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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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十二、打破三次“围剿”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一九三○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其中的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十月二十八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还不曾有过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①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十二月一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十二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国民党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十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