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成为亿万富豪-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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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法看来简单，其实不容易，因为要别人心甘情愿地将口袋里的钱拿出来办企业，拿出来冒风险，总得要有可以吸引别人，同时也得让别人放心的东西才行。我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说服了两个四川来的打工仔和一个当地人，我们4个人商定，每个人出资5000元人民币，4个人共同来办这个厂。
商定妥当，我们就到淡水那个砖厂去交了定金，然后各自分头筹备钱。我连夜去火车站，往四川广安县赶，回家去筹款。我说服了乡信用社，以自己全部家产做抵押，贷款5000元。信用社的人要我的父母在贷款申请上签字。我拿着贷款单回来交给父母，他们都不敢签。几年以后，我母亲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谈话时我才知道原因。还在前一年我结婚时，就有人对女孩说，不要嫁给刘老二，他在外面欠了几十万元的债，嫁给他了今后眼睛都要哭瞎。女孩没有相信这番话，坚持嫁给了我，没想到我的父母却半信半疑了，一直耿耿于怀。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以砖厂的前途说服父母。或许这些年我在黄老板的砖厂打工，挣回钱还完了所有债的事实起了作用，或许是我父母想既然几十万元债务都缠上了，几千元又能抵挡个什么，总之，我的父母咬紧牙关给我签字担保，我将贷来的5000元钱捆在身上，又连夜往广东赶。
赶到广东，会合了其他3人，离过春节只有几天时间了。虽然离我们交定金预定的期限还有一点时间，但为了防备对方找借口变卦，我和老婆抱着才几个月的孩子，连夜步行几十里路赶到淡水镇。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况，我和年轻的妻子一起，抱着小孩，身上捆着这笔“巨款”，在漆黑的夜里赶路。广东的冬天虽然不及四川冷，但也不暖和。我们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赶到了淡水镇。天亮后，当我们见到收款人，双手颤抖着从身上解下买砖厂的“巨款”，那笔钱还保持着汗水的潮湿。
砖厂买到手了，因为更换执照需要法人，其他3个人就推举了我。那年我刚过20岁，那是我第一次成为名正言顺的法人，也是第一次当上厂长，而且是法人资格的厂长。
但是命运没有这么简单，并不等于当上了法人资格的砖厂厂长，就可以一帆风顺地走上发财路，等待我的不是财神，不是好运。实际情况是，砖厂刚买到手，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而且是更大规模的困境。
淡水在惠阳建市以前就是惠阳县的重镇，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它位于珠江三角洲东部，南临南中国海，环抱著名的大亚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仅距47海里。周围与广州和深圳、珠海等特区都相距不远，实在是一个交通四通八达，非常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好地方。1994年惠阳撤县建市。1990年惠阳县的县委、县政府所在地迁移到了淡水。可惜那是几年后的事，我买砖厂的时候，正是1985年初，淡水还仅仅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镇，所谓改革开放，也还只是处于标语口号阶段，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行动。正如《青年作家》杂志上那篇文章中写的：1985年初的淡水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似埋在土中的璞玉。
我在本书的《写在前面》中就谈到过，大环境的作用往往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正是由于当时淡水的大规模建设还没有起步，等待我们这个砖厂的局面，也就不可能比前面一个老板好多少。那时候，一块砖仅仅价值4分钱，还很不容易卖出去。砖厂接过来后，一连几个月时间，基本上是天天亏本，不到半年，账上的赤字就已经超过我们买这个砖厂的本钱了。
砖厂一亏再亏，我正在挖空心思调整经营，我的三个合伙人失去了耐心，他们找我态度很强硬，吵着要马上退股。我劝他们再等待一下，我说我们不是被动地等待，我们是在一边调整，一边等待机遇。
他们不听，他们看重那5000元钱。5000元人民币现在看来不值得兴师动众，不值得劳神费力，但在那时候，在1985年，对他们，对我，都是一笔举足轻重的巨额资金。
一方面是工厂需要这笔钱，一方面我也的确是一片好心，我不希望他们投入了这笔钱，过了几个月，拿回去的依然是这么一个原封不动的数字。他们应该获得相应的利润。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敢不敢真正地为它冒风险？（2）
那天我的确是做到了人们常说的苦口婆心，我长这么大，还很难得一次说上那么多话。我为他们描述未来的壮观场面，我奉劝他们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总盯着鼻子尖。
但他们不听，他们只认为我是要拉他们一起“跳岩”，或者说是要让他们失去那5000元钱。我反复向他们解释，工厂的残值也不止5万元。不幸的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了。那时候我也有些生气了，气他们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最后，他们和我闹到了法庭上，这也是我第一次“打官司”。
由于我是法人，法庭判决这个砖厂归我，债务也归我，合伙人的本金也由我负责退还，法庭倒是很尊重事实，给了我一个宽容的期限，要我一年内全部退还清那3个人的本金。
他们3人似乎一身轻松了，离开砖厂又去打工，砖厂和所有债务落到我一个人头上。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刚当上一个小小的老板，就又背上1。5万元的债，加上家里的贷款就是整整2万元！当初3000多元的欠债就搞得我几年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这一下好了，债务多了好几倍。当然，过后我还是能理解，这两位四川打工仔的这5000元也是东借西借凑起来的，对他们来说这笔钱很大，只有这位本地人的钱是他自己的。
