但是，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却置这些于不顾，反而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所谓“罗明路线”来。他们抓住罗明一月下旬向省委所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在二月十五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不久由罗明任书记。第二年二三月间，福建党代会上成立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代理书记。此处所说闽粤赣省委实际上是福建省委。）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②。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随后也被撤职。
接着，临时中央又开展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主要是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中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在“赣南会议”上就曾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们又依据实际情况，在军事上主张“诱敌深入”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军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张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应当有所区别；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等。从而被认定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③。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十几年后，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道：
“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④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干部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再还有些做了一件好事，还要说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撤职。这些都说明过去对干部问题是有错误的。那时，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⑤
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⑥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这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时候，中央苏区大体上有三百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原来担任《红色中华》主编的王观澜回忆道：“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⑦
为了消灭中央苏区，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⑧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⑨
一九三一年底，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来，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这便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