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7年第5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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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皇制下的国家神道思想，直接源自十九世纪初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后期水户学”之神道学和国体论，这并不奇怪。如果按照西方一般民族国家理论来讲，近代国家是通过宗教世俗化运动而逐步形成的。但是，根据美国宗教学者的研究，近代民族国家作为一个世俗共同体虽然有别于古代的宗教共同体，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别并非水火分明。支撑近代国家统一的是作为文化认同的世俗民族主义感情，而宗教共同体的基础则是宗教民族主义。可是，在要求其成员彻底同化于共同体（信仰、忠诚）这一点上，两者之间多有相近之处，近代民族国家对“国民”要求忠诚不二，有时甚至显示出比传统宗教共同体更强烈的宗教性。以政教分离原则建立起来的世俗国家，实际上有着不亚于传统共同体的宗教性特征。另一方面，如果说西方的民族国家是以世俗民族主义为支撑的，那么，非西方地区特别是亚洲（如印度、中东）的近代国家建设，则更需要宗教民族主义的支持。子安宣邦受到上述理论的启发，进一步把日本的“国家神道”放到亚洲视角之下来审视，发现与西方的世俗化国家不同，由于日本缺乏西欧世俗化后依然保存着的基督教社会的文化认同基础，因此在建立近代国家时，只能于分离开神道和佛教之后，依靠以天皇为顶峰的神道祭祀体系来实现国民的统一。一般认为，“国家神道”的确立是在明治十年（1877年）前后，这正好与日本近代世俗化国家的成立同时期。或者可以说，新生的日本正是以神（示氏）国家的理念为主导而构筑起来的世俗国家。它不仅在法律上（如1889年颁布的帝国宪法第1条所谓“神圣皇国日本”）规定了“国家神道”的地位，而且是通过把神（示氏）祭祀体系吸收到自己的内部而最终确立起来的。
在确认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国家特殊的世俗化历程之后，子安宣邦又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在150年来的近代史中，以1945年的战败即帝国日本国家体制的断裂为分界，实际上国民体验了两次世俗国家化的过程。从宪法上国家体制的确立来讲，第一次是以1889年《帝国宪法》的颁布而实现的，第二次则以1946年《日本国宪法》的公布为标志。明确地区分开这两次世俗国家化的存在，至关重要。因为，1946年颁布的新宪法在规定“日本国民诚心诚意希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并永远放弃以国权所发动的战争及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第9条）的同时，又以第20条和第89条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和国民的信教自由：“任何宗教团体不可接受国家授与的特权，而行使政治上的权力”；“国家及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性活动”。从而否定了自明治维新到1945年为止的作为表面世俗化国家的日本。这个被否定了的表面世俗化国家，在法律制度上虽然标榜其世俗性，但却利用与非世俗国家不相上下的超政治力量干预国民的生活，其影响甚至波及到民众的精神领域。新宪法就是要以政教分离原则向世界表明：1945年以后的日本要走一条真正的世俗主义国家道路。而在子安宣邦看来，区分两个世俗国家化的过程，其至关重要性还在于“当今围绕日本的国家与宗教所引发的所有问题都存在于这两个世俗国家之间。”
清楚地认识到1945年日本国家制度上的断裂，充分理解战后新宪法的存在意义，才会使人们明白现在流行的神道重估论和保守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真正目的。其实，某些右翼论客毫不含糊地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永远保护作为为国捐躯者即战殁者慰灵的中心设施靖国神社，亦是国家安全保障政策上的最重要课题”（中西辉政）。子安宣邦认为，这无疑暴露出了叙述靖国神社的话语目的不在靖国神社本身，而在于为国家着想、为国家辩护。神道重估论者刻意强调战前、战后日本国家的连续性，有意模糊1945年的断裂，他们从文化历史传统上找到神道神社的连续性，实在是一个骗局。战争之国就是祭祀之国。日本是战争国家，是祭祀“英灵”的国家，其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靖国神社的存在。靖国神社供奉着2466427个牌位，它们包括了从明治维新开始为“王政复古”大业献身的志士到太平洋战争为止的大小11场战役、“事变”中为国捐躯的护国“英灵”（其中有被东京审判定为甲级战犯的14人）。而在为回避“本土决战”发动的“冲绳战”中死去的十万市民，更何况数不胜数的日本国内以及亚洲各国的无辜死者，却不在靖国神社的祭祀之列！这分明证实了靖国神社之国家宗教的性格。进而，子安宣邦更把批判的视野扩大到整个人类的二十世纪。他认为通过战争中数不胜数的死者，民族国家成了被质疑的对象，或者二十世纪成了我们必须质疑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日本国宪法禁止国家对于宗教的一切参与，并自行把国家规定为建立在完全的世俗原理之上的制度。这个政教分离的理念，与放弃作为解决国际纷争手段的战争，禁止拥有以战争为目的的军事力量的宪法原则一起，确定了日本国宪法崇高的现代意义。因为，此宪法原则同时也对普世的近代国家其战争和宗教祭祀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