但这一次我心里没有慌，我决心硬着头皮再拼，至于能够拼到个什么模样，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办法预料了，我只告诉自己，尽力拼吧，拼出“名堂”是福气，拼不出“名堂”也没什么，反正尽到力了，顶多就是证明自己的能力差，这样也就口服心服了。到了实在干不下去时，我就按照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又把砖厂卖了来还债。不拼是穷，拼也是穷，我为什么不利用现有条件拼一拼呢？
只要拼，多少还是有点希望的。
这么一想，我反而不为这件事压抑和烦恼了，我把心思和精力全部投入到砖厂的经营上。不是流传着这么样一句话吗：谁先摆脱过去，谁就可以抢先赢得未来。
过去输了，我就全力投入到争取赢得未来的行动中去。
砖厂已经变成我一个人所有的了，我干脆充分发挥个体企业的特点，把全家男女老少和四川来的亲戚朋友都安排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岗位上，一方面是让他们挣工钱，另一方面是请他们帮我严格照管那些地方。这不是一种创大业的方法，但作为开创时期的过渡办法，还是非常需要的。
这种近乎原始的管理和生产方法还是起了不小作用，堵塞了过去没有发现的漏洞，减少了不必要的疏漏和浪费，最明显的起色就是生产成本立即降低了。这使得我在管理上又增加了几分经验。一场波折，反而添了本事，促使我更加铁下心，要顶过艰难时期。
由于管理方法改进和完善，基本上刹住了继续亏本的势头。也许是事实的提醒和教育，那段时间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要彻底扭转亏损局面，单靠砖厂自身是不大可能的，也就是说，还缺少一个有利的大环境。
意识到这一点，我并没有消极地等待，也没有用杀鸡取卵的办法搞短期行为，挣“短命钱”。我一面坚持生产，一面尽可能地改进生产能力，包括设施、技术、管理，甚至包括与砖厂周围人们的关系。特别是这种邻里关系，后来帮了我的大忙。
准确地说，我那时候是在积累条件，随时准备迎接机遇。
由于准备得充分，所以，后来机遇来临时，我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换句话说，充分的准备使我丝毫没有错过机会。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一时的顺利趾高气扬、骄横跋扈肯定是一种浅薄相、短命相。
仅仅过了半年，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卷到了淡水，淡水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国的“壳牌”石油和美国的“熊猫汽车城”上马、大亚湾核电站上马、哑铃湾深水港通用泊位动工……在一系列大项目的带动下，淡水的其他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建筑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建筑业一下子红火起来，建筑材料也成了热门商品。我的砖厂生产的砖顿时不愁卖不出去了。
到年底结算，还清所有债务，弥补了以前的亏损，还净赚了10多万元！这是1985年。
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淡水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减。一些经济家和投资商纷纷将目光对准淡水。许多有见地的投资者和资历颇深的经济学家都说：“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这些权威人士的论断比许多一厢情愿的号召更起作用，那一段时间来淡水投资的人不断增加，境外的多，内地的也多，不仅经济部门来，企业、事业单位来，甚至连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也组成投资公司前来。大家都用深圳模式来对照淡水，似乎都在想，深圳那趟车已经因为犹豫而误掉了，淡水再也不能耽误了。
正是由于这股热潮的影响，那以后的建筑材料越来越紧俏，砖价几乎天天涨，到后来高到每块3角以上，是过去的10倍。就是这么高的价钱，我的砖厂生产的砖还是供不应求，砖厂门口那条小公路上，很难得见到没有运砖车的时候。
到1987年中，我的砖厂已经是每天都可以赚几千元钱了。
这时候，我的哥哥从四川老家赶来了。我又新建了一个砖厂，主要交给我哥哥去管理。我有意这么干的。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我哥哥的积极性，减少我和他之间的互相制约，或者说是减少我们双方的内部能量耗费，更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各自的本事。
应该说我的这个办法是成功的，到1988年底，我的纯盈利已经达到200多万元，这些盈利不是账本上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的存款余额。这笔钱对于我下一步的腾飞奠定了很有力的资金基础。
那时候我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但经营上一顺利，必然产生其他的不顺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固定的规律。只是我在砖厂经营刚刚开始顺利时，就本能地预感到会有其他的不顺利出现。果然，最先让我感到麻烦的事不是来自砖厂内，而是砖厂周围的当地人。
这些当地人中有过去就是这个砖厂的拥有者之一，有的虽然不是过去这个砖厂的主人，却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也有的是与什么都无关的人。说起来，他们之间在以前还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有过矛盾与摩擦，现在看到我经营这个砖厂发财了，居然就“不计前嫌”，目标一致地来惹我了。
我不愿意在这里重复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只告诉您，那些事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有的仅仅是为一点泥土，有的仅仅是为了捡一点半截砖。由于事情小，一开始就没有引起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