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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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菘猓�20个人，所产生的结果，无论多么精彩也没有意义，而大数据库则不能避免统计的方法。罗杰．瑞迪听了这些，并没有信服，但他却被眼前这个年轻人的锐利和激情所感染。他说：“你对人工智能没有兴趣，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可以支持你用236统计的方法。不过，我提醒你，过去有人用统计方法做过类似的工作，都没有成功。”李开复说：“那是因为他们的语料数据不足。”
罗杰．瑞迪说：“你喜欢大语料，我可以去找国防部，让他们出钱建立一个很大的语料库。”这时候是1984年的春天，罗杰．瑞迪麾下15位专家坚持使用“专家系统”，只有李开复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周围的人从根本上不同意他的方法，自然不能给他帮助。只有一个师兄例外。师兄正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做他的论文，他赞赏李开复的想法，还很慷慨地把自己的语音知识倾囊相授。
这样的局面维持了一年，罗杰．瑞迪许诺的大语料库真的建起来了，但李开复一无所获。次年暑假，他给一个“天才班”的孩子们开设计算机课。课程是为一种很流行的棋编制程序，叫做“奥赛罗”。他带着一群孩子，一边玩一边学，还参加了全美的竞赛，所向披靡。州长来参观，很高兴地说：“真是天才。”其实李开复心里明白，这个棋的特点决定了，一个二流棋手编的程序，就可以打败一个一流棋手。
237但他依然发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他对罗杰．瑞迪说，他要暂时放下“语音”，继续他的“奥塞罗”。瑞迪问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一个月就可以打败世界冠军。”瑞迪不能完全明白这年轻人想要干什么，但他没有犹豫就再次支持了他。
李开复心里已有主张。他是想在“奥塞罗”上彻底检验统计的方法。他带着一个名叫萨卓依．玛哈俊的高中学生，设计了很多算法，把原来只有400行的程序增加到20000行。大约花了一个月做系统，又用了两个月把统计方法做进去。困难超过了他的想像，但成功也超过了他的想像：“奥塞罗”的运算快了1000倍。
李开复独自一人享受他的艰辛和成功。这一年，他23岁，已经感觉到思想者的孤独。不过，并不寂寞，他有“奥塞罗”为伴。
那几个月，李开复和萨卓依足不出门，不分昼夜驱动电脑下棋。由于机器运算速度提高了1000倍，棋下得很快，总共下出40000盘完全不同的棋谱，每一谱走60步。这样，他们得到了240万（40000×60）种不同的走法。依据最后结果，将每一步都定义成最终“黑赢”或238者“白赢”，还精确统计出赢的概率。你每下一步棋，电脑就会告诉你：赢的概率是0。5。再下一步，可能就成了0。49。你若犯了一个大错误，它会告诉你，赢的概率是0。000……一旦出现这个概率，你就不用再下了。
现在，两个年轻人要发表论文了，还要带着他们的“奥塞罗”参加世界计算机比赛。但这需要钱。他们忐忑不安地找罗杰．瑞迪。瑞迪说，没有问题。他们发表了一些论文，花了瑞迪3000美元；通过电话参加比赛，又花了瑞迪1000美元。那次比赛的情景，至今想来令人激动。李开复的电脑和一个世界冠军棋手对阵，约定两盘，但第一盘，冠军以8∶56败阵。第二盘，干脆弃权了。冠军说，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走下去。这样看来，李开复真的制造出一个“无敌棋手”。经此一役，“无敌棋手”再也找不到对手，只好回家歇着去了。然而李开复却不会歇着。他说：“最重要的是让我对统计概念有了信心。对大数据库的概念有了信心。”他在几年以后实现的语音识别技术的重大突破，恰与现在这个“无敌棋手”一脉相承。
这年秋天，李开复终于有了一个同盟者。那是从台239湾来的一个学生，名叫洪小文，比李开复还年轻。就从这时起，两个年轻的中国学生相互鼓励，坚定不移地标新立异，真有“疏枝立寒窗”的感慨。多年以后，洪小文回忆起这段经历，以“良师益友”来描述李开复，又以“共渡难关”来描述当日情景。
说是“难关”，一点不假。专家们全都不赞成两个青年的“胡闹”，罗杰．瑞迪也不能认可，但他与别人不同，他始终告诫自己的学生：“你如果有信心，就坚持做下去。”他为两个学生提供最好的机器，寻找最新的资料。
到了暑假，两个学生要到公司去打工挣钱，罗杰．瑞迪说：“你们到外面打工，不如在这里继续你们的研究。人家给你们多少钱，我也可以给你们。”年轻人回到了语音的领域。李开复每天工作大约17个小时：上午9点起床，到学校完成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中午回家，从1点钟工作到凌晨2点。每天如此，一直持续了大约三年半。他和洪小文写了很多论文，还写了至少10万行程序。
1987年5月，年轻人的世界出现曙光。李开复把语音系统的识别率，从原来的40％一下子提到80％。罗240杰．瑞迪惊喜万分，立即决定把这个结果带到国际会议上。李开复大着胆子说：“这是我做的结果，我自己去讲好不好？”瑞迪说：“当然可以，我让秘书给你订机票。”出发的那天，李开复开着他的已有15年车龄的轿车来接导师，走到一半路程，车子冒烟，汽缸爆了。师生二人只好转乘出租车，学生很沮丧，老师嘴上说没有关系，心里却说：“这辈子再也不坐开复的车子了。”
导师依旧满怀激情地把学生介绍给全世界。不消说，李开复的成果在会上引起轰动。他的工作不仅具有技术的价值，而且将全世界语音研究领上一条新的道路。
不过，在1987年初夏的会议上，李开复对这一切还不能满意。“我还有一个重要想法没有实现呢。”他说。
他回到自己那个寂寞的小屋，继续每天17个小时的工作。
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1987年圣诞节前的那个早晨。李开复起床，照例去看电脑，语音识别率居然达到96％。他不信，以为是计算机搞错了。再做一次，还是96％。他飞快地跑出去告诉洪小文，又飞快地跑回来告诉妻子。直到十几年后，回忆起那个早晨，李开复还是抑制不住地兴奋：“这是我从事研究以来最高兴的一241天。”妻子为他高兴，提议中午到饭馆去祝贺。那时候他是个穷学生，夫妻俩很少出去吃饭，可这顿饭，两人花了20多美元。
