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人格--弗洛依德-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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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妮玛是男性中的阴性原型，而阿力姆斯则是女性中的阳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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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这一对原型的遗传，既有生理因素也有心理因素。 从生理因素的间接支配来讲，是受性染色体和性腺所决定；从心理遗传来讲，则是男女两性交往的种族经验的遗存。 后一点很好理解：在整个时代，和女性在一起生活，男性阴性化；和男性在一起生活，女性则阳性化。按这种原型理论，人不分肤色国别中外古今，只要呱呱落地，就无可逃遁地具有了或阿妮玛或阿力姆斯原型。 这种原型的存在，决定了任何个体都具备“异性化”的潜在可能。“可能”最终是否成为“现实”
，就看个体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后天环境。贾宝玉在大观园里整天与众金钗在一起厮混，释放自己的“阿妮玛”
，成了女性味十足的男子；而花木兰与男子一起驰骋疆场，得以尽情地舒展潜意识中的“阿力玛斯”
，扮成男性而终未被“识破”。
进一步说，男女之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隔膜，相互吸引与相互排斥，相互补充与相互悖逆……从根本上说，都与“阿妮玛——阿力姆斯”这对原型有关。如果说，弗洛伊德已经把他的人格心理学思想，扩充到一个宽广的领域；那么荣格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 荣格与弗洛伊德一样，也是职业的精神病医生和职业的心理学家，但荣格的人格理论，广泛地涉及社会学、神学、宗教、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等多种学科多种领域。 荣格能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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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阿德勒：自卑与超越A阿尔弗莱德。 阿德勒（ＡｌｆｒｅｄＡｄｌｅｒ，１８７０—１９３７）
，和弗洛伊德既是“老乡”又是“校友”还是“同行”。阿德勒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里的得力干将，却也是弗洛伊德集团中的最早的分裂者。导致阿德勒“另立山头”的，是他们两人在人格理论上的严重分歧。 同为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注重于致病的生物性因素，把一切病因都归结于性本能；阿德勒则始终没有忽略社会因素，越往后越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比如，他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概念“社会兴趣”。从这一点出发，两人的观点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和生物性因素的作用，关注人的非理性一面；阿德勒却强调意识和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关注人的理性的一面。 弗洛伊德把方向指向过去，人格的生成与流变，由遗传性本能和早期经验所决定；阿德勒则把方向指向未来，人有部分决定自己人格发展的有能力和自由。 弗洛伊德把人分成不同的部分来认识，强调人格构成要素的个别性特征；而阿德勒则强调人格的统一性。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打开柜门》一章中所举的“Ｍ比Ｎ多一笔”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要说明男子比女人多那么一点点，弗洛伊德将之称为“阳具钦羡”
，这实际上是关于性别差异的自卑感。 阿德勒从这一点上受到启发，但他又决不能同意把“自卑”的产生完全归之于性。阿德勒认为，自卑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事实，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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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由于性别差异，也不仅仅是由于生理缺陷。 这种带有普泛性的自卑感形成于人的童年时期。 儿童身体弱小，必须依赖成人才能生活，而且一举一动都要受到成人的控制。 当儿童利用这种自卑来逃避他们的“义务”或“责任”时，他们便会有发展成神经病的倾向。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自卑感会继续存在下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卑情结”。
自卑感支配着人的心理生活，支配着人格的发展。 自卑感的存在，促使人格主体不断奋进，不断超越自身的缺陷与不足。 人格主体，只有在向上的超越的过程中，达到一定的人格高度，才会有轻松感、价值感和幸福感。 阿德勒所说的这种自卑感和这种由自卑感所导致的向上超越的努力，是正常的、内在的，是人格生成与流变的真正动力。 有了自卑感，人才有了补偿或超越的需求；而不断地补偿不断地超越，又会带来新的自卑，于是又向新和优越新的目标努力。 一方面感到自卑，一方面又有优越目标的引导，这一推一拉，一张一弛的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不断，便形成人格流变的能源与动力。 推而广之，它甚至是人类一切进步的原因。 阿德勒认为，全部人类文化似乎都建立在自卑感的基础之上。 正如物理学上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人类的踽踽前行，也要依赖于“自卑感”这种反作用力。就个体的人来说，导致心理自卑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生理缺陷、身体羸弱、无知、无力、无能、被人轻视、羞辱、恐惧、不安全、不快、受攻击……自卑造成一种心理紧张，形成一种心理需求：要超越这种缺憾，要努力达到与之相对应或者相替换的优越。 古希腊的德莫斯赛因斯（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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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患有口吃，经过数年苦练，竟成为著名演说家。 美国总统罗斯福，患有小儿麻痹症，其奋斗事迹更是家喻户晓。 对自卑的超越，也有弗洛伊德说的“替代性满足”。比如尼采，他身体羸弱，便弃剑就笔，写下权力哲学，以形而上的“权力意志”来替代形而下的现实权力。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自卑与超越”的例子。 西汉司马迁无辜而受宫刑之辱，这种灭绝人性的侮辱，酿成司马迁内心深处的恶梦般的自卑。 他觉得他愧对祖先，也无颜见亲戚友人，一个残缺的身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苦痛。 司马迁多次想到自杀，但他想：他要是自杀而死，他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如同“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自卑感救了他；自卑感又导致强烈的自尊与自强。 也不能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去。人必有一死，死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死亡到来之前做些什么。 司马迁选择了“隐忍苟活”
