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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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起共进晚餐。第三天早上，即10月23日，巴菲特开价每股60美元，现金支付。施亚提出了两个要求：1。这是实盘；2。没有“放弃费”。正式交易中这种要求是对投资银行提的，但巴菲特没有投资银行。他只是耸了耸肩膀，让施亚起草合同去。一个星期后，巴菲特以3亿1千5百万美元买下了又一棵摇钱树。
巴菲特的现金是从另一宗交易中来的。那也是在10月：菲利浦。莫里斯高价购买了通用食品。作为最大的股东，伯克希尔从中赚了3亿3200万美元。
“我并不高兴。”巴菲特唱歌般地说。他的股票又创纪录了，每股2600美元。
那个月《福布斯》的10亿富翁排名中就有巴菲特的大名，同时还有山姆。瓦尔顿、罗丝。贝罗特和哈利。哈姆斯利。
接管别的公司明显地给巴菲特增加了财富。但尽管他赢利颇丰，他还算不上这个交易时代的代表。与代表人物罗纳德。O。贝罗曼相比，他还是显得与这个时代不相称。
这两人的购买欲都很强，对公司的判断也很敏锐。作为投资者，他们的品质也很相像。贝罗曼运用技巧较少，他是以钱铺路。他目光长远，但从本质上讲也是个金融家而不是管理人。有一次接受《福布斯》的采访时他说，他一个星期要读十份年度报告。
另一方面，咄咄逼人的贝罗曼不做不太友好的交易；巴菲特则不然。贝罗曼只对控股权有兴趣，这一点也与巴菲特不同。他们的最大区别是，巴菲特只以公共公司的股东身分参加交易，而大多数的交易人则是靠内部渠道（如各种收费）赚钱的。
贝罗曼就是靠把《电子色彩》、《迈克安德鲁斯》和《福布斯》的其他股东排除在外的方法给自己带来巨大财富的。他的开价十分不公平，而且每次交易总得打官司。巴菲特同意作为控方 （他的朋友比尔。瑞恩）的专家证明贝罗曼有罪。比尔拥有MacAndrews和《福布斯》的部分股票。当时参与诉讼的一位律师说，巴菲特说贝罗曼在“敲榨股东”，贝罗曼坚决否认。最后
官司了结了，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有趣的冲突。
在巴菲特买下斯科特＆费兹的同时，贝罗曼又发明了一条华尔街的游戏规则——一旦使用就能致某家独立的公司于死地。科尼。布朗奇在《猎者舞会》上评论说，贝罗曼对拉弗龙的进攻就像阶级战争一样。这家化妆品公司的贵族经理麦克。博格里斯认为叼着雪茄的贝罗曼和它的杰克塞资本家是“开当铺”的。他粗鲁地拒绝了，说这家公司不准备出售。贝罗曼反击说博格里斯是典型的企业废物。 （博格里斯在巴黎有座房子，还有管家，贝罗曼称它为博格里斯城堡。）正常情况下这场战争显得很奇怪。贝罗曼的王牌的价值只有1亿4500万美元，拉弗龙则值10亿美元。可是由于贝罗曼通过大额债券融资，他反而占了优势。他买下了拉弗龙，博格里斯失业了。事实证明他对拉弗龙说不卖的话错了。——任何东西都是可以买卖的。
在贝罗曼买下拉弗龙一周后， （他保留了管家和城堡），巴菲特在哥伦比亚法学院的研讨会上做了关于恶意接管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企业总裁、银行家、兼并商、买方律师——马蒂。利普顿也在其中，他在防卫拉弗龙中受的伤还没痊愈呢——和一群学者。对他们来说，接管是家常便饭。大都会公司与ABC之间的交易才过8个月，而且还没最后完成，又有5次更大的接管发生了。前一天，亨利。克拉维斯就站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董事会上扬言要买下这家公司，其中有位董事知道这不可避免，当场就失声痛哭了。华尔街的钱转手得如快之快，（拉弗龙的律师费和银行家费用就达1亿2000万美元。）经常有人跑到住宅区，不是去种满常春藤的花园里吃晚饭，而是想拜见巴菲特。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在想着拉弗龙的事，但巴菲特没有提它。他没写讲稿，谈的是喜诗糖业和他自己。自从11岁时买了城市设施的3张股票以来，他搞投资已有40多年了。从那些久远的记忆中他回忆说，当时对他来说，股东们当然是“名正言顺的老板”。
我想在报纸上读到条小报道，说我是城市设施公司的老板，并以为经理们正按我和其他股东的话办事。如果有人想买那家公司就得找我商量。
长大之后他还是这么想。如果有人向喜诗的经理开价而经理没通知他，他会觉得“被忽视了”。如果必须有人决定是否出售时，那必须是股东，那是他们的钱。像博格里斯这样的总裁，喜诗是万万不能要的。
他没有否认股东们能从接管事件中受益。巴菲特自己就从通用食品中狠狠赚了一笔。他说：“我母亲今晚不在这儿，所以我承认我也玩过股票。”
因此他也一直从这种事业中渔利。他过去曾嘲笑“护城河那边”的总裁们其实与套利者没什么两样。
可是现在的玩家越来越多了，对此他深感为难。企业总裁们现在与他在同一战线上——许多情况下还是朋友。他由衷地对玩股人的破坏作风越来越感到担忧。
我想经济达尔文主义正在起作用。只要有人出价，看不见的手就会行动起来，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几年来我一直被两件事困扰着——我不知为什么——我只告诉你是哪两件事。第一件：我知道一些经营一直很好的公司常常会被以高于实际价值许多的价格出售……
