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1期-第7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就是西藏军人。　
　　　
　　３．空港故事　
　　　
　　一次次的进藏，或飞机，或汽车，也吃了些苦头。而且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好几次临到进藏时我就病了。一次是感冒，打完针进去的；一次是胃病发作，疼痛难忍，一路吃着药进去的；还有一次是慢性阑尾炎发作，吃了三天大剂量的口服青霉素才压下去；其中还突发过一次全身过敏。但都没有大碍，进去之后就好了（这也算是我和西藏有缘）。无论怎样，今天进藏，比起当年走进西藏的女兵们，已是天壤之别了。且不说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关键是，可以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若走陆路，沿途可以睡在很好的房子里，还可以吸氧。坐飞机就更不用说了，舒舒服服地喝一杯茶，就到高原了。　
　　有时候我从飞机的舷窗望下去，望着身下那连绵起伏无尽的山脉，总是难以置信，当年那些年轻的十八军女战士，就是靠她们的双脚翻越我们身下那些起伏的雪山的么？就是靠吃得半饱的身体顶过严酷的寒冷的么？她们的生命怎么会那么顽强、那么坚毅啊？　
　　我曾从陆地进藏三次。当然都是借助交通工具。青藏线那次，沿途住各铁路工程局的招待所；川藏线的两次，均住在沿途兵站，条件也不错。我曾在每个兵站的门口留影，以示走过。其实是路过。不管怎么说，从陆地进藏，还是要艰辛一些。我为此写了些文字，如《遥遥远远的路》。而飞进去的旅程，常被忽略和遗忘。　
　　就说说我的空港故事。　
　　几乎所有飞进西藏的航班，都是在早上。所以在我记忆里，进藏就是摸黑起床，睡梦中启程。１９９８年夏天，我带着十几个作家去西藏办笔会。本来人多就事儿多，何况是去西藏。我感觉压力很大。那天早上我起得更早了，等把大家从招待所的房间吆喝下来，却不见送机场的客车。连忙打电话到车队，说是送我们去机场的客车司机睡过头了，幸好及时叫醒他，他脸也没洗，睡眼惺忪地就跑来了，搞得我好一阵紧张，也没敢指责他。　
　　总算按时赶到了太平寺军用机场，天还没大亮。其实作家们很配合，但我的精神始终紧绷着。托运行李时，那些骄傲的空军小伙子与我们的作家发生了冲突。事情很简单，有个女作家行李超重，他要罚款，一男作家说，我们都是一起的，行李一起算肯定不会超重。那个兵不肯。这显然有些不讲理。男作家来气了，一时间气氛紧张。我赶紧上前好言调解，息事宁人，赶紧办理了手续。等终于把全体弄上飞机坐下时，我感觉自己精疲力竭，然后身上就不对劲儿了。我预感自己的老毛病犯了。果然，到拉萨时，我已全身过敏，模样十分可怕，脸都肿了，肿到睁不开眼。少女时代我是个很爱过敏的人，每年都发病。成年后比较少了，就忘了这个茬，根本没带过敏药。没想到突然间回到少女时代，狼狈不堪。　
　　幸好同去的一位作家带了息斯敏，赶紧给我吃了两粒。人体的过敏源至今是个医学难题，而我那次，肯定是精神过于紧张引起的。我知道终会过去的，就耐心地躺在床上等，等着那些来无踪去无影的红斑消退。等到下午５点多，它们果然消退了，就跟机场的那些兵一样，吓唬吓唬我又走了。于是我爬起来，按时参加了军区政治部欢迎我们的晚宴。　
　　肿着一张脸飞进西藏，印象自然深刻。　
　　　
　　我独自一人那次，也很难忘。　
　　是１１月里，连成都也很冷了。我当时的领导，创作室主任杨景民，考虑到我一个人进藏，又是个女人，就起了个大早，亲自把我送到太平寺军用机场。　
