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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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院有两位美籍华人，一位是教务主任梁先生，另一位是图书馆馆长兼中国资料中心主任马大任。马先生说，这里是西欧最大的中文图书馆，拥有中文图书16万册，有关中国的外文书2万多册。各种报纸杂志3000种（其中2200种是过
去出版现已停刊，有的已制成缩微胶卷），这些报刊有一半是大陆出版的，其余一半是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的报刊。以大陆出版的杂志来说，种类繁多、五花八门，我看到的有《红旗》《儿童时代》《瞭望》《化石》《大众电影》《遗传》《人民文学》，还有《中山大学学报》。单以上海出版的杂志就有《收获》《上海文学》《上海文艺》《上海戏剧》《上海教育》《上海农业科技》《党的生活》等20多种。
各种书籍按经、史、志、文和现代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几大类编目。林林总总，十分丰富，特别将解放前的、大陆和港台出版的按主题放在一起，查阅很是方便。“志”的部分则收藏了大量的地方志，据说还相当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方面也很多，而且版本十分可贵，我在书架上就拿下一部《三宝太监西洋记》，是明万历年间刊行的，是难得的珍本。在那2万多册外文书中最多的是英文，但也有不少是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的书。我在书架前大致看看，在书名中就可以看到不少“反共反华”的内容，但是我也有所发现，例如有关《易经》研究的外文书籍就有十多本；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关中国的几本小说的各种版本和其他国家的文本，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据马主任介绍，这里有三类资料的馆藏是很可贵的。一是对敦煌资料的收藏，包括与我国相比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这里不但收集了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的有关敦煌的书籍、画册、论文、资料，而且收集了世界各国有关的文献和部分可以买到的实物，其中一部分已经上了书架。大量的还收藏在几个大木箱子里。二是收藏了一部分很有价值的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其中有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奏天王洪秀全准颁的诏书。还有《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以及太平军编的《三字经》（1853年出版）、《新历》等等。还有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东南亚和西欧出版的有关天平天国的报道、评论和文献，也是很难得的。三是著名的汉学家高罗佩（1910—1967）生前所收藏的许多珍稀的中国明清时代的书画，在他去世后全都捐给了汉学院。高罗佩通14国语言，汉学造诣尤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写了长篇小说《狄公案》（以唐代名臣狄仁杰为主角的破案故事，共130万字，国内已有译本）。
四
看了当代中国的资料就会感到强烈的震撼。
我的面前是美国华盛顿出版的二十大本厚厚的《红卫兵资料》，共计8000多页，主要是红卫兵小报，有《新北大》、清华《井冈山》，有上海、广州、长沙，甚至哈尔滨、乌鲁木齐、拉萨各地“红卫兵司令部”出版的小报，也有国家机关“造反组织”的“给牛鬼蛇神的通令”、“大批判专栏”、“首长讲话”，还有各地武斗的“血案纪实”、“最最最强烈的抗议”等等。据介绍，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已制成缩微胶卷（每个胶卷有1000张胶片）。管理员拉出一个抽屉，里面满满的都是胶卷。据说，在“文革”期间，美国的情报机关在香港高价收购大量从内地流传出去的小报，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进行分析，1970年代以后就分门别类，复印装订成册，在国际上出售。莱顿大学的这些资料都是从美国买来的。至于当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有关“文革”的资料、书籍更有一大堆，诸如《红卫兵造反演义》《×地武斗始末》《××部夺权记》《九死一生实录》等等，名目繁多。
我们新华社每天都出《参考资料》，其实几个大通讯社也都有，我就看到路透社出版的“参考”，其中主要是苏联和中国的材料（那也是可以公开订阅的）。这不稀奇，难得的是美国人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大陆现况汇报》《中国每日报告》《中国大陆报刊选译》《中国（地方）广播选译》，这四份刊物都是每周出6本，每本40—60页，已全部译成英文。还有一份华盛顿出版的《中国报告》，每周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分专刊出版。新出的还在书架上，旧的都装成合订本收起来了。在这些陈列着合订本的书架上，我还看到一本厚厚的《工作通讯》，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我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给团以上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据说有人把1961年全年的一套偷带出国，卖给了美国，我所看到的已经是译成了英文的合订本。不必问了，这也是从美国买来的。
不过最令我吃惊的是1982年我第三次去采访时，马大任先生还拿出一包材料，打开一看，原来是1978年至1979年间“西单民主墙”部分大字报选，以及已被中国政府宣布为“非法印刷品”的小册子和传单。我随口就问，从哪里搞来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现代复印技术只要有了一份就会有成百上千份。作为学术研究，这些材料在多少年以后，有的东西还是很有用也很有价值的，毕竟这是历史。你可以批判它，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的曾经存在和作用。