理论上讲接管有治疗作用，这种体系能剪去企业大树上的枯枝。在理想经济模式中，资产将流向出价最高的人，因为理论上他们能最好地利用这些资产。
可股市并不是理想的。即使一个很好的公司的股票，如大都会公司，价格也常常很低。玩股者就会抓住这个时机——并不是因为默菲和伯克是枯枝，只因为他们的股票不幸处于低谷。就连布恩。比根斯也抱怨说，石油接管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控制石油的成本要比在地上挖便宜得多”。华尔街今天炒石油，明天就会炒别的。在巴菲特看来，这不是企业达尔文主义而是轮盘赌局。像汤姆。默菲这样的人被别人用钱搅局而破产，那可不太妙。
另外让巴菲特不安的是，他发现接管会扰乱价格。商人就像政客，他们花别人的钱总比花自己的钱大方得多。好几个总裁都告诉过巴菲特，当公司给报销时，他们就坐头等舱，住豪华宾馆。
我还发现他们买公司时，对待股东的钱和对待自己的钱不太一样。
如果能用别人的钱，玩股者在购买公司时会花比它的实际价值多得多的钱。华尔街对大额债券的巨大胃口也提供了这种来之甚易的钱。大额债券成了一种“傻瓜货币”。（说它傻是因为买主们毫无头脑，竟天真地以贷方的方式提供融资。）不管谁借得最多，他最后都会把它存起来。巴菲特对此大为恼火。债券的问题是总有人上钩并被长期蒙在鼓里。他允许贷方引用他的话：“我个人以为，在一切都结束之前大额债券将一直存在。”
这段话对1985年的经济界刺激很大。大额债券蓬勃发展，很少听说有违约现象。投资者们在阿丽德百货、大陆航空公司、梅西和特伦普的城堡门口排起了长队，认为它们肯定会履约的。 （但后来许多公司都破产了。）
密执根大学金融和法律教授麦克。布拉德里在哥伦比亚研讨会上抗议说：“用大额（另一个意思是废物）这样的词来称呼这种赢利巨大的证券，我真是不明白。”布拉德里的观点是：这种债券的风险其实已被它的 （高）
利率抵消了，就像资信评级为AAA的债券一样，它们是不会发行坏债券的。
理论上巴菲特同意这个观点。一年前伯克希尔在购买华盛顿公共电力系统的债券中赚了一笔。 （当时它的信誉不高而且价格便宜。）从价格价值比上看，濒于破产的贷款人也是很有吸引力的；麦克。米尔根、杰克塞的大额债券代理人就是靠经营这种债券起家的。最近一段时期的大额股票很有特点：它们居高不下，尽管以票面价格发行的贷款人的资信不高，它们的价格久久降不下来，但也鲜有回升。
巴菲特尖刻地指出，这种发行人正像推销商一样赚得饱饱的。他认为接管游戏就像毒瘾，华尔街正被大额债券这个“针管”扎得麻木了。除非受到巨大挫折，它才会消失，巴菲特预言道，“它的利润太诱人了。”
所有这些都是1986年1月——大都会公司的兼并刚刚结束时——巴菲特反复思考的问题。在大都会公司的经理们按惯例去凤凰城度年假时，他提出了这个惊人的问题。他说现在有许多投资人是按“随时变化的股票”来决定是否忠实于大都会公司。巴菲特发誓他的投资决不改变，直到他死——事实上即便他死后的一段时间，也不会发生改变。
有人问我，如果我被卡车碾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一般回答说我为那位司机感到难过。我已安排好一切，如果我死了，伯克希尔也会连一股都不卖出。我会实现诺言的。
巴菲特的诺言是为了防范像贝罗曼、大都会公司比根斯或克拉维斯这样的人的。他不仅给了默菲和伯克代理他的股票的权利，而且保证他们有权限制伯克希尔卖出。他甚至连改变主意的自由也没有了。
巴菲特解释这种不寻常的经济约定说，这样默菲就可专心经营而不用担心被人袭击了。但巴菲特还有个人和职业的动机。“个人关系”在这次投资中也很重要。巴菲特对一位记者评论道：
我愿终生与大都会公司在一起。这就像你有一个生病的孩子，你不会在5年后卖掉他，因为我们是他的父母亲。
这笔交易的确有问题。这在交易还没完全结束时就表现出来了。电视的广告收入剧减，ABC就像自由落体一样；电视网只被评为第三位，不管是老节目还是新节目。它面临着损失垒球、橄榄球、冬奥会和两个糟糕的特别节目的转播。它的成本失控了。
巴菲特的一位朋友说：“我想巴菲特不清楚ABC是多么浪费，它的管理有多乱。”彼得。巴菲特回忆起他父亲检查各种费用时，吃惊地发现ABC光付给花匠的钱就达6万美元。伯克在谈判时也被它气派的大楼吓了一跳。墙上挂满了杰克逊。珀拉克和威莱姆。德库宁的油画。该电视网买这些画是为了应付年度平衡表。
ABC转手后一年，它的利润从原来的1亿3千的赢余变成了7000万元的亏损。要是默菲和伯克没有减少一大笔开支，情况会更糟。默菲第一次去洛杉矶时，招待所派了一辆白色的高级超长轿车去接他。从那以后，默菲只坐出租车。他关闭了纽约总部的私人餐厅。几个月后，默菲和伯克把整座大楼卖给了一位日本投机商，价格是每平方英尺 165美元。他们还解雇了 1500名员工。
巴菲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没有插手。有一次，当ABC为星期一晚上的橄榄球赛重开谈判时，他来到了纽约。伯克估计ABC将损失4000万元。
由于他们已经失去了许多有魅力事件包括体育的报道，他不想再错过美国橄榄球联合会的赛事。“沃伦结结巴巴地没说明白，”伯克回忆说，“但很显然他想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