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1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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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共七大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一条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相反的道路。在五月十七日公开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第二天，蒋介石在内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总报告中更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欺骗舆论，会上提出要在七月七日召开国民参政会，为在这一年举行国民党早在抗战前选出、由它一手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作准备。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讨论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他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说明不参加的理由是：第一，从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这些合理的要求在谈判中一再遭到国民党的拒绝；第二，此次召开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事前并未与中共或其他党派商议，完全是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第三，国民党六大不顾全国一致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而这次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六大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31）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道：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就是把一个问题摆到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毛泽东还提出，在蒋介石不肯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32）
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六月二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七月一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33）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4）
七月五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反映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35）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还准备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首先说：中共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他接着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攻。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他还指出：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36）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说：由于苏联对日宣布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三千五百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消息传来，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毛泽东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中。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这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场充满了惊涛骇浪的战争，同样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成熟的。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在近代中国，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最坚决而又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把祖国从危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取得人民最真诚的信任和拥护。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广大民众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中纯熟地驾驭局势，始终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
抗日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八年抗战的无数事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帜下来。到抗战胜利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远非抗战开始时的状况所可比拟的了。这种影响往下延伸，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十、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不是毛泽东完全想到了的。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其中最重要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怎样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
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