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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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有理由怀疑：所谓丘特切夫“俄罗斯只可想象不可分析”的名言纯属子虚乌有，是作者的捏造。如果真是这样，那问题就严重了：建立在子虚乌有基础之上的理论以及根据这个理论寻找到的想象通道岂不是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者精心构建的宏大叙述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二
　　
　　林精华先生断言：“过去种种关于俄罗斯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那个实际的俄罗斯。我们的想象错了！”“冷战时代的西方人对苏联的想象基本上也是不对的”，“连俄国人本身也出现这样的差错。”（第351页）我们中国人错了，西方人错了，连俄国人自己也错了，大家都错了。错就错在想象上，想象使大家远离了那个实际的俄罗斯。既然想象都会出错，那就另想办法吧，别再想象了。“想象俄罗斯出错的普遍性，迫使我们不得不关注俄国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第　351页），作者似乎终于恢复了清醒，准备“关注俄国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我们知道，俄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认识大体分为三派，即彼此争论了数百年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以及二十世纪出现的欧亚派。假如对这三个派别的理论和实践作一番客观系统的梳理，分别指出他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特点，那倒也是不错的选择，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而把握俄罗斯民族的特征，至少具有资料价值。令人纳闷的是，作者清醒了一会儿又糊涂了，他宣称：结集成本书的各个篇章纯粹是“俄国人对俄罗斯自身（的）各种想象”。他怕读者不相信，还进一步作了说明：“把西方和中国想象俄罗斯的篇章置于同一本书中篇幅会达到五十万字，这不符合出版社的要求，而且这两部分内容又相对独立成篇，即‘他者’眼中的俄罗斯形象，故另外成书。”（第353页）这不是出尔。反尔么？既然想象的错误带有普遍性，怎么又回到了想象？而且还是俄国人的想象？没有办法，那就耐心等着欣赏林精华先生为我们描述俄国人前赴后继一错再错的情景吧。可是，我们再一次被作者耍弄了。他完全违背了自己让俄国人想象的诺言，无论对俄罗斯民族性的界定还是对俄罗斯民族性特征的表述，想象的主角不是俄国人，而是林精华本人和一个个西方人。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作者在导言中引用国外学者的论述计有135处，其中引用俄罗斯学者63处，占总数的　47％，而引用西方学者的多达72处，占总数的53％。至于“对俄罗斯的审美体验”，则纯粹是林博士个人的感受罢了。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作者在最后带有总结性的《想象的意义：对俄罗斯的审美体验》一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原本复杂多变的俄罗斯，在不同领域的想象之下其形象就变得更加不可捉摸”，“于是，我们有必要亲自去感受俄罗斯”，“从审美的角度去体验俄罗斯”。那么，作者获得了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呢？“你会发现：在莫斯科任何公共空间里，你都会发现莫斯科人的美无所不在地显示在表情上、流露在步态上、透露在行为举止上，一举手一投足、一回眸一微笑，无不透出大气、不俗、高雅，极高的文明教化中蕴含着自然天成的本性。”（第339页）原来如此！想象是不可靠的，越想象越不可捉摸，唯一的出路就是亲身去体验俄罗斯，而体验的结果是发现俄国人“无所不在的美”，他们的“大气、不俗、高雅，极高的文明教化中蕴含着自然天成的本性”。莫非这就是作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找到的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民族性的基本特征？
　　我们不妨把林精华论述的路线简单地归纳一下，可以发现这样一种非常奇怪的逻辑：丘特切夫说过“俄罗斯只能想象不可分析”的话，所以研究俄罗斯只能进行想象——我们过去对俄罗斯的想象错了，西方人的想象也错了，连俄国人自己也错了，所以想象性的错误带有普遍性—一由于想象的错误带有普遍性，因此要关注俄国人自身的想象——想象的结果是对象更加不可捉摸，因此只能亲身去体验俄罗斯——体验的结果是发现了俄国人无处不在的美。
　　至于在论述具体问题时，逻辑混乱的现象就更多了。仅从导言中略举数例：
　　作者认为“斯拉夫文明天生发育迟缓，斯拉夫文化始终没有被提升为罗斯—俄罗斯境内公共的民族精神。”（第5页）可是一会儿又换了另一副面孔，改口说：“斯拉夫民族性在现代化运动中被提升为抵御西化的重要力量，从而又成长为系统化的民族精神——斯拉夫主义。”（第11）这就让读者犯难了，真不知道该相信哪一种说法。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俄罗斯发源于乌拉尔以西的欧洲版图”，“随着拜占庭文化一道东正教也进入了罗斯，这不仅没有割断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相反经由它使罗斯有可能进入欧洲版图。”（第18页）俄罗斯源于欧洲，这是常识。东正教使属于欧洲版图的俄罗斯有可能进人欧洲版图，这就不知所云了。
　　作者肯定传统的观点：“基辅罗斯是俄国的起源。”（第4页）可是又认同特鲁别茨科伊的看法：“俄罗斯国家是基辅罗斯的延续之说，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第37～38页）我们不禁要问：作者是否能够辨别传统历史观和欧亚主义理论之间的区别？
　　“基辅罗斯就其疆域而言不仅不与欧洲俄罗斯相吻合，而且其政治、经济关系也不是出现在欧洲俄罗斯大地上。”（第37页）基辅罗斯的疆界的确不等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范围，但是要说其“政治经济关系不是出现在欧洲俄罗斯大地上”，那就奇怪了：基辅罗斯的政治经济关系在什么地方？在亚洲还是非洲？在大洋洲还是美洲？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大谈俄罗斯文明的东西方双重性及其严重后果，可是又赞同新西欧主义的代表人物利哈乔夫的观点：“在俄罗斯文明生成过程中，是南方的拜占庭而不是西方的基督教、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而不是西方文明，起了决定性作用。”作者究竟持什么观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即使纯客观地介绍，也该对不同的流派和理论进行梳理，弄清楚它们的基本特征，怎能把几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理论放在一口大锅里混煮呢？