马先生还说，从整个中文图书和资料的收藏来说，英国、法国、德国收藏的要比荷兰多得多，但是都分散在各研究机构和大学里，而荷兰政府对中文图书资料却实行高度集中政策，凡是中文图书都要集中到莱顿汉学院来（包括国家图书馆以及外交部和教育部收集的在内，有两本以上的单位可自行保存）。图书馆也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荷兰朝野谁要了解中国问题都可以到这里查询：好几个官方的代表团访华前也来听取有关的介绍；1977年荷兰公主贝亚特丽克丝（1980年登基为女王），访华前也曾来过这里。有的公司和中国做生意也来找资料，各部门收集到的中文材料也拿到这里翻译。汉学院自然成为全荷兰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了。
五
虽说这已是近30年以前的见闻了，但每想起那些事总有很大的感触。1982年离任回国后，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在有关的报刊上发表，但由于当时的条件都没有做细致的报道。近年来，有些事引起我想重新整理这篇文章的意愿：
第一是报上报道世界各国兴起了学习中文的热潮，中国有关部门也在积极推广“孔子学院”，有些人好像很得意，“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了”。所以我想客观地介绍一下外国人过去是怎样学中文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记得100多年前，许多中国人就开始学英文和法文了；解放前在一些大城市里小学三四年级就学外文了，不知道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在“发扬光大”？现在人家有几家大学把学习中文当做选修课，而我们却在幼儿园里把英文作为必修课，这又说明什么呢？外国人学中文的人多了和中国人学外文的人多了，我认为这是好事，这说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发展，我们正在赶上这个形势。但是完全没有必要就自吹自擂起来。当然，我们为外国人学中文提供一些教材、音响制品，也是应该的，像英国的BBC提供《Follow me》（跟我学）一样。至于孔子是不是就是中华文化的唯一代表，而都叫“孔子学院”，那也可商榷，不过有人宣扬21世纪人类要靠孔子思想来“拯救”，那却是荒唐的。十多年前，原巴黎分社的杨起同志有一篇非常精彩的《专访法国总统》：希拉克说，法国在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中都有建树，但这完全不意味着可以教训别人，“每当法国想教训别人时，她就迷失了方向；每当她自守自爱时，别人就愿意听取她的意见……法国不要试图教训别人。”这是智者的语言，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是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的态度问题。近几年是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重大节日”：2006年是发动“文化大革命”40周年，当年真是天下大乱、大灾难啊！同一年也是粉碎“四人帮”30周年，那时是全国一片欢腾啊！2007年是“反右斗争”50周年，几个月时间里就揪出几十万个“右派”，可说是“战果辉煌”！2008年是“大跃进”50周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结果饿死多少人？恩格斯说，一个伟大的民族要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过这几年对这些教训好像没有什么声音，文章也极少，似乎大家都不记得“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这句话。可是在海外关乎这些的文章、书籍却不少。所以每当我想起在莱顿大学汉学院看到那一大堆“红卫兵”小报和关于中国的资料，我的心是不平静的（荷兰只是一个小国，就有这么多的资料，美国、苏联、日本等国肯定会更多，而且我听说他们的资料早就信息化，用电脑储存、联网，数量更大了）。许多事我们自己不让说，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会说，海外华人会说，外国人也会说。在信息社会里，我们一手遮不了天。对于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歌颂它、批判它，但是不能掩盖它，更不能伪造它。历史就是历史，中国人不研究，外国人也会研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内人党”冤案亲历记·哈斯格尔勒
1967年，滕海清来内蒙古担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
1968年1月10日，根据由南方支边来内蒙古大学的一位历史教员捕风捉影的情报，在自治区革委会核心组几个负责人的策划下成立了挖新、老内人党的工作小组。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带着李树德（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向康生、江青汇报准备挖“内人党”，得到首肯，并得到康生的指示：“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1968年4月14日—26日，在郭以青的指挥、策划下，对时任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巴图进行“车轮战”式的审判。酷刑下巴图编造了假口供，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厅、部、盟、市级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16人立刻遭到秘密逮捕并分别设立专案进行突审。
1968年4月26日，高锦明签发了由“滕办”主任李德臣起草的《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直接报送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
在全内蒙古范围内一场骇人听闻的挖“新内人党”运动就开始了。
这次从金字塔的顶端发动、领导、布置，不断督战的运动之火，到了金字塔的最底层，火就越烧越旺越大，到后来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给国家、给蒙古民族、给内蒙古地区造成的损失是永远无法计算和估量的。
现在我们就官方发布的数字，仅看一下能数得过来的损失，就可见一斑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