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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崤┟裆嫒ɡ牡夭健M备哒鞴翰煌瓿扇挝癫桓叵R虼耍�1959和1960两年农民死亡惊人。
在1960年饿死人高峰后期的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死人掌握心中有数,要我安排一个中等大队的人口调查,我安排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到古城公社李腰大队进行调查。其结果:这个大队原有3130人,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8日共死亡791人(不含外流死亡他乡人数)占总人口的25。3%,同时还在继续死亡。我向县委汇报后受到批评:“选点不准,死亡比例过大,要重新选点再查。”接着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选点,定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我又派另一生活检查组李运曾等人前往调查,结果这个大队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占被查原2890人的29。15%。同时仍在继续死亡。汇报后县委点头默认。
这两个大队的死人数字,如再加上他们1959年和1960年春后到1960年底的死亡人数,肯定要达到30%以上。
为了切实掌握死亡人数的实际数据,1960年底,我与姚志远等人,去全县一类的双沟公社偏重的王阁大队大王庄等六个村庄调查。他们原有127户,575人,两年共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41。5%,其中小许庄原有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此外,我还通过自己的家乡和亲友所在的村队调查,在古城公社的梁庄、张潭、任大庄、后马西、柴王庄,双沟公社的后湖、大尹、小尹、李小楼,十河公社的嘉楼,核桃林场的王庙东、王庙前、王庙西等13个村队的调查,他们原有543户,2387人,两年共死亡801人(我的女儿也在其中),占总人口的33。5%。死绝38户,孤儿38人,外流死亡他乡38人,因生活自杀2人,因生活偷拿吃青关押致死1人。吃人肉竟达10户。两年出生7人中有6人是干部家庭,1人是饲养员。
根据上述多点调查,加上1960年冬整风整社划定的观堂、五马、张集、魏岗、大杨五个三类公社,其人口死亡都比被查的公社死亡严重。这样全县1958年底总人口71万,其死亡人口应该是30%以上。
在农民大批死亡中,儿女不孝的老人和患慢性疾病的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因群众意见大而被撤职的党员干部与家属;上吵下闹搞不好团结的人;不讲卫生乱吃东西的人;手脚不干净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在外地工作的职工家属;老实人;残疾人;有传染病无人敢接近的人。这十种人是死亡的重点。
同时死亡影响较大的,也有中共党员、烈属、军属、复员军农、归国华侨、县知名人士、死在学校教室里的学生、解放后劳动致富的新中农、劳动模范、名老中医,有18口人死17人的死人大户。另据1960年4月的典型调查贫农死亡者就达到28%。有的中农死亡比例很大,我家所在村庄8户中农有6户户主饿死,其中有一户只剩下一个孤儿。全县死绝户占的比例十分惊人,据统计,全县共减少2万8千余户。
在农民大批死亡中,农民家中、田间、路旁、甚至食堂门口等均可见到农民的尸体。大部分地方出现死人无强壮劳力抬埋的情况,用车拉、人扛尸体的均有出现。有的为减轻挖墓坑的劳动,采取“一井多尸”的埋葬办法。十河公社宋大大队胡阁生产队农民胡玉陶1960年2月死亡,在屋内化尸,到7月22日,县委生活检查组发现时,已是一架白骨。
县委树立的反右标兵十八里公社如何?尽管他们大吹“十化”、“五多”,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不到一半,其死人并不少于其他公社。在1960年3月中旬,副县长陈同位去十八里公社检查农民生活,由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廷昌和茹凤华二人陪同,到孙口大队检查,许多死人无劳力抬埋,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亲自动手,一天之内共抬埋七具尸体。至今还流传着陈县长抬埋农民尸体的悲惨故事1 1960年5月6日我接待了解放军某部派人来亳,到十八里公社查其亳县籍战士家庭生活情况,共查九户,其中有4户家中有饿死人。他们查后不仅表示遗憾,而且发愁回去如何向战士交代?在他们的先进的红旗羊庙大队,集中收容11个孤儿竟饿死10人!生活最好的军王营村,1961年1月7日还有因生活浮肿40人!候桥大队孙河滩生产队竟出现了儿子吃父亲的惨剧!