这个早晨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是对这个家庭，也是对整个计算机语音研究世界。直到今天，全世界研究语音识别的专家们，仍在使用李开复和他的搭档洪小文当年开创的方法。90年代结束之后，罗杰．瑞迪回忆起这一事件，赞叹他的学生当初的睿智以及敢于反对他的勇气，还说，“在科研的领域中，自由和平等绝对必要。”李开复在自己的道路上历经无数起伏跌宕，1984年他和导师的那场对话令他始终不能忘怀。其刻骨铭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早晨。“我不同意你，但支持你”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永远地留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由苹果公司副总裁而至SGI副总裁，进而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岁月中，始终信守不渝。
不是要你做什么，而是你要做什么与雷德蒙112号楼比起来，李开复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办公室的确算得上庞大华丽。1999年的春天，李开复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构思到中国来的第三篇文章，题242目已经写出来了，叫做《科研的方向》。是啊，大家都说研究院“精英荟萃”，“豪华阵容”，就连研究院的人也当仁不让地这样说。可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呢？从国内来的这些博士，把他们在学校里获奖的那些题目重新捡起来，希望能够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但是从国外回来的那些人，手上拿的全是世界上最新发表且最具水平的论文。
他们告诉那些副研究员：我们不做“中国第一流”，要做就做“世界第一流”。
“世界一流”这个词，过去听上去就像水中月，镜中花，让人看得见，摸不着。现在好了，身边有一个张亚勤为证。3月18日，整个研究院都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信来了。总统祝贺张亚勤以往取得的成就，还说了“最衷心地祝愿你获得新的成功”。这话让中国研究院那些初来乍到的人听起来，觉得真叫刺激。大家纷纷去找张亚勤，询问他怎样才能出人头地，他一边说着“为什么要出人头地”之类半真半假的话，一边介绍他的经验。
他说：“第一，要做一个现在人们不太关注，但将来会成为主流的东西。”大家说，这话很明白，请说下一个。张亚勤又说：“不要在一个领域当中停留太久。”这话不免243让大家有些糊涂了。就听张亚勤继续说：“你用20％的精力往往可以完成一项工作的80％。但要完成最后的20％，你却要付出80％的精力。”大家面面相觑，若有所思：读了20多年书，怎么老师在课堂上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这些呢？
那两个月，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所有的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到底想做什么？这问题当然也会出现在地下室的餐厅或者健身房中。陈正和邸硕已经进入李开复领导的音字技术组，正在集中全力研究李开复的关于语音识别的两篇论文。60多岁的黄昌宁开始建立他的汉语语料库，他从清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现在的目标是，在一年后拥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汉语语料库－－50亿字。王坚和张高、韩坚讨论“用户界面”的种种弊端。沈向洋的一句口头禅现在成了整个研究院的口头禅：What'sNew？－－新的东西是什么？
张黔说她原本是做“传输”的，现在仍想重操旧业。
张亚勤说：“当然可以。”这简单的一句话让张黔一年以后想起来还觉得痛快：“他不是要你做什么，总是在问你要做什么。真是一个好老板。”244士气已经到了研究院成立以来的最高点。所有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工程师，都在心急如焚地等待大展宏图的良机。一般的研究员都认为，自己理应解决最新颖最困难的问题。有人为自己收集资料，有人为自己寻找参考论文，有人为自己编写程序。锋芒毕露的人振臂高呼：“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不成的。”谦恭内敛的人也在心里暗自认定自己无所不能。但李开复可不这样认为，他心里着急的是，不要把这些年轻人的激情煽动起来就认为万事大吉。以往的经历告诉他：计算机软件世界中从不缺少激情，但决定最后胜负的力量却在于对未来的判断。他指出：“科研的方向就如同行路的方向，走对了，可以最短的时间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走反了会事与愿违，徒劳无功。那么，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究竟应该往哪里走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他才会在这么紧张的日子里，安静地坐下来写他的《科研的方向》。
李开复用这样紧迫的言辞提出问题，应该说不是无病呻吟。我们来看信息产业的历史，似乎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见未来。错误常常发生在一些最具智慧的人身上，包括一些著名大公司的领导者、“诺贝尔奖”的获得245者，以及像日本这样精明的国家（它在70年代预言“人工智能”将会主宰天下，并且倾举国之力于这个领域，结果证明这个预言过高地估计了机器的能力）。这也正是很多人蜂拥在这条道路上左冲右突而只有很少人能够成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