　　杨主任是从西藏出来的，他的青春岁月在那里度过，他对西藏没有向往，只有回忆。有时他会在办公室给我们讲西藏。讲他的当兵生涯。我记忆中比较深的一个细节，是他说他入伍时带着小提琴，分到西藏某工兵团后，有天早上他刚把小提琴拿出来摆开架势，班长就走了过来，从他肩上取下小提琴，换成一把镐头，说，走吧，上工地去。他就扛着镐头和班长去工地了。他所在的工兵团，参与了拉萨到贡嘎机场道路的修建。　
　　　　那个早上杨主任把我送到机场后，就回去了。他直打哈欠，还没睡醒。确实太早了。冬天的凌晨六点啊。所有飞往西藏的航班都是在早上七八点起飞，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在我的感觉中，飞西藏，就是往天亮的地方飞。　
　　我办好手续，一个人在简易的候机室里坐着，看许多脸颊黑红黑红的西藏军人在排队办理登记手续，有军官，有士兵。军人中间，还夹杂着拖儿带女的家属。没有喧哗，也没有说笑声。大家似乎都和我一样，还没完全从睡梦中醒来。一个孩子忽然哭了，他的母亲顾不上哄他，只是把他往怀里搂了搂。我知道军人假期到了必须回去，不管是什么季节，我想不通的是家属们为何要在寒冷的冬天进藏？还拖着年幼的孩子？他们受得了吗？一个跟我儿子一般大的小男孩儿，被他的母亲背在背上，脑袋耷拉着熟睡。等他一觉醒来，就到了另一个天地。不知他能否呼吸顺畅？　
　　太平寺军用机场总有浓浓的西藏气氛，有时我会觉得到了太平寺军用机场，就已经到了西藏。　
　　这时，大门口传来煞车的声音，接着出现一辆北京吉普，上面下来一男一女。男的很帅，女的挺漂亮。女的把水果递给男的。男的说，你回去吧。女的说，那就祝你一路平安了，遂上车走掉。我把这一幕看进眼里，继续发呆。几分钟后，我一扭头，突然发现那个男的就坐在我身边。他笑着问我，你进藏探亲吗？　
　　那是１９９０年，我军刚改文职没两年，文职没有军装，我穿着绿白两色的羽绒服，围着白色羊毛围巾。大概很像探亲的部队家属。我说不是的，我是去采访，我也是军人。他很高兴，说我也是军人。他当时穿一件黑色风衣，里面裹着军服。我看出来了。他怕我不信似的，马上掏出军官证给我看，是个营长，中校军官。我们交谈起来，然后一起上飞机，一起飞拉萨——军航上不对号入座，也没有空姐。到机场后，接我的人还没有来，他就陪我等，还给我喝他的兵带给他的滚烫的红参水，让我觉得拉萨的冬天没有那么冷……　
　　这个开头，后来被我用在了我的小说《天天都有大月亮》中，几年后，小说改编为电影《遥望查果拉》。据说已成为西藏军区新兵必看影片。遗憾的是，拍得不够好。他们把我的严寒拍成了色彩斑斓的夏日，把许多艰苦生活的细节省略了，用一些豪言壮语代替，让我看了很不安，很怕观众以为西藏军人真是那样的。　
　　　
　　那个冬天，我在西藏呆了整整一个月，独自奔波采访，吃了不少苦头，也收获不小。正是那一次，我第一次知道了５０年代初女兵进藏的事，心里落下了《我在天堂等你》的种子。　
　　一个月后我结束采访，准备出藏。正是年底，赶上了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机场无比拥挤。许多航班都去执行送老兵的任务了。加上天气不好，我买的那趟航班被推后到第二天。我很着急，在西藏已经一个月了，儿子还小，又不能通电话。关键是如果走不成的话，还得返回拉萨，而送我到机场的车已经走了。正在我焦虑不安时，我遇见了进来时在机场认识的那位营长。他来送他们部队的老兵。听我说了情况，当机立断，给我换了一张当天航班的头等舱。　
