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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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走进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的人都难免惊异，这里18000多名员工办公室里的陈设和住宅房子的款式，居然没有重样。尽管“穿着自由”已是微软人的举世闻227名的特征，但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仍会有出乎意料的感觉：一个地道的微软人，看上去活像一个邋邋遢遢的嬉皮士，用形形色色的服装把自己包裹起来。牛仔裤、T恤衫、毛衣、衬衣、羽绒衣。尺寸不合身材，衣料不合季节。夏天可能穿棉袄，冬天可能穿短裤，五颜六色，形态各异，质地精良但却皱皱巴巴，价格昂贵但却决不显山露水。他们好像什么都可以穿，就是不肯穿西服打领带，这叫不少身着西服革履的来访者不免觉得自己“很傻”。尽管人们全都知道这是一个造就成千上万科学家和百万富翁的地方，但在一群微软人中间，没有人能分辨出，哪个人的口袋里装着多少世界级的荣誉，哪个人的口袋里装着多少钱。
服装的选择与人的智力并无直接关联，但智慧的弘扬必定要求个性的发展。举出两件小事就可以明白，穿着方面的任性放纵或者形格势禁，乃是一种大文化的反衬。作为一个访问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胡玉衡教授在来到研究院的第一天曾经“西装笔挺”，但他立即就发现这是属于“过度着装”。他说他由此了解到，“开放、自由和不拘泥于形式是微软研究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特228征”。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凌小宁身上。80年代中期他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在北京跑遍一条王府井大街终于买到一身西服。那时候我们国家卖西服的和穿西服的都很少，但他认定在美国是一定要穿西服的。不料后来他在俄勒冈州求学5年，又在微软工作7年，居然一次西服也没有穿过。到了1998年夏天他要回到中国来工作的时候，李开复告诉他，一定要在美国买套西服带回国内，必定有用。凌小宁回到国内，但见西服遍及街头巷尾，甚至一老农开着拖拉机行走田间也身着西服，不禁感叹：太平洋两岸孰东孰西？
说到“孰东孰西”，其实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也有这个问题。
1999年春天到夏天的几个月里，这地方真叫热闹。
免费饮料室里，各种饮料的消耗量日愈增加。这些人什么都爱喝，既喝咖啡、可口可乐、利顿红茶或者加了冰块的矿泉水，也喝中国绿茶和各种果汁。事实上，聚集在这里的人无论是中国国籍还是美国国籍，都是华人，就像侯德健的歌中所唱：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你229就算走到他们中间，也无法分清谁是美国化的中国人，谁又是有着中国背景的美国人。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种种性格和风尚，只能使用“亦中亦洋，亦东亦西”来描述。这是一大群绝顶聪明的人，都是博士，都是教授，都是腰缠万贯的“暴发户”。散漫，独立，傲慢，但也懂得不失时机地对他人表示尊重和理解。说话直截了当，伶牙俐齿，脑子快，嘴更快，中文夹着英文，来回穿插跳跃自如，听者也不会有勉强的感觉。你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他们想什么，但却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财产有多少。不像我们这些纯粹的中国人，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人家口袋里有多少钱，但很难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也即所谓“人心隔肚皮”。他们既吃西餐也吃中餐，既吃三明治也吃方便面，吃饭的时候仍然在使用筷子，但却已经不肯像中国人那样伸长胳膊去夹菜，而是像西方人那样，把盘子端过来，一边转来转去，一边说着“turnaround”－－“转一圈”。在大庭广众之中，他们常常像美国人一样低声说话，也会像中国人一样高声喧哗，讲“荤笑话”并且哈哈大笑。他们喜欢穿没有商标的衣服，没有裤线的裤子。款式简练，质地精良，价格昂贵，但旁人却看不出贵在何处。尽管衣着随便，230但每天早上必会一丝不苟地洗澡刮脸，并且嘲笑那些没有天天洗澡的中国人身上有一股异味。他们在北京的卡拉OK歌厅里面，很地道地唱外国歌曲，但也唱《游击队之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和《洪湖水浪打浪》。他们喜欢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开快车，又像美国人那样惊叹中国的交通拥挤，身揣驾驶执照，家藏高级轿车，但却永远不敢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开车。与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中国人常会有的拘谨和尴尬。在中国人群中沉默不语的时候，你闻不到他们身上的“洋味道”。他们疯狂地工作，也疯狂地玩。关注技术的最新进展，也关注股市每天的行情。在研究院里，他们彼此之间从来不肯称呼职务－－比如什么“李院长”、“张首席”、“沈主任”、“凌总工”之类，而是叫“开复”、“亚勤”、“哈利”、“小宁”。从美国来的访问学者胡玉衡说，他发现“这里有一种只叫姓名后两个字的文化”。不过，这些人一旦走进中国任何一所学校，也会不住口地叫人家“某院长”、“某教授”。
事实上，职位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的确是很轻的。没有人会因为一个人拥有权力才尊重他，更没有人会仰仗231自己的权力对旁人颐指气使。比如张亚勤就更加在意他的“首席科学家”的头衔，并且在名片上把它排列在“副院长”之前。他说：“在美国，首席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领域中比较权威的一个职务。”当一位记者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询问他，“首席科学家”和“院长”两个人究竟谁领导谁的时候，他说：“开复既是院长也是科学家，而且是世界级多媒体权威。”听上去他更加尊重李开复的学养而不是李开复的权力。不过，记者还在刨根问底地追究，如果“院长”和“首席”的意见不同，谁听谁的呢？
