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李森与索罗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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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们不能吃汉堡了？”我低声说。
“改期吧！”丽莎说。
星期一早晨，我和丽莎从睡梦中醒来，周围是那么安静。
周末已经过去，到了我们该回吉隆坡的时候了，我们商定，由丽莎回新加坡，把我们的物品分类整理，另外将公寓里的家具打包运回英国。她还要把巴林银行的钥匙还给他们。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她再飞到甫金跟我会合。我们要在甫金待上一个星期，因为有几个朋友到周末才能来，然后，大家一起飞往澳大利亚。把我辞职的事告诉我父亲和丽莎的父母之后，我们就回家。父亲一定会非常不安的，但他肯定会明白，我在新加坡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会帮他做泥瓦活，安安静静地度过夏天。丽莎则想回家后去她叔叔的店里帮忙——她叔叔在伦敦大街开了家三明治店。
这天的天气真不错。我们俩在游泳池边躺了一上午。最后，收拾行装的时间终于到了。
“我们去买些饼干路上吃吧！”丽莎说。我们走进饭店里的商店，浏览货架上的商品。
“这里有普林格和丽兹饼干，”我在看卡片时，货架的另一端传来了丽莎的声音，“有雅各水果和果仁脆饼。你要哪一种？”
我抬起头，想去看看该买哪种饼干。这时，有个人经过我身边，向收款台走去。他手上拿着一份《新海峡时代报》。报纸是对折的。在报纸的一角，我偶然看到了一个加粗黑体的标题：《英国一家商业银行倒闭》。
一时间，我再也不在乎该买什么样的饼干了。丽莎还在絮絮叨叨地说话，而我已经被惊吓得迈不开步了。
“丽莎，”我低声说，“买一份那种报纸。我现在看不了这个。巴林银行破产了。”
丽莎拿起报纸，开始阅读那篇文章了。文章提到了一个交易员的失踪，此时，我朝窗外望去，看着香格里拉饭店。我们现在是在婆罗洲岛北部沿海的中部。我们进退维谷，仿佛已被关入樊宠。如何才能挣出樊宠？丽莎正准备在付款单上签字。
“付现金，”我说，“不要在任何东西上留下笔迹。”
“谢谢。”糖果店里的售货员微笑着说。
第一章 在沃特福的生活：
从沃特福到巴林银行
我在酒吧那儿转过身，托起装满啤酒的锡盘，挤进人群，向朋友们所在的地方走去。我低着头，小心翼翼地避开人们的肩膀和胳膊的碰撞，一心想着保护那些啤酒瓶，所以直到出事前的那一刹那，我才抬起头。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我的周围出现了一大片空白，这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双手托着锡盘，抬起头往上看，正好能看到一把椅子从大约七十五英尺高的地方凌空而下。这把带倚背的椅子用硬木做成，棕色的油漆已有不少裂纹。我当时一定是非常吃惊，扬起的下巴正好跟往下坠落的椅子形成了一个直角。由于没有用手保护，椅子的一条腿不偏不倚地打在我的脸上。我的鼻梁骨被撞进了颅骨，在眼睛后面的某个地方炸开了。我想大叫，发现嘴巴和下颚都不听使唤了。摔倒时，我看到锡盘闪电般地撞到地上，但是我无法听到任何声响。锡盘里装了十一瓶啤酒呢。我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是一片狼藉。
史蒂弗则是个幸运儿。他这个肇事者可真是幸运得有点无耻。我躺在医院里治疗受伤的下巴时，他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那时候，有一些保安人员冲了进来，在舞池中站成一排。
他们将闹事的人彼此分开。我被人群拥挤到了舞池的一边，而我要去的地方却是另外一边，这时，有几个保安人员盘问我，也正是这时候，我的下颚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史蒂弗当时和我在舞他的同一边。他被人按在墙上踢了几脚。混乱之中，他碰巧碰到墙上的一个红色按钮。紧急出口的门被打开了，他一下摔到门外，门周围堆满了垃圾箱，有一两个人跟了出来，又踹了他几脚。但史蒂弗还是跑出了楼道。他来了俱乐部门口，想重新进去。
“我是想把你从那儿拉开。”他说。
我尽量让自己脸上不要有汪何表情——伤太重了，笑一笑都非常难受，接着，他重新来到舞池，就看见我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赶紧找了一个保安人员将我架出了俱乐部。
这时，警察也来了。我们被送到了医院。
次日上午十一点，史蒂弗和劳伦斯一起送我回家。跟下颚比起来，鼻子受的伤更严重，我感到鼻于是那么巨大而麻木，就好像被注射了大剂量的麻醉药一般。我的两只眼睛分别都能看见这个硕大的鼻子，所以我觉得我的眼睛都变成斗鸡眼了，闭上眼睛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回到家，我便走进浴室，躺在浴缸里睡了过去，醒来时，水早凉了。然后，我对着镜子刮脸。那情形，真跟削烂苹果一样，因为脸部红肿，极容易被刮伤，擦伤的部位便又开始流血。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穿上笔挺的西装，再带上一把阿斯匹林，出门去上班。起码，由于满脸青肿，别人看不出我有什么其他不适。
“尼克！你怎么啦？”每个人都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外星人似的。
“没什么，”我说，“昨晚上碰上了一起车祸。我坐在后排，脑袋碰到前面的座位上，把鼻子和下巴磕伤了。坐在前排的人好多了，他们有安全带嘛。”
其时，我是在摩根斯坦利银行工作。那是所有美国银行中，最成功的银行之一。我在期货与期权结算部接受培训。那时，我年仅二十，年收入已达二万英镑，不久前在沃特福市买下了我的第一间公寓。在我的朋友们看来，这些都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之中有泥瓦匠、电工、管道工，还有一些人在商店工作。在搬进公寓的头一天，我请朋友们聚会，却发现自己并没准备刀叉等餐具。于是我们去了一家印度餐馆，在那里享用了许许多多的“梵达露”。回家时，每个人口袋里都装了不少刀叉。真幸运，那不是家中国餐馆；否则，我的厨房里只能有筷子了，接下来是解决照明问题。有人从房子外面的大铁箱里拣来了一些旧灯泡，把它们全部接到了总线上。这些灯泡一明一暗，闪烁不定，就像迪斯科舞厅里的霓虹灯一样。