　　等飞机时，我看到到处都是流泪的场面，许多老兵毫不掩饰地哇哇哭着。其中有几个女兵，脸庞像藏族姑娘似的黑里透红，她们紧紧抱成一团，鼻涕眼泪互相蹭在对方已经脱去了领章帽徽的军衣上。她们无声地呜咽着，不愿抬起头来。她们在为她们不寻常的青春流泪，在为她们患难与共的姐妹流泪。我相信，她们在西藏从军的三年，所付出和所得到的，将超过以后的三十年。　
　　我被离情包围，亦产生了浓浓的不舍之情。我想我对西藏的感情，是从那次开始的，也就是第二次。而第一次，我浑然不觉。　
　　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感情，与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感情是相似的，有一见钟情的，也有日久生情的。我对西藏，属于日久生情。　
　　　
　　４．爱西藏的女人　
　　　
　　又回到拉萨。　
　　汽车驶入西藏军区大院，觉得非常亲切。士兵依然肃立挺拔。大道依然整洁干净。老柳树依然郁郁葱葱。　
　　想起上次进藏，刚进军区大院就吃惊地发现，路边的柳树全被砍了头，只剩下木桩子般的树桩。当时把我急得直嚷嚷，干吗啊，干吗这样啊？干吗砍树啊？没人理我。后来有人跟我解释说，砍了会长得更好。我不信，我真怕它们就此牺牲了。　
　　还好，这次一进大院，我看到它们依然活着，木桩上抽出了新的枝条。但老实说，没有原来的好看了。我还是觉得不该砍，该让它自由生长。乱有乱的活力。　
　　Ｃ大校开会结束来看我们，亲切握手，寒暄，然后让我们试穿他为我们准备的行头：迷彩服，羽绒背心，大衣，棉皮鞋，帽子，等等。穿好后一一让他审看，好像我们是两个刚入伍的新兵。　
　　我试穿完毕，开始犯晕了。知道这是正常反应，没在意，只是告诫自己少说话，少激动。但晕的程度依然在增加。回头看Ｙ，她也是小脸发黄，正在高原反应中。　
　　中午想好好睡一觉，却没睡着，激动吗？不应该啊。已经是老西藏了。下午坐在那儿继续犯晕，看见电视里的人载歌载舞，很奇怪，想，这些人怎么不怕喘啊？还这么折腾？后来一转念：人家又不在高原，又不缺氧，当然可以唱歌跳舞了。　
　　反应开始迟钝了。　
　　坐那儿发晕的时候，接到一条短信，是一位青岛朋友发的，邀请我五一长假去青岛玩儿。我立马打起精神给她回复说，我在拉萨呢，我又进藏了。她马上回复道：好羡慕你啊。　
　　这也是个爱西藏的女人。我们原来素不相识，她读了我的小说《我在天堂等你》后，无比向往西藏，去年夏天请了假，独自一人背着行囊踏上了进藏的路。路过成都时，经朋友介绍我们见了一面。她告诉我她打算先飞进去，再坐车出来。我跟她说，这要看你进去后的感觉，是否适应，是否喜欢。半个月后她出来了，还是飞出来的，没能实现走陆路的愿望。她很喜欢西藏，可高原反应一直缠绕着她，两条腿都肿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她还是坚持跑了几个地方，以瘸腿的方式，留下了她在西藏的足迹。出来后她告诉我，回青岛后她要好好锻炼身体，以便再次进藏。　
　　　
　　我发现喜欢西藏的女人，都是爱做梦的女人。　
　　昨天在电视上看到那位高原生态学家徐凤翔，亦是一位充满梦想的女人，可敬可爱，为了西藏的环境保护和生态研究，她在四十岁以后毅然进藏，在西藏一呆２０年。被人们称为森林女神。黄宗英为此写了报告文学《高原小木屋》，轰动一时。如今年届７０岁的徐凤翔虽已离开了西藏，但依然在从事西藏的环保工作，在北京集资修建了一个专门宣传西藏环保的小木屋。我在电视上看到她说着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笑眯眯的，穿着绣花的中式服装，女人味儿十足。我一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