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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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德里达告别巴黎高师这个哲学家的摇篮，转而供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已名动天下，引得满世界都在言必称解构的德里达，居然还不是正教授。巴黎高师的解释是那时候哲学系没有新增教授名额，可是德里达走了没有多久，名额就下来了。那是纯属巧合吗？或许吧。
　　但是无疑是以反传统起步的解构主义，今天本身已经成为传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的核心说到底是批判、扬弃而不是人云亦云，而这正是启蒙运动的传统。德里达去世后，希拉克总统致辞说，因为德里达，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这并非言过其实。2000年在巴黎，我和复旦大学的莫伟民一同去听德里达在大学城海涅厅所做的一次讲演，厅里几乎水泄不通，三分之一以上是外国人面孔。我们去得早些，看到主人站在讲演厅外的草地上，迎来了自己开着一辆白色雪铁龙两厢轿车过来的德里达。走上前去，发现德里达那辆太为普通的坐骑，右前端居然还给稍稍撞瘪了一块。联想到国内轿车们的豪华气派，当时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再前我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拜访德里达，正值他在办公室里给传媒录完一档节目之后，他送给我围绕1994年他在美国维拉诺瓦大学讲演编出的一部文集《核桃壳里论解构》（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A　conversation　with　Jacques　Derrida），说起他对中国文化景慕有年，虽然他不懂中文。对于当年港台学者热衷把解构主义同中国老庄思想比较，德里达表示他是知道的，但是对于中国大陆，那还真是很神秘啊。
　　神秘很快就破解了。为加深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2001年法国政府出资，促成了德里达期盼已久的中国大陆行。到上海时，法国驻上海总领馆为表郑重，特意设了一次午宴为德里达接风。上海的客人里有复旦大学的朱立元和吴中杰，我和时任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的陈超南，还有久为法国人心仪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德里达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态度是人所周知的。他把柏拉图一路而下的西方思想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它的另一个别称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当陈超南问起他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看法时，德里达说，他对中国文化一直非常关心，方方面面都有兴趣。但是他兴趣最大的是汉字的文化，因为汉字不像西方文字那样对声音亦步亦趋，它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样来看哲学的话，德里达说，他觉得哲学是源出希腊的东西，它是西方的传统。哲学能够在中国文化中植根发芽，开花结果，探究起来一定是别开洞天的。然而，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呢？他的看法是中国没有哲学。
　　此言一出，不说满座哗然，大家终究还是愣了一愣。有人谈到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叫做哲学的东西，可是对于超越的追求，相较西方并不逊色。王元化解释说，如果说哲学的特性是以逻辑和体系为本，那么在两汉之前，中国文化或许谈不上哲学。先秦的典籍大都散漫，比如《论语》的《学而》篇，便是得名于该篇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头两个字。但是汉代以后佛教传人，到魏晋印度佛教的因明学已为士大夫们相当熟悉，后来的著述中，逻辑和体系都已不在话下。这其实是委婉回答了德里达的疑问。
　　德里达看见众人误解了他的意思，赶紧声明说，他讲中国没有哲学，绝不是说中国和西方的思想谁高谁下的意思。他是觉得西方哲学的根子在于本体论的传统，要穷究逻各斯，这完全是希腊的土产。真的，即使中国的思想传统不叫做哲学，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个伟大的传统不会因为名称的不同而有丝毫贬值。再者，今天中国的文化，无论是政治、外交，还是军事的文化，都已经不是原封不动的古老的中国文化，而已经交织渗透了西方的文化，正像今天西方的文化里边，也交织渗透了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一样需要西方的解构，一如西方之需要中国。
　　“解构”一词每每被人视为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代名词，这其实是德里达经常苦恼的事情。他发表声明澄清，亦是不计其数。就德里达紧接着在上海社科院给“解构”一语所作的说明来看，无疑是相当正面的。德里达解释说，“解构”并不是一个否定性的贬义词，解构就是把现成的、既定的结构解开，就是质疑、分析和批判，所以它和历史上的批判传统一脉相承。德里达举譬“解构”早有先驱，如果说其中的海德格尔还不在话下，那么当德里达把黑格尔的“扬弃”和马丁·路德质疑中世纪神学一并列入这个名单，那么无论如何就使人对“解构”刮目相待了。
　　德里达曾经把真理、理性、逻各斯、本原等等通通发落到神话一类，强调纯而又纯的真理从来就不存在，真理自身总是先已包含了谬误，而正是谬误决定了真理是其为真理。巴黎当年拉动后结构主义的三驾马车拉康、福柯、德里达中，德里达曾经讽刺拉康是“真理供应商”，指责福柯批评理性却对古典希腊的理性情有独钟。但是我们看晚年的德里达，解构的术语和理路依旧，旨趣已是大有不同。他会说希腊的哲学是自由的哲学，唯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封闭在自己的系统里，变成了抱残守缺的代名词，所以解构哲学就是反对学院派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作风，回归具有开放精神的希腊传统。他后期著作中一再把公正或者说正义高高标举出来，反复强调公正不是法律甚至不是人权，法律需要修正因为它并不完美，而公正不需要修正，因为它是绝对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是世人翘首以盼的救世主。他进而把解构喻为公正，声称一切都可以解构，唯独解构自身不能解构，因为它就是公正自身。当我们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很纳闷当年摧枯拉朽，解构传统不遗余力的德里达，是不是到后来自己陷入了他曾经不齿的乌托邦里面？这或许也是在国内一些学人看来，德里达在变得“保守”起来的缘由。