但是，在工作方面，我却是全银行职员们学习的模范——有谁在意我来自哪个阶层，也无人知道我如何打发每一个周末。在银行里，我衣着得体，进步迅速，期货与期权市场正快速发展，但是世界上只有极少的人明白其运行方式。在这个市场上，摩根斯坦利银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者。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培养了大量的后勤人员（包括我）来理清每一笔交易的情况；同时，也招聘了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员，让他们走进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为银行服务。
我是一九八五年开始工作的。那年我十八岁，刚刚离开学校。不久，就加入了位于市区的考茨公司。那是一家能经常为女王服务的银行。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尽管每天有清算不完的支票，但我却从来没有遇到一张是查尔斯温莎签过名的。
事实上，尽管考茨公司声名显赫，它也面临着许多银行共有的问题：比如有人进行支票诈骗活动、有的妇女瞒着丈夫进行大额透支等等。我能在该公司任职是相当幸运的：工作后，我才知道，当时有三百多名毕业生申请这一职位，而公司只约见了其中两人，最后将这份工作给了我。但是，在该公司工作的每一天，我只是把数不清的支票在偌大的办公室里四处堆放，然后再将它们包捆起来，放到某个巨大的储藏室里去——这里的工作是越来越枯燥乏味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的某一天，有位朋友告诉我摩根斯坦利银行需要人手。我去应聘了，并且马上就得到了一份工作。他们告诉我说，我可以到货币交易部门工作，替银行清算所有的货币交易情况；也可以到期货与期权部工作，清算更为复杂的交易情况。我选择了后者。从那天起，我将来的生活就确定下来了。
每天上午，我都先坐火车到尤斯顿，再坐地铁到牛津马戏常我已远离了家庭生活。在办公室里，我忙着处理各种清算问题。直到晚上六点左右。但是，很多时候，我要忙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要在尤斯顿给家里挂个电话，让父亲驾车到火车站来接我。到家后，父亲去睡觉了，我则给各位朋友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周末的娱乐也往往以这种形式开始。在西装革履地工作一星期之后，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我都会出去放松放松。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其他职员肯定想像不出我还有那么狂野的休闲方式。那天晚上，看完一场足球赛之后，我们一群人挤进一间迪斯科舞厅，然后，我们把衣服脱得精光。我们站在舞厅的各个角落里，轻轻松松地交谈，就好像全身赤裸是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朋友史蒂弗有个非常可爱的习惯，每次看到他比较感兴趣的女孩，他都会走上前去，将他的阳具从裤裆里掏出来，把它轻轻放进女孩子手里。在这间名叫“找回的天堂”的迪斯科舞厅里，他又心痒难耐，向一个女孩做了这件事情。当时，那个女孩正高高兴兴地跟她的男朋友———位身材高大的黑人——说话。女孩的男朋友马上警告史蒂弗说：“你给我马上滚出去，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史蒂弗不为所动，仍然待在舞厅里。正是这时候，我答应再去买一次啤酒，然后是，史蒂弗想跑过来把我拉开，而椅子早就砸在我身上了。史蒂弗的所作所为令人生气，他确实该挨打，但是，我却不怎么认为就因为有了他这么一个朋友，我就应该受那么重的伤。
我母亲去世时，她一定感到很幸福，因为当时她刚刚听医生说，尽管她已身患癌症，她至少还能活上十年。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她的床边时，她还说，这样的活，她就能亲眼看着她所有的子女结婚生子，拥有幸福的小家庭，她告诉我们，医生已向她保证，她会活着看到自己的孙子，尽管当时沙莉才十岁，维克多利亚也只有十三岁，母亲却相信，她会看着他们长大成人。那晚离开她的病房后，我们都心情振奋，庆幸她还能继续爱护我们。她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是她的辛劳，才使我们有了健康的生命和幸福的生活。过去，由于和我一起上学的朋友都有普林格牌羊毛衫，我也向母亲要这种毛衣。结果，她就加了几次班，赚到了足够的钱，满足了我的要求。小时候，我做的蠢事自然不止这一件。是母亲使我认识到，我可以努力学习，也可以交很多朋友。那时候，我的同学大致分成两派——一派学习刻苦，一派酷爱足球，而我则被两派同时接纳——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我甚至当上了负责维护纪律的级长。爱踢足球的那一派本来是极讨厌级长的，但他们却仍然认为我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要知道，这两派可是死对头埃而我之所以能和这两派同时友好相处，这种自信来自我的母亲——是她使我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便自然会有收获。
次日上午我在上班时，有个护士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到医院去。母亲的病突然急剧恶化。
“今天下午去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