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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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恰恰是耀邦而不是别人，能及时把握这个全局，作出这个新的“隆中对”，非常准确地提出这三条建议？我想乃是在他的诸多特点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博览群书和经常思考全局。光远有一篇《好学勤思》，说他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那位交通大学出身、懂英文的无锡人、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耀邦是大知识分子，想必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耀邦也光读线装书、也光娴熟中国典籍，而排斥西方的学问特别排斥西方的人文科学，他是不是也会把国民经济治到崩溃的边缘呢？
　　我曾经对采访者这样谈胡耀邦，我说，胡耀邦是一个伟大的人，我非常钦佩他。他主要的特点是有一颗赤子之心。问题是他把别人看得同他自己一样，也同样有一颗赤子之心，因此，要求他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恐怕是很难的。
　　孟老夫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话很对。党内存在不同思想和政见是事实，是正常现象。需要党内有不断改善的规章制度，大家都得照办。可以各抒己见，公开辩论，彼此都在光大化日之下争取党内多数人赞同，任何人都不能个人说了算，生前和死后都不能搞“两个凡是”，人人必须光明正大，并且只能光明正大。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　　散　木
　　一
　　
　　看了编辑先生发过来的“命题作文”题目：“重新认识近二十年来出版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图书的历史价值，藉此描摹二十年来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精神轨迹”、“反思近二十年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发展历程，从学术角度总结经验，针砭时弊”、“联系在《博览群书》上发表过的重要文章和自己的学术专业，就某些重大且紧迫的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贡献精彩见解”……，觉得大脑一片空白，或者说是几乎被那些重量级的语汇（“精神轨迹”等等）吓晕了。这些“命题”笔涉“宏大叙事”，它需要有心者二十年阅读的积淀和心得，需要遥据学科前沿者的高屋建瓴的俯瞰，至少，它需要翻阅二十年的《出版年鉴》吧，而这却是绝非吾辈所能为之的，不过在《博览群书》上展现好身手的写家一向不在少数，想来不久之后我们就能读到许多精妙的大作，洒家不如信笔跑跑野马，略述一点对刊物的“看法和意见”，贡献一点“建议”，所谓“献芹”是也。
　　二十年，这二十年可不平凡，它不仅是中国出版业于满目疮痍、百业凋零的劫难之后不断腾飞的二十年，也是学术园地焕发出活力姹紫嫣红的二十年，当然，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艰辛的二十年，由胡耀邦题签的这本《博览群书》的二十年也肯定是不寻常的。
　　回首1985年，那也是我南迁的一年，记得从此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已经是必读的一本刊物了，了解书情，熟谙书事，它每每伴随了我的阅读岁月。蓦然回首，我们曾经亲近和熟悉的许多读书类报刊已经无迹可寻（比如最近一两年，两个《书评周刊》都先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博览群书》依然历练了风霜而生机勃勃，这是让人十分欣然的。于是，又不免油然在心中涌出了第一个建议：往昔读靳大成先生主编的《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2003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于众多名刊的叙说中以不得见《博览群书》为憾，现在正是“补救”的机会，可否请相关人士回忆一下每个时段的刊史，因为：没有了《博览群书》的存在，“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是不完整的。我深信：将来吧，历史会对如许众多的“著名人文期刊”做出一个历史性的评判，在一部中国的出版史上，它们的成就和不足，他们的地位和遗憾，都是可以载入史册供人缅怀、感想的。又于是，建议的第二，如果条件允许，《博览群书》是应该有自己的《要目》（或者年度目录）的，这虽然是技术性的小节，却是可以方便后人回眸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文化事件（也许可以归人“思想史”），或者是一部中国的“书史”的。
　　
　　二
　　
　　回忆二十年，更在于着眼开拓今后的岁月。
　　或许，当人们从直线上升式的“进化论”的理论误区走出来时，可以痛切地感受到：大概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不仅“告别革命”，还“告别阅读”——出版业和公众的阅读期待已经有了一个“由高走低”的态势，从前人们公认的那些“好书”，如今似乎已是出版殆尽，它们或者因为重印、再版而市场饱和，或者因为作者队伍的萎缩而风光不再（他们在“数字化生存”的压力下不断浮躁化，或者因此向“大众文化”缴械投降），加上“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等似是而非的学界现象，如今的书是越来越曲高和寡，或者是“各领风骚三二年”的“八○后”叱咤风云，许多书是根本不耐读了——它如同嚣嚣然公信力日益低下的全社会习尚，有了灌了水的猪，也就会有掺了水的书。此外呢，如人所说：这二十多年来，出版物的装帧、版式设计等是越来越被重视，而内容的品质却在持续下滑，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从做书的或读书的人的心态而言，无论读者、作者还是翻译者，都已越来越远离一种我们曾经有过的传统，即在我们原来的心目中，文化应该是神圣的，是有恒长的传统的，而如今却是一个文化“产业化”（教育也如此了）和知识“大众化”（也是消费化）的年代，精神的高尚正在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市场和金钱成为时代的“英雄”（由此想到了“廉颇老矣”的张艺谋）于是又有人说：如今的学术书籍几乎有一半是垃圾，吾乡马斗全先生则说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泰半是垃圾，信然。