　　但是“保守”毋宁说是体现了哲学家日益意识到的社会道义和责任。仅就德里达近年的著作目录来看，如《电视透视》（1996）、《信仰与认知》（1996）、《论款待》（1997）、《赐予死亡》（1999）、《盲人的记忆》（1999）、《论触觉》（2000）和《无条件的大学》（2001）等等，他的解构工程很显然早已不是天马行空，玄之又玄，如以前左派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一头钻进文字游戏而忽视世界的不公。所以无怪乎我们会看到在《往返莫斯科》和《马克思的幽灵》这两本最明显见出作者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著作中，德里达会明确宣布，解构主义是运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挟带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究其原因，德里达则毫不犹疑地断言，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无论情愿或者不情愿，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的继承人。这里德里达看中的无疑是马克思的理想主义精神。而假如我们认可德里达本人的阐释：解构不是别的，它就是怀疑、批判、扬弃，就是他者的语言，是事件的如实发生，是既定结构的消解；假如我们认可希拉克总统的评价，德里达为世界贡献了一种伟大的思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情愿或者不情愿，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都是解构主义的继承人？这未必是夸张。


周作人与梅娘
■　　陈　言
　　在周作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北平沦陷后恬颜事敌，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抗战胜利以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往南京。周作人作为思想者、学者、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学问渊博，著作勤奋，鲜有其匹。但沦陷时期的言行，无情地把他归入汉奸之列。
　　梅娘1938年赴日本学习，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7月，曾短期回国住在北平，1942年定居北平，创作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鱼》《蟹》等，作品关注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鞭挞假丑恶的时候，依然憧憬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其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行文舒徐文字清通，字里行间显露出女性纤细敏锐的感受，在娓娓道来之中给人以疏离杳渺的感觉，像是在讲述民间传说。“梅娘作品中绵延不绝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叙事风格，正是积重难返和多灾多难的现代北地都市文明的产物。”（参见程光炜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梅娘的写作在当时赢得了大量读者，她本人也因此跻身新进作家行列。抗战胜利后，梅娘离开北平，到东北小住，其后曾多次往返于台北和上海，　1949年8月定居北京。梅娘经历坎坷，遭遇不幸，沉寂多年，新时期被当作出土文物重新发现。
　　同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周作人和梅娘没有任何接触。可在抗战胜利后，整肃汉奸运动使两个人颇具戏剧性地发生了一次联系。
　　1946年，周作人汉奸案在南京审判期间，一位名叫杨嵩岩的北京市民致函首都高等法院，并用快航挂号邮去《青姑娘的梦》童话书一本，以此证明周作人不仅奴化一般民众，更奴化童稚少年。
　　《青姑娘的梦》系梅娘所作，是新民印书馆推出的“创作童话”丛书第三种，1944年2月出版。周作人是为该套丛书作序的人。在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坛，周作人是名人，求其作序者很多，碍于情面，他常常勉强应付。但为该套童话丛书作序，并不全是应酬，他与儿童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914年，周作人就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主张（《绍兴教育会月刊》1914年第9号），这个主张到“五四”时期才被社会广泛接受，这说明了周作人儿童观的超前性以及在中国被认可的历史必然性。他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周作人以早期形成的儿童本位观为源头，在新文化运动的实践中加以体验升华，有意识地将儿童文学提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从而确立了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化价值和理论体系（参见孙建江的《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贡献》，《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在他的影响下，童话一度成为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显学”。日本占领北京时期，周作人身处政治旋涡的中心，鲜有论述儿童文学的文字，这篇序文若说是他怀旧情绪的流露，也未可知。其怀旧情绪的另一明证是，早在1922年底，周作人就在《汉字改革的我见》一文中指出，罗马字拼音是汉字改革的“理想的办法”，并认为改革应从“减省笔画”做起。这也是为“后来的孩子们”着想。1944年为该套童话写就的序文仍指出汉字不便孩子阅读的弱点，不过认为这一童话写作中“最易遇到的困难”，“未必便是不可克服的”。并提出了克服的办法：“只须写着是一面记着这困难，又或使内容与文字相称，也就无甚问题。”对儿童文学及其写作方法的关注，显示出周作人早期儿童本位观的延续性。
　　童话《青姑娘的梦》讲述的是青姑娘所做的一个玫瑰色的梦，以及她的悲惨生活和梦醒后愿望实现的喜悦。青姑娘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