上述惨状,县委不仅没有向上报告,而对死亡人数仍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进行隐瞒,最后上报:1959——1960两年的农村人口比1958年底净减28824户,占总农户的15。75%,居阜阳地区第一。人口净减150503人,占农村人口的21。19%,居阜阳地区第二。(见1979年《阜阳行署计委、农林局解放以来30年'1949-1978'农业统计资料》)。可是县委主要负责人曾点头默认自己选定的中等大队的死亡率29。15%。
时过17年之后,1996年出版的县级《亳州市志》的大事记上连个“大跃进”的字样也没有。而第75页人口统计竟采取“以城补乡”的混合统计方法,两年户数净减2。94万户,13。4万人。
此外,两年的农村耕地抛荒几十万亩,房屋倒塌20多万间,80%左右的树木被砍伐,耕畜由1957年的9。1万头,下降到3。8万头,粮食产量降低到解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村容村貌面目全非,在观堂公社张苇大队流传着:“黄蒿长成树,兔子走成路”的悲惨绝句。农民许德成家里没有人了,屋内条几上却卧上了野兔子!凡此种种都给农民造成了久治难愈的创伤。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是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的执行者·熊先煜 口述 罗学蓬 撰文
笔者按:熊先煜,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生前系重庆市文史馆员、政协委员。1938年,他在国民党新八师服役,亲自勘察、指挥了炸黄河大铁桥、花园口决堤等影响抗日战争局势的惊天战事。以下是他在临终之前,首度开口,回忆这段峥嵘岁月的自述。
郑州告急,程潜命令蒋在珍炸毁黄河大铁桥以阻日军。蒋在珍命令我指挥工兵连实施炸桥任务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军队武器窳劣,以血肉之躯与强敌殊死抗击,在残酷的消耗战中挫敌凶焰,使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覆国之际,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合作,两党携手,共御强寇。
1938年2月12日,新八师(由黔军改编)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之命,由郑州火速开赴黄河大铁桥两岸布防,并奉命在强敌逼近北岸之际,毅然炸毁黄河大铁桥,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长驱直入郑州。
13日,我随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将军乘火车由郑州出发,经广武县境,到达黄河南岸车站,在此设前敌指挥所。我当时24岁,任师部上尉作战参谋,负责防务部署,并协助参谋长处理作战事务。
晚饭后,蒋在珍命我前往黄河铁桥,向已先期赶到的工兵连了解炸毁大桥的准备情况。当时天色已晚,春寒料峭,阵阵冷风从河面上刮来,像刀子一样割脸。指挥所离黄河铁桥约3公里远近,我带了两个卫兵,以手电筒照路前行。沿途只见黑影憧憧,踽踽而行者皆是由北岸过来之逃亡百姓,或哭或泣,拖家带小,背包提箱,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我到达桥上后,工兵连连长周玉睿即来见我,报称该连已经开来三日,各项准备业已完成,对于炸毁大铁桥,确有充分把握。周玉睿连长还告诉我,漳河以北之敌,连日沿平汉路南犯,我二十九军各部迎击于安阳、汤阴、汲县等地,战斗惨烈无比。每日此间有大批伤员过桥。据闻我军力不能支,已逐渐南移,敌人以大批坦克为前锋,正由汲县南下,很快将驶抵黄河北岸。
蒋在珍将军听罢我的报告,顿时紧锁眉头,满脸阴云叹息道:“以我穿草鞋持步枪之兵卒,迎战日寇之坦克装甲,岂能战而胜之?看来我万余贵州兄弟,指日之间,便要血溅黄河了。”
我听后血气贲张,暗暗抱定为国捐躯之决心。
14日上午我们正吃早饭,敌机突然来袭,陡然间警报声响得惊心动魄。我和指挥所里的官兵们乱纷纷跑出车站,疏散到田野上。此处无任何防空隐蔽之物,我们或蹲或立或卧,皆举眼看天,目睹涂有血红太阳旗标志的敌机在空中如入无人之境,我们除了气愤却也无法可施。敌机群呼啸而过,并未投弹,观其飞行方向,估计是去轰炸郑州。敌机过后,我们刚松了一口气,回到指挥所不一会儿,便听远处声如巨雷。我冲出门一看,原来是敌机在归途中沿路投弹,顷刻间,指挥所北侧篮球场落三弹,铁路对面中国银行也被炸,烟火冲腾,泥石飞溅。百姓死伤无数,民居着火,男女老幼大呼小叫仓惶奔向田野。牛在狂奔,狗在乱蹿,鸡飞上房,猪撞墙倒。仅几十秒钟后,天地又归于宁静,仿佛刚刚结束了一场噩梦——但这毕竟不是梦,四处房子在熊熊燃烧,田野上到处响起了撕肝裂肺的哭喊。
这时我猛听见指挥所电话铃骤响,我飞步奔入,抓起一听,是驻郑州的军部来的电话,通告敌机十余架轰炸郑州市区,车站及大同路一带伤亡损失惨重。
午后一时许,我随蒋在珍师长乘手摇平板车赴黄河北岸视察阵地,随行的还有警卫营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和两名卫士。平板车到达铁路桥上,因八十二孔处上午被敌机炸坏,南撤列车已经受阻,工兵们正全力以赴抢修。官兵见师长来到第一线,纷纷呐喊请战,还有不少学生官兵咬破指头写血书,场面极为感人。稍顷,通知已可以行车,及抵北岸,蒋师长接见第一团团长傅衡中,并向该团官佐慷慨训话,勉励众官兵面对强敌宁为玉碎,不做瓦全,誓为中国军人争荣光,并表示自己将为全师表率,与敌血战到底,然后视察桥头堡阵地后方返回南岸指挥所。
15日午饭后,即接上峰通知,豫北情况紧急,二十九军将向山西转进,新乡已不能保,饬令工兵于当夜十一时开始装药,长官部并派工兵队长某前来指导技术事项,待命炸桥。
16日凌晨五时,蒋在珍师长接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命令:新八师掩护并指挥工兵连炸桥,固守黄河阵地。
当晚突接长官部电话,谓战局遽变,宋哲元部已沿道清铁路向西转进。程潜长官命令:拂晓时炸毁铁桥。
蒋在珍师长放下电话,把目光落到我脸上,一字一板地说:“熊参谋,炸桥的命令已经下达,指挥工兵连实施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准备一下就去桥上吧。”
奉命后,我心潮澎湃,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黄河大铁桥计长一百孔,每孔约四十公尺,为世界伟大工程之一。方今倭寇侵略,在‘焦土抗战’下,决定予以破坏,殊觉可惜!”又记:“伟大的黄河铁桥,功在人民与国家,今天为了战略关系,不得不忍痛破坏,我还来担负指挥监督工兵连执行爆破任务,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啊!惋惜之余,惟祝愿抗战胜利,短期内能把新的黄河大铁桥重新建造起来。”
17日拂晓时分,一切准备就绪。我与蒋在珍师长、朱振民参谋长及指挥所军官齐集在南岸桥头上,等待由新乡南开的最后一趟列车通过铁桥,然后即行发出炸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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