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皇陵-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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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禁遏不住，也只好且战且退。此次战后，齐明帝为了加强雍州防务，特选萧衍为辅国将军兼领雍州刺史。498年，明帝萧鸾病死，太子萧宝卷继位。萧宝卷即位以后，诛杀大臣无数，文武群臣皆不自安，江州刺史陈显达起兵造反，但不过数日即被扫平。后豫州刺史裴叔业降魏，萧宝卷遣萧衍的哥哥萧懿为豫州刺史，负责征讨裴叔业事宜。平定裴叔业以后，萧懿被拜为尚书令、征讨水陆诸军事，当时，就有人劝萧懿废掉萧宝卷另立明主，但萧懿不听，500年10月，萧懿被萧宝卷赐死。500年11月，哥哥被害，萧宝卷就要攻打自己的消息传到襄阳，当天晚上，萧衍就请自己的心腹，州录事参军、襄阳令张弘策，州中兵参军吕僧珍，长史王茂，别驾柳庆远，功曹吉士瞻等来府中商议废昏立明的事情，大家闻听，踊跃欢呼，当即就组织了甲士千余人，马千余匹，船3千艘，并联络了荆州（14岁的南康王萧宝融时任荆州刺史）长史萧颍胄共同讨伐萧宝卷。501年3月，萧衍、萧颍胄共推萧宝融为帝。不久，萧颍胄病死，萧衍率军直取汉口，在加湖之战中，击败了萧宝卷的援军吴子阳，随即攻下郢州、江州，这年的12月进入建康。502年3月，萧宝融被逼自杀；4月，萧衍称帝，建元天监，建立了萧梁王朝。
萧衍登基以后，鉴于刘宋，萧齐亡国的教训，总是勤于政务，孜孜不倦。即使是寒冬腊月，也是五更即起，批改公文，以至双手破裂。萧衍还注重纳谏，特诏令在东府前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凡布衣处士，要想直陈时事，有所建议，可投书于谤木函中；如有功劳未达，才不尽用，可投书于肺石函中。萧衍在全国率先提倡勤俭，他一顶帽子戴3年；一床被子盖2年；所穿的衣物，都已洗过数次；平时吃饭只以菜蔬豆羹粝食为主，并且每日只吃一餐，遇有事务繁忙，便喝点稀粥充饥。每当简选长吏时，务必求选廉平，并亲自于殿前召见，勉之以为政清廉之道。他下诏全国，如小县令有才干政绩者，即迁大县；大县令有才干政绩者，迁2000石。当时朝臣中有二人以廉洁著称，被分别提拔为内史、太守。于是上行下效，萧梁王朝吏治有了不少起色。萧衍和历代君主一样，也对开国元勋大加猜忌，梁王朝开国功臣首推张弘策、范云和沈约。张、范二人在开国之初就已相续去世，沈约是萧衍的好友，又助萧衍受禅登基，本应好好重用，但事实并非如此。萧衍先是重用徐勉、周舍，后又重用谢朏，最后起用寒士朱异，让其职掌权要20余年。沈约不被重用，虽不与计较，但常被萧衍呵责，不久即病重而死。萧衍对开国元勋如此刻薄，但对皇室权贵却是恩礼有加，关怀备至，甚至显得愚懦不堪。萧衍目睹了刘宋、萧齐亡国的教训，认为他们或由于皇帝专权引起王室互相残杀，或是皇权旁落而为大族所控制造成的。因此，他上台后，想通过统治阶级内部权力调整，即通过优待宗室，笼络士族等办法，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在刘宋和萧齐时代，为了加强对宗室诸王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典鉴”制度，即在诸王和刺史身边派驻由皇帝亲自任命的典鉴，其职责是监视诸王和刺史，并随时把他们的情况秘密报告皇帝，典鉴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担任。他们的职位虽然比较低微，但“盛行州郡，权重藩君”，诸王和刺史十分畏惧他们，诸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穿衣饮食，都在典鉴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典鉴制度显然不利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好转。