　　“告别阅读”，换一种说法就是阅读的“快餐化”、“具象化”，这里充斥着“小资”和“大众文化”的“文化消费”浪潮。此外，国情，在阅读和出版上的表现，就是国民阅读力甚低，这甚低的原因，除社会上还有大量贫穷和弱势的阶层（尤其是数亿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基本是被“恩格尔系数”盘据了，阅读并且购买图书就不能不是一件对他们而言的奢侈的事，而多数国人的精神享受似乎还未习惯和接纳包括经常性的阅读等文化消费和文化享受的行为，他们大多在余暇只顾得上满足口腹之欲和被时尚性的文化消费浪潮所左右，比如沉迷于网络和旅游等。大众文化、大众消费持续领导社会的文化消费导向，图书出版就几乎是难以为继的产业（比如已经在报刊上披露的关于上海四十多家出版社和所有发行印刷企业的年均利润总额，竟比不上两家网络游戏公司创下的利润业绩），尽管表面上它似乎是繁花似锦。图书出版行业自身呢，在“硬道理”面前，它只好被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的时尚所左右而滥出所谓的“畅销书”——其实只是“跟风”的拙劣、低能的商业行为，否则，它如何解释出版界为何会总是有“两高一低”的现象——即逐年递增压库图书的巨额数量、书店退货率的居高不下、图书平均印数的持续下降。于是，这又和持续低迷的读者购买力形成恶性循环。1982年中国人均购书册数为3册左右，至　2003年，也就是说经过二十多年之后，人均购书册数由3册上升为5．5册，增加数不及一倍。这个时期是中国经济迅猛腾飞和大多数国人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的时期，这样的结果说明，读者购买力与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严重不成比例。它促使我们发问：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在阅读上投入？中国的出版界为什么不能向广大的读者提供更多的好书？人们叹息着回忆二十年前渴望阅读的景象：书店门前购书者的排队长龙、图书馆前的读者长龙、书市的令人心驰神往、学校寝室中相互传阅的热门书，当然了，更有“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无限乐趣……这在今天早已是睽违有时了。
　　《博览群书》是应该担当振兴全民族阅读习惯和理性精神的使命的，它不应该只是传达书情、绍介新书的一本普通的和专门的刊物，或是学界中于知识领域进行讨论和批评的园地，作为公共领域，它应该有更大的天地和更多的关怀，所谓“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是我对它的一个希望。当然，一段时间以来的《博览群书》已经有了这番变化，虽说比例还不是很大。
　　
　　二
　　
　　“某些重大且紧迫的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我想就包括上述的内容吧。
　　那么，它们何以可能呢？已故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在分析城市文化发展的条件时曾认为：过去上海、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南北两大文化中心（如今全国领衔的读书类报刊也就是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和北京的《博览群书》），“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必须保证尊重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造成一个既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这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其例子则如蔡校长之于北大和老“商务”在张元济和王云五统领下的业绩，端在“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八字方针，甚至旧时上海的文化地位也曾得益于租界体制下文化人四面八方的涌人，所谓“冒险家的乐园”，人海茫茫，“人到了这里，就不知其何往了，所以不仅成了各地亡命者的避难所，而且因为这里有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先辈人物为之提携、引导，并在思想上给以启发，所以有不少人的作品是在这里获得社会承认”的。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启示，即“文化的振兴，文化中心的形成，首先是因为这里允许人们从事这样一些活动。倘能自觉地加以保护，使不同学派的思想家不同学术观点一概受到尊重，兼容而并包之，其发展是不可限量”的。然而，目前中国的出版行业仍然是一个资源高度集中并缺乏严格有效监督机制的行业，这与中国已经宣布加入或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制定了《出版法》等背景是很不适宜的，过去那种“行政权力对全社会的支配作用”的全能主义还远未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必须有相应的物质条件”，当然包括出版、印刷等的物质、技术设施等条件，以及充足的市场，这在今天虽已不是难事，不过民营力量仍然十分虚弱。
　　“第三，要善于吸引和培养人才。”（《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三个条件》，见《黎澍集外集》）这似乎仍是一个真问题，比如领导人才。执掌出版业的领头人如果一味追随市场，很难不出问题。时来关于“三联”，关于“中华”，以及许多出版社的问题，都与此有关。叶圣陶、陈原等这些老出版人相继不在了，后继者呢？值得人们担心。“邹韬奋的传统”会不会消亡？不是杞人之忧。比如我曾在《博览群书》提出过对金质版书籍出版热的质疑，时下金质版书籍却是越来越热了，一些大牌的或权威的出版社所以对此乐此不疲，无非这种“礼品书”的赚头是相当可观的，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至于这种书籍在社会上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它们不顾的。比如最近一本热门书《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提到李真赃物拍卖会上拍价最高的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