　　
　　二
　　
　　众所周知，1510年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写信给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提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个理论。林精华硬要推翻这个确凿的史实，认定这个理论是“普斯科夫修道院修士菲托夫（Г·Федотов）在《古罗斯圣者》一书中提出的”，还煞有介事地做了注释，说是引自别尔嘉耶夫的《自由哲学　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思想》（第22页）。难道这位学识渊博的哲学家也犯了糊涂，把费洛菲和费道托夫混淆了？一查原文，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是费洛菲首先提出了“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个理论。林精华为什么要让费洛菲改名换姓，摇身一变成为菲托夫？原来，别尔嘉耶夫在同一页论述东正教会在蒙古统治时期最具独立性时作了个注解：“请参阅格·费道托夫《古罗斯的圣徒》，巴黎，1931年”。是林精华先生张冠李戴，让二十世纪的费道托夫回到十六世纪，住进普斯科夫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士并且发明了“第三罗马”的理论。顺便说一句，神职人员一般不再使用原来的世俗姓名，因此修道院院长不可能是格·费道托夫。
　　奥尔金—纳肖金是十七世纪沙皇政府的重要大臣，曾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由于上层的权力斗争，于1671年被解职，1672年落发为僧，取名安东尼，从此退出政治舞台，1680年去世。林精华先生不想让他静心修炼，硬逼这位已经遁入修道院的纳肖金在1677年重新出山，去主持商业改革（第7页）。
　　拉辛起义发生在十七世纪，可是林精华先生偏要让拉辛和他的伙伴们等到十八世纪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时期才揭竿而起（第44页）。
　　俄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两位名叫叶卡捷琳娜的女皇。第一位是彼得大帝的妻子，于1725年登基，史称叶卡捷琳娜一世，在位两年后去世。第二位是沙皇彼得三世的妻子，她于1762年从丈夫手中夺取了皇位，在位34年，史称叶卡捷琳娜二世。《想象俄罗斯》的作者对俄罗斯历史不甚了了，居然说叶卡捷琳娜一世于1763年9月颁布法令，规定科学院履行新闻检查的职责（第287页）。其实叶卡捷琳娜一世此时早已死去。
　　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96年突然中风身亡，由其儿子保罗一世继位。林精华说保罗一世于1796年出台新闻检查法，1797年和1800年重新修订，扩大检查范围，这种严厉的新闻检查“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得到了强化”（第288页）。儿子颁布的法令居然由已经死去的母亲加以强化，这种离奇的事情也许只能发生在林精华先生的想象中。
　　“著名诗人丘特切夫和重要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都分别著有《拜占庭与俄罗斯》（1894）。”丘特切夫死于1873年，怎能在1894年撰写文章？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林精华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作出自己的判断的时候就可以更加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了。例如：
　　“1924年公布了马克思就俄国农村公社问题寄给民粹主义者扎苏里奇的信　（肯定农村公社对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积极意义），更坚定了苏联的反西方情绪。”（第12页）事实究竟怎样呢？马克思于1881年写给扎苏里奇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268～269页）马克思在这里辨证地回答了俄国的村社能否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问题，即俄国的村社能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十分明确地指出这种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历史证明，俄国民粹主义者把农村村社看作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因而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纯粹是一种空想。所谓“马克思肯定农村公社对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积极意义”，那是篡改了马克思的原意，把马克思想象成了美化农村村社的民粹主义者。
　　作者认为俄国推行的重农主义政策具有绵延不断的生命力，“即使苏联工业化进程中苏共中央领导层也有相当一批人反对违背重农主义的传统的决策，也引起列昂诺夫、舒克申、阿勃拉莫夫、拉斯普京等一大批苏联主流作家的恐慌——恐慌现代化进程会颠覆传统农业文明及相应的社会道德观念”（第7页）。我们知道，苏联实施工业化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苏共党内确实有过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焦点是能否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绝对不是坚持或者反对重农主义传统。斯大林渐渐战胜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宣布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