因此，萧衍一上台就废除了这个制度，给予诸王以实权和优厚待遇，使宗室诸王十分感激。萧衍虽然总结了刘宋、萧齐亡国的教训，但他的改革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包庇宗室。萧衍的六弟、临川王萧宏大肆搜刮民财，奢侈无比。萧宏有装满银钱物资的库房100余间，其中光现钱就3亿多，布、绢、丝、帛不计其数，平日锁得紧紧的，有人怀疑并向萧延密告说萧宏私藏武器，萧衍亲自去检查，看到藏的是财物而不是武器，反而说：“阿六，你日子过得不错吗”。并且还一起喝酒到深夜，兄弟更加和睦。萧衍知道萧宏不会谋反，对他更加信任了。以后，萧宏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肆意妄为，后来竟与萧衍的长女永兴公主勾搭成奸，而且两人还秘谋篡逆，派二僮行刺萧衍，不料二僮稍事磨蹭，错过时机，被御卫捉住斩首。永兴公主自觉无颜再见父亲，回宫后即自尽身亡。萧宏得知事情败露而忧惧成疾，不久也病死。豫章王萧综是萧衍的次子，生母吴淑媛原来是东昏侯萧宝卷的宫姬。被萧衍纳为妃后极为宠爱，仅7个月就生了萧综，504年萧综2岁时就被封为豫章郡王，邑2千户。19岁（521年）入朝为侍中、镇右将军。后吴淑媛色去宠衰，心怀怨恨，便将萧综7月所生之事告诉了萧综，萧综以滴血法印证自己为东昏侯之子。525年，萧综奉命出镇彭城，都督诸军。不久，北魏调临淮王元彧为东道行台，率军进逼彭城。萧衍恐怕萧综失利，便召萧综还朝，而萧综却单骑投降北魏。北魏见萧衍的次子来降，非常高兴，当即授萧综为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阳王，邑7千户。萧综也改名为缵，字德文，萧综还特地为萧宝卷举哀，服丧3年。萧衍得知萧综投降北魏，大为惊愕，马上削去萧综的爵土，撤除属籍，改其子孙为悖氏，废吴淑媛为庶人。后来梁直阁将军陈庆之护送北魏降将元颢伐魏，萧衍听说萧综有南归之意，便让吴淑媛拿出萧综小时侯穿的衣服让陈庆之捎去，但萧综坚决不回。不久吴淑媛病故，萧衍又生怜惜之心，下诏恢复萧综的爵位，谥吴淑媛为敬，又封萧综的儿子萧直为永新侯。
儒学在东汉末期已经开始衰落，尤其到了刘宋和萧齐时代已很少有人能通经史，三德六艺也早已被废。萧衍本人精通儒学，他深知儒家经学对于治理国家，维护政权的重要性，因而即位之初就下诏在建康设立五经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设置五经博士。每馆由五经博士一人主持，招收学生数百，由国家统一供给生活费用，学成后优异者给与一定的官职。因此，吸引了许多庶族地主到建康求学。在京师以外，萧衍也派博士、祭酒到州郡办学。萧衍曾亲自指导大臣制定吉、凶、宾、军、嘉王礼典一千多卷。萧衍虽然日理万机，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一看就是半夜，并亲撰了《春秋问答》、《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计200余卷，王侯朝臣如有质疑，萧衍还亲为解释。于是四方郡国，趋学成风，云集于京师者不可胜数，萧衍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就连北朝的士大夫也都投奔到了萧衍的手下。萧衍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萧衍早年信奉道教，并不信奉佛教。自到了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以后，可能是与名僧以及信奉佛教的文人名士交流的熏染，加之他精通儒、道和文学，知识的广博和兴趣的广泛，为他接受佛教提供了条件，由此转而信奉佛教。502年，萧衍在称帝后的第18天亲自到无碍殿受戒，取法号名冠达，成为中国古代帝王中唯一在位的和尚皇帝。504萧衍年正式宣布舍道归佛，亲自撰写了《舍道事佛文》，发誓信奉佛教，并要求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都信奉佛教，共同成佛。他宣布佛教为国教，以佛教为主，儒、道为辅。