，“发愤著书”
，选择了用智慧与精神的胜利，去超越肉体的残缺与生存的苦痛，去实现他的“多爱”与“建功”的理想，所谓“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
对自卑的超越过程，也就是个体人格的成熟与升华的过程。 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过程中，解开了他的自卑情结，超越了他的自卑意识，将他的满腔悲愤，移情于史的写作，移情于他笔下的诸多人物。《史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书，而是贯注了作者丰富而强烈的情感的传记文学。 司马迁将他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将他的自卑与超越，倾注在《史记》中的诸多人物传记之中，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有一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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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的独特魅力，至今还活在读者的心中。随便举一个例子。《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写到贾谊的死，贾谊本来是才大志高之士，却遭小人妒忌陷害，只得迁至长沙，给文帝的小儿子梁怀王当家庭老师。 几年后，梁怀王不慎从马上坠下，摔死了。 这件事本来与贾谊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为自卑情结所缠绕的贾谊，深深陷入自责之中；觉得自己身为少傅，没有尽职尽责。 贾谊为这件事哭泣岁余，忧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司马迁对贾谊的心态和情感，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他将贾谊的心灵苦痛，将贾谊的哭泣而死，写得非常感人。自卑情结，不仅帮助司马迁超越了死亡，升华了人格，而且帮助司马迁创造出伟大的《史记》，千古不朽，与日月同辉。
３弗洛姆：第三思潮A弗洛姆（ＥｒｉｃＦｒｏｍ，１９０—１９８０）
，与弗洛伊德一样，也是犹太人，他是二十世纪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而人本主义心理学是本世纪心理学史上，继精神分析学说、行为主义之后的第三思潮。作为一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的心理学研究生涯，却是从精神分析学说开始的，而他之所以对精神分析学说发生兴趣，又主要是源于他的童年经验——这一点，正好印证了弗洛伊德关于“童年经历影响人的一生”的理论观点。 弗洛姆的双亲都有些神经质，父亲性情急躁，喜怒无常，母亲则是郁郁寡欢，不苟言笑。 弗洛姆后来在回忆往事时说，同那样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竟然没有发疯，这真要感谢上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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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从小就有孤独感，随着这种孤独感的增强，他对人的行为与心理发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弗洛姆在十二岁那年目睹的一件事，决定了他对弗洛伊德的崇拜和对精神分析学说的选择。 他有一位女邻居，年轻漂亮，是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这位姑娘也是弗洛姆家的好朋友。 可是有一天，当她的年迈的父亲死去之后，她自己也自杀了，而且她的唯一的遗愿竟是要同她的父亲葬在一起。这件事给弗洛姆太大的刺激，对这位女艺术家的选择，弗洛姆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后来，他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知道了什么叫“恋父（恋母）情结”之后，他才在自己的心头解开那个“父女迷恋”之谜。 从此，弗洛姆开始迷恋弗洛伊德，从中学到大学，他都是弗洛伊德的忠实的崇拜者，并专心至致地研究精神分析。一九三四年，弗洛姆脱离纳粹统治的德国，加入美国国籍，这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一九四一年，他在美国出版《逃避自由》，一鸣惊人。在美国，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他自称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之一。 他认为，与弗洛伊德相比，马克思的理论更具有世界意义、更为深刻。 如果说，弗洛伊德关心的是个人的解放，那么马克思关心的则是整个人类的解放。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弗洛姆开始从精神分析学说转向人本主义心理学，或者说，是将精神分析引入人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弗洛姆认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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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核心是“性格结构论”。
他认为，气质与性格共同组成了人的人格。 人格是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全部心理特征的完满融和，也是使人成为独一无二之个体的心理学标志。 一般人都以为气质与性格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两个心理学概念，但弗洛姆指出，气质是体质上的，是不可改变的；性格的形成则是源于人的生活体验，尤其是对早期生活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可以改变的。 基于这一认识，弗洛姆将性格定义为：
把人之能量引向同化和社会化过程的（相对固定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