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李森与索罗斯-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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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专家”的乔治·索罗斯并不那么看得上眼。
1994年初在国会的银行委员会面前的表现使索罗斯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他开始自己确信,也许那些讲求事理的人们最终会倾听他的意见。不过,令他不能理解的是,位居那些高做自大的金融组织顶端的都是一些根本不想被人一一一当然不仅仅是被一个乔治·索罗斯——告知应如何去做的人。想起像德意志联邦银行或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索罗斯就有一种被踩在脚下的感觉。对此,纽约的《格兰特利率观察》的主编乔治。格兰特先生评论道:“假如你是英格兰银行的高级人士。拥有三个学位,又写过不少内容广博的著作,而你一年半以来满眼看到的都是乔治·索罗斯先生说你们都是笨蛋,你会怎么想呢?索罗斯先生已煽起了全世界政策调控圈中的人对他的敌意’。”
索罗斯也明白他尚未获得他的同行的充分尊敬。“他在对政策施加影响方面有问题,”巴伦·维恩承认道,“他发表了一通意见,却觉得‘他们依然不听我的,他们并没有照我告诉他们的去做。…
索罗斯也完全知道应避免在那些他并无多少专业知识的领域发表意见。可是一旦他在某个方面有了某种个人的体验,而又可以和政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聊天的话,他就觉得自己的观点应该被听听。他相信,西方对于开启东方封闭的社会并无非常充分的兴趣。他还认为,尽管西方国家曾经认识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自由的威胁并作出了回应,但在这些威胁已经消失的90年代,西方反而陷于榜惶之中。“我们甚至未认识到以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去替代冷战的必要,“他在1994年7月说,“或者说未认识到不这样做,世界就会陷于混乱之中。”索罗斯让人听起来似乎改变这种松懈的使命落到了他身上,他说:“我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么一种奇特的形势中:某个个人在争取一个开放的社会方面比多数政府还要做得多。”
他还提到,在他声称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政策并不明智之后,市场上的德国马克就开始下跌;可是,当他批评欧洲国家对波斯尼亚的政策时,他“或被置之不理,或被告之呆在自己的本行之内”。有时,索罗斯也靠近了权力的堡垒,但还是差那么一点未能抵及。比如1994年7月,他在华盛顿参加一次国际地议,却未有机会和总统会面,也未能和国会领导人相聚。
这种会见正是索罗斯需要的。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和记者们聊聊了。他敦促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就建立一个有助于稳定货币汇率的新的协调体制达成一致。“我们正处于一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之中。不仅在金融领域,也在政治方面。 他说,他还言道,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国家间的团结已缺少足够的粘合剂,“我们如今没有任何(协调政策和稳定汇率的)体制”,“所有的汇率制度部有其缺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然后就失灵了。所以你必须一直保持灵活性并调整制度。
简而言之,索罗斯所要求的就是权力。他已经尝到了它的味道并很喜欢这种体验。“权力令人陶醉”,他说,“而且我获得的权力已超过了我当初之想象,即使它只是在硬通货的供给极为紧张时将它们花出去的权力。
但这种动用大笔金钱的权力并不会令索罗斯满足,他要求更多。“我希望人们会更多地倾听我的观点。除了我通过我的基金会所做的一些事之外,我对于西方对于前苏联的政策的影响少得可怜。”他曾如此说道,“很奇怪,为什么白宫不动用我这个它所拥有的珍稀资源呢?”
在索罗斯的密友巴伦·维恩看来,很明显,这位投资家期望呼吸到白宫的中令人飘飘欲仙的空气。他说:“乔治也许想成为伯纳德·巴鲁克(1870一1965年,美国金融家,靠在华尔街做投机交易发迹,后曾成为美国总统的顾问——译注)。伯纳德·巴鲁克是一位成功、睿智的人士,而且罗斯福总统愿意从他那儿汲取思想。乔治也认为克林顿可从他身上得到灵感,或者沃伦·克时(克林顿第一任政府的国务卿——译注)这么做。
在1994年9月27日,发生了一件事情,它似乎把正走近6岁生日的索罗斯感到的失望都蕴含到了其中。在这一天,匈牙利向索罗斯颁发了匈牙利共和国中十字勋章,这是匈牙利次高级奖授索罗斯是因他对匈牙利的现代化的贡献而获此荣誉的。不过,一位政治家荣获了大十字勋,而中十字勋章是授予“普通人”的。
一个普通人!这可不是自孩提时代起就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索罗斯所期待的认可。那么,他究竟会如何看待他的出生国给他的这种待遇呢?当然是感到自豪。他自1947年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去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且也确实获得了成功;他把其中的一部分奉送给了他的祖国,而后者如今向他表达了尊敬之意。只是,这并非他一直追求的那种荣耀,他压根不希望被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对待。
第四节 观赏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让英格兰银行焦头烂额的人,予英镑以重创的人,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操纵着市场走向的人。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动人的词儿呢?许多人对索罗斯很是有敬畏之感,这极其自然。他通过运用他的基本的交易工具一一一他的智力、他的电脑和他的分析天赋,将他的同辈都抛在了后面。当然,一种嫉恨也因此而产生了,它常常表现在了那些财源滚滚但并非奋斗者或劳作者的人身上。一些人还充满怀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仅凭着分析一下各公司的报告,和其他投资者聊聊天,读读报纸和作些猜测就能聚敛大笔钱财。
