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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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二月，毛泽东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有关通告的精神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他在信中先分析了当地农村工作面对的实际问题：“现在春天到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原因之一是田没有分定。信中说：“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信中要求省苏维埃政府通令各级各地政府贴出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⑦这样，又纠正了井冈山以来《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探索，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一个通知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⑧有了后一条补充，就把《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毛泽东在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对实际事实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工作，而不是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第二手材料，轻率地决定政策。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自觉地贯穿在他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并用以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这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离开这一点，便谈不上真正理解毛泽东。
十一、不打南昌打吉安
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主张，自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①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②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③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共中央精神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④
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毛泽东、朱德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⑤尽管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共产党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⑥。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⑦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⑧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