《国家与祭祀》是一部高度浓缩了学理分析和政治批判的著作，在透过知识考古学、话语分析和亚洲视角来解构“国家神道”及其“重估论”，认真思考日本当下的政治危机，反思十九世纪以来民族国家的结构性症结及其与战争的关系方面，最能显示子安宣邦一贯的学术风格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它作为由《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与知识分子》（1996）一书所开辟的日本近代知识制度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越发展示出其特有的价值。而中国读者不仅可以在该书提供的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中把握“靖国神社”问题，以加深对近邻的理解，而且还可以通过子安宣邦对近代国家世俗化过程的阐述，认识普世的民族国家的起源和现代战争的根源所在。从而在不能没有国家同时又必须予以质疑的悖论中，对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做出价值判断。
（《国家与祭祀》，＇日＇子安宣邦著，董炳月译，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摇着轮椅上北大
郭晖是一位高位截瘫的女孩，小学没读完就不得不告别学校，开始了苦中有乐的自学生涯。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对知识的热爱，郭晖最终创造了奇迹，成为北京大学百年历史上第一位残疾人女博士。她不仅拯救了自己，也激励了热心关注其事迹的人们。
这是一本对青少年成长有积极意义的好书，它将引领青少年朋友对人生、理想、事业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本书作者李春雷曾获得鲁迅文学奖，他文笔优美、思想鲜活，本书是他的又一倾心力作。
（《摇着轮椅上北大》，李春雷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3月版，18。00元）
听蒙代尔讲美国政治
陈心想
2006年4月下旬某天，我在Minnesota Daily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秋季选课的消息：“跟沃尔特·蒙代尔学习领导艺术和公共服务”。这是政治和治理研究中心开的课。广告上说，选修本门课的学生将研究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在位时处理的大事情，比如中美关系正常化，依托计算机技术的军队现代化，帮助促成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协议，捍卫人权，处理卫生和能源危机，以及建立现代副总统职位任务等，核心关注的是决策问题。学生可以接触并利用一些以前未公开发表的资料，而且蒙代尔将亲自批改作业，指导研究写作。对决策问题感兴趣促使我选这门课。为了使蒙代尔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指导每个学生，只能有12人注册上课，因此需要申请。我很幸运有机会被选中，能够面聆蒙代尔讲美国政治、领导艺术和公共服务。我做了若干听课札记，这里选几篇，与读者分享。
决策要靠非正式的会面
9月12日，周二，9·11五周年后的第一天，我8点半多就到了学校，先到图书馆借了蒙代尔传记并提前二十多分钟赶到教室，录像人员已经准备就绪，学生还没有到几个。今天的嘉宾是国家安全顾问和蒙代尔的顾问大卫·艾伦（David Aaron）先生。
学生陆续到了，教师的西南角桌子上还有服务人员摆上了点心和咖啡，毕竟是前副总统要来了。蒙代尔已经79岁了，并不显老，一头白发梳理得很好，西装革履，精神矍铄，气度不凡。艾伦先生也是一派绅士风度。
蒙代尔进入了教室，同学全部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很安静。录像师开始了工作。蒙代尔和大家一一握手，学生则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自己。蒙代尔会随时询问一下兴趣专业之类。和每个学生握手之后，蒙代尔坐在正位，大卫坐在他的左边，右边的位子给本课教授Jacobs留着呢。教授还没有到。
他开始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班的目的和他可以提供的帮助，然后让大卫开始讲他们共事的经历。在他们三人的谈话中我的笔记记下了这样几点感兴趣的东西。第一个是在总统的内阁里，服务工作人员的官僚体系或者科层结构不是问题，位置的多样性和制度的、政治的利益才重要。第二个是把工作人员整合到一起，作决策要靠非正式的会面，总统的决策很是犹豫不决（indecisive）。决策圈越来越小，是个人性（personal）的。第三个是二战后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四个是蒙代尔在任期内做的三件主要的事情：1．全球战略，2．人权进程，3．中国，也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蒙代尔谈到他1979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上午在北京他见到的铺天盖地的标语，却不是迎接他的，而是“西藏”来宾；而到下午全改成迎接他的了，因为献上了厚重的“礼单”。他把和中国领导人谈的各种问题都列成单子（“礼单”），哪些可以解决，哪些需要推迟，心中有数。这样马不停蹄地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
蒙代尔笑起来很和蔼，收敛了笑容时却很令人敬畏。大约11点半左右，要结束课了，下课前，教授强调要在周五把每个人的研究题目问题和初步文献资料发给老师。
打“中国牌”还是“苏联牌”
9月19日，周二。这次蒙代尔先生来的较早，9：30就到了。今天的任务是每个人都报告自己研究的题目方向。一个人10分钟的时间。
大家围椭圆桌而坐，按顺时针顺序轮流介绍自己研究的东西。我坐在蒙代尔的左边第二个位置，第一个发言。我研究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蒙代尔作为副总统做出的贡献。蒙代尔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他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再一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