索罗斯是如何做的?他怎么挣了这么多钱?这些问题很容易被人迅速地想到,因为看起来难以想象的是,一个人竟然可以绕开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走的那条崎岖之路去变成大富翁。不过,对乔治·索罗斯来说,积累大笔财富根本不是简单易行之事,在其早年更是如此。所以,其他人毫无理由去对其胡乱猜疑。
可另一方面,索罗斯本人——即使他是不经意地——也确实促升了我们对他的疑问。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他觉得赚钱比花钱还轻松;他爱摆一副神秘感;他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他的投资“秘决”的一本书,那么多的解释却又支支吾吾;他宣布找到了一种解释金融市场的理论,接下来却又表示它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因为它并不适用于任何情形。有些时候,似乎索罗斯乐意让人向他内心的金融之道投进一瞥,以便我们能得到一点满足井同意让他一个人呆会儿;另此时候,索罗斯令人听起来好像他真诚地希望我们能领会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不论索罗斯是多么地有神秘感和令人琢磨不透,他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让公众观察他的运筹帷幄。并对他的成功惊羡不已。当关注于索罗斯的运作时,人们也力图把他们的怀疑搁在一边。他们愿意相信,索罗斯不是大自然的偶然创造,他能够被模仿,他们也可以成为赚钱机器。在说完了这些之后,一句结束语是:促使其他人梦想达到索罗斯的那般高度的正是他手中所握的根本性的权力。
第五节 1997年前后
在1997年中,乔治·索罗斯将他的大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到了他的慈善性工作上。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将他的慈善基金会转交给其他人,就如他在差不多10年之前对他的商业事务所做的那样。他还依然期盼能被承认为一个伟大的哲人,他声称这种名声比被看作一个赚钱大王更能让他得意。“我愿意通过促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来改变世界,”1995年9月21日他在其母校伦敦经济学院对听众讲道。
截止1997年2月,索罗斯的赚钱生涯依旧是一帆凤顺。如今他的“旗舰”量子基金(投资额是49。3亿美元)连同其他的“量子”集团属有的基金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50亿美元。索罗斯骄做地向人夸耀说,在量子基金27年的历史中,它一直被普遍地认为是投资基金中业绩最显著盼一家。
1997年初,《福布斯》杂志认为索罗拥有25亿美元的财富。
在他肠岁的时候,索罗斯一年拿出了3.5亿美元以实现其在东欧、前苏联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建构开放社会的目标。由他提供资助的基金会网络分布于25个国家之间,包括南非和海地。
在90年代中期,索罗斯决定将其慈善事务扩展至美国。对于他所认为的美国在帮助东欧迈向开放性社会方面的无所作为,他非常失望。这种不满使他转而思考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我开始对我所居住的国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我感到我们在这里所享有的相对开放的社会正处于危险之中。”他在1997年2月2日的《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不过,他承认他在美国的慈善活动不会像在东欧那么引人注目,“我觉得我在前共产党国家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我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在1996年9月5日的《慈善活动纪要》中讲道,“在美国,我就不处于这么一个位置。我只是很多参与者中的一员,而且我认为我们的活动也不是那么独一元二。在东欧我们是开风气之先,在这儿我们只是加入一大群人之中。”
索罗斯向一系列帮助犯人们重铸生活的计划提供了100万美元。其中的一个计划是资助女犯在出狱后找到住房,另一个是协助犯非暴力罪的首次犯罪者在出狱后找到工作。他的一项颇具争议的主张是要求实行一种“更明智”的美国毒品政策,他说在那些业已登记过的吸毒者的治疗处方上应该有海洛因和某些其他非法药品。他在《邮报》上写道:“将滥用毒品作为犯罪来打击弊大于利,这不利于进行有效的治疗并使大多的人被投入了监狱。”由于这项激进的的改革建议,索罗斯受到了华盛顿的政治家和媒体专栏作家的批评。但他并未退缩,“我盼望有这么一天,”他在《邮报》上写道:“这个国家的毒品控制政策能更好地体现出一个开放社会的理念。”
在《慈善活动纪要》上的那篇文章中,索罗斯预言他的慈善基金会在他逝世后只会继续存在10年时间。他还希望自己很快地从对这些基金会的日常监督中解脱出来。他说:“我已不再介人我生意上的实际决策了,我也想从基金会的决策中摆脱出来。我要创建的是一个没有我也能运转的组织。在生意上,我已做到这点。在慈眷基金会方面,我还有路要走。
另外,在1997年2月,索罗斯还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攻击,指责它未来和穷国分享财富。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采访时,他陈言道,西方总是把像东欧人民那样的穷人们抛下不管。“认为市场制度是完美的观念是危险的,”他告诉CNN,“因为实际上市场很不稳定。而且,它也不会导致资源的最佳分配,它倾向于使富者更富。
还是在2月份,在于《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索罗斯对西方进行了更多的指责,宣称:“我相信,开放社会的主要敌人不再是共产主义威胁而是资本主义威胁。”他认为,在消除了共产主义威胁之后,开放的社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