还亲自下诏修建大爱敬、智度、新林、法王、仙窟、光宅、开善等宏伟壮丽的寺院，分别供养数以百计千计的和尚和尼姑，并赠送土地和给寺院。如强买江南士族王骞在钟山的田产80多顷，施舍给了大爱敬寺。萧衍进入暮年，尤其是526年以后在萧宏、萧综两次事件的打击，62岁的萧衍更加看破红尘，更加沉湎于佛事，527年，为方便祭拜佛祖，萧衍命人在皇宫后面修筑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取梵语“以协同泰”之意，同泰寺有大殿6座，小殿及堂10余座，有高7层的大佛阁和高九层的宝塔，寺内供奉有十方金佛像，十方银佛像等。同泰寺规模宏大，在南朝四百八十寺中首屈一指。萧衍还在皇宫后面开大通门直对寺门，以方便早晚由此门入寺拜佛参禅。由于萧衍的积极提倡，在他在位期间，各地建寺成风，造像成风，做斋会成凤，佛寺佛像遍地成林，萧梁王朝几乎变成了佛的国家。据史书记载，萧梁时期各地有佛寺2864所，僧尼82700人，仅在建康一带就有佛寺500多座，僧尼10多万。整个国家君臣子民都在香烟缭绕的殿宇内，匍匐在佛像前，诵经忏悔。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写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南朝当时佛教兴盛的真实写照。为表忠心事佛，萧衍竟于527年、529年、547年三次舍身入寺，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把自己所有的身资服用，统统舍给寺庙；二是自舍自身，即自愿加入寺庙为众僧服役。最后，群臣花了数亿钱才赎回了这个“皇帝菩萨”。萧衍还十分重视戒律，他不仅自己断绝女色，不食荤腥，还亲自撰写了《断酒肉文》，从多方面阐述了断禁肉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诏全国，今后祭祀宗庙神灵，不许再用牛羊猪等，此令一下，朝野为之震动。祭祀不可杀生，就意味着不能再吃肉了，由此群情汹汹，竟引动了朝廷的商议，拟用大脯（肉干）代牛，但萧衍坚决拒绝用牲。最后经再三请求，才允许用面粉捏成牲像祭祀。此令从而改变了自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对后世佛教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萧衍还诏敕名僧撰写佛经注疏，如命宝亮撰写《涅槃经》疏；命建元、僧朗撰写〈涅槃经〉注；命僧旻等编纂《众经要抄》88卷；命智藏纂集众经义理为《义林》80卷；命宝昌抄撮《经律异相》55卷，纂集佛教传来后，僧俗叙述佛理的著作《续法门论》70余卷。萧衍还三次敕编有关佛经目录，其中第三次由僧祐撰的《出三藏记集》是中国较为古老而且较为完备的佛经目录。萧衍恢复和提倡儒学，博得了文人学士的好感；大兴佛教，取得了寺院地主势力的支持。萧衍以此来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加之当时北魏朝廷内部也开始分裂，无暇顾及进攻南朝，所以萧衍统治期间基本属于偏安时期，战事较少。萧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唯一在位的和尚皇帝，还是我过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他工于草书和隶书，还精通乐律，曾创制准器四具，名“通”；又制造长短不同的笛子12支以应12律。对于阴阳纬候、卜筮占决、骑马射箭，也无不精通，萧衍在学识上可称的上博学多才。唐代十八学士之一的姚思廉对萧衍推崇备至，认为通观古往今来为帝王人君，很少有像他那样“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的。据说，萧衍文思敏捷，能下笔成章，洋洋洒洒可万言，千赋百诗随手可作，一生著作颇多。他精通儒家经学，著有《周易将疏》、《尚书大义》、《孔子正言》等书典200余卷；他深谙佛道，著述有《制旨大温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