“他是个思想非常开放，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人。”张亚勤继续说，“我们是一起讨论，达成共识。如果有不同看法，那他会做他的事，我去做我的事，过一段时间再看看，谁错了谁就改。这是科学研究的做法。”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作为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只把握方向，其余方面让别人去做，任何想法都可以去试。重要的是什么时候知道错了，就什么时候停下来。因为与自己观点不同，就用职权来限制他人，这不是做科研的态度。”记者显然不能满意，因为他从张亚勤的话里还是听不出李院长的权力究竟在哪里，其实他只要回去看看李开复写的《从基础研究谈起》，就全都明白了。李开复在那里写的，比232张亚勤说的更加彻底：引导，但不控制－－除了由我负责研究院的使命和大方向外，研究的项目、细节、方法、成败，都由研究员自己来决定。我们聘用的人都是世界级的专家，对于细节，我可以提出我的意见，但是决定权在研究员手中，因为他们懂的远远超过我。我会全力地支持他们，就算我不认同他们的决定。
自由、真诚、平等－－这是我多年来所负责的每一个机构的共同特点，在一个自由、真诚、平等的机构里，每一个人深深地互信、互助、互重，无论资格、级别，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对任何人提出他的想法。就算是批评、争论，也是在互信、互助、建设性的前提下做的。
在我的机构里，我不容忍官僚作风，不容忍傲慢作风，更不容忍明争暗斗。
我不赞成你，但我支持你从客观的情况看，李开复的这种表现是很自然的。
他的经历如他自己所说，有着“自由、真诚、平等”的共同特征。这一点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的导师233罗杰．瑞迪便给了他多次镂心刻骨的体会。那时候李开复追随他的导师研究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作为导师，罗杰．瑞迪的最杰出的所在，与其说是他的学问，倒不如说是他的眼光和品格。他似乎有一种天助神佑般的感悟力，知道通向未来的道路在哪里。作为科学家，他并非全知全能，即使在他熟悉的领域中，情况也在迅速变化，为他所不能掌握，但他知道怎样去看待一个自己不懂的领域，知道怎样用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去激励一些年轻人的热情和想像力。如果他的学生李开复向他说出3个研究题目，他能够十分肯定地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根本无用，不能做；另外一个虽然有用但价值太小，不值得做；第三个才是精彩的想法，但若实现这想法至少需要10年。
罗杰．瑞迪是美国一个总统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因自己的远见卓识受到政府尊重。但他不喜欢任何社会活动，只一心沉浸在计算机的世界中，中午也不正经吃饭，通常是叫人家送一个比萨饼来，一边吃一边和大家讨论。李开复入学伊始，问他应该做些什么课题。他说：“这样吧，你做一个不特定语者的语音识别系统。”这话234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新鲜含义，但在80年代初期，这还是一个无解之题。那时候人们所研究的语音识别系统，只能识别一个人的声音，所以也叫做“特定语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像让机器听懂所有人的话。所以，罗杰．瑞迪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开创了语音识别研究的新纪元。
事实上，语音识别的研究在当时正在山穷水尽的窘境中，有人撰文说它即将衰落，美国国防部在收缩投资。罗杰．瑞迪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在哪里，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问题是有解的。
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罗杰．瑞迪把一个15年至20年的研究计划交给李开复，还告诉他研究经费没有问题。
李开复很快发现，罗杰．瑞迪给予他的支持远不止这些。
那个暑假，李开复对罗杰．瑞迪说，他觉得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研究语音识别没有前途。李开复的这个想法不仅不合适宜，而且也和罗杰．瑞迪的想法相悖。那时候“人工智能”为所有专家信奉，所以又称“专家系统”，其要旨是用机器来模拟人的语言能力。就像是教给一个婴儿识别“爸爸”、“妈妈”的含义，再让他学会说出口来。
直到17年以后，李开复还记得当年研究的若干情形。整235个过程很像是一个婴儿在学习语言，区别只在于这“婴儿”是一台机器。专家们以20个人的声音反覆训练，结果发现这“婴儿”居然能听懂也能说出话来，就像是一个真的婴儿在讲话。这一成果令全美轰动，人们把它作为一个重大发明，罗杰．瑞迪信心十足地计划着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李开复也跟着写了一篇论文，文字优美，结论精致，说语音识别率已经达到95％。但李开复很快就发现，“专家系统”其实没有用。道理很简单，“婴儿能够长大成人，机器却不能成长”。所以当他用另外100人的声音重新检验原来20种声音的实验成果时，立刻发现这机器不灵了。
李开复准备另辟蹊径。他告诉罗杰．瑞迪，他对“专家系统”失去了信心，要使用统计的方法。他坚信，导师的方向正确但方法错了：对于“不特定语者”的研究来说，一个太小的数据库－－20个人，所产生的结果，无论多么精彩也没有意义，而大数据库则不能避免统计的方法。罗杰．瑞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