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黎敏黄帝内经 讲义集-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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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确定了一种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以古希腊文化为首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否定自己已经认识的事物以求得进步的否定型文化，是一种以支流而汇百川的形式向前发展的文化，而中国古代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为出发点，是一种源头型的文化，未来所作的一切都只能是对这一源头思想的肯定与发扬，它利用中国汉字语义的多义性、模糊性、秘藏性等特点，以物喻象，取象比类，它的思维的起点不只是概念，而且是模型，对事物的判断不仅是判断，而且是模拟，求知的方法不只是推理，而且是模式。思维方式和文化类型的确立，使得东西方在文明形成之初就打出了自己为之战斗的目标标语：西方是〃认识你自己〃，强调本体及个人意志的张扬；东方是〃天人合一〃，执着于天道与人道的和谐。
文化的基因是〃象〃与〃数〃
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都重道、重神、重无、重和谐、重势，其核心则是〃象〃与〃数〃，如果对〃象数〃无知，则意味着对华夏文明的无知，更不能全面地理解和诠释中医学。
所谓象数思维是以阴阳义理为内容，以学术符号为形式，既有文字体系，又有符号系统，二者同质同构，不仅有价值理性，还有操作系统，其中神秘的教义和对经验知识的具体科学的组织概括及整理始终互相作用着。《左传》言：〃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系辞传》说：〃天垂象，现吉凶，圣人象之。〃〃象〃指的是经验的形象化和系统化。〃象〃的特征是动态的，不是单纯地模仿其形，而是模仿其变。象还是全息的，万事万物息息相关，就中医而言，藏象系统就是通过生命活动之象的变化和取象比类的方法说明五藏之间以及与其他生命活动方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规律的理论。〃象〃的本质是重视具象的知觉，它要求人的领悟性、观察力、概括力及诗性。如果不懂得以物喻象和取象比类的方法，则无法真正理解中医学。比如五行作为一个大象，它在《内经》中的成功，就不是物理学家的概括，而是哲人对世界的感觉分类，是哲人对世界上的物质及其性情的感觉分类。而感觉的相似、感觉的类同、感觉的相通，必然有着深刻的生理学、心理学乃至物理学的意义。这种〃天人合一〃的直观生命的体验，是我们领会《内经》文字的真正出发点。
〃数〃则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应用化和实用化。在中医传统文化中，有以《周易》为代表的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体系的二元序列；有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元序列；在中医体系中，既有阴阳二元、三阴三阳三元序列，也有五藏五行、五元序列，而所有这些都是以取象比类的方式认识〃自然〃的无限的变化过程，并从中引导出数与序列，即规律。它不同于西方的数学概念，它不是描述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而是描述时间方式和运动关系。
中医文化之所以在世界文化中难以被人接受，主要是因为象数思维和五行宇宙模式既包含有理性，也包含有非理性因素，以及它们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作为系统的客观运转，二元、三元、五元序列都不无显示了古老的中国智慧，而无所不在的神秘的天人感应和五行形式上的简单齐合性，则将中华文化及中医文化推到了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尴尬境地。
2。3。3。1文化的归宿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钱穆），也是中医文化的一个核心。中国人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人自我修养的目的不是〃独善其身〃的自私或佛家的〃自了汉〃，而是使自我求得在人伦秩序与宇宙中的和谐。而这也是中医学最终目的，即中医学关注的是人生命过程的自我实践，自我发展与发展的和谐。中医学行为的重要作用目标是发展中的生命运动过程，而不是直接针对实体结构与具体的病因、病理。它是人的医学，而不是西方医学的〃治病〃的医学，这也是中医学作为未来生命科学的优异之处。
但天人感应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宇宙图式及世界观，成为一种极为顽固的思维习惯，则使得它的科学成分为其负面因素所抵消，它的封闭性的自我满足感和否定进化的循环性，以及否定个性的秩序性和形式上以齐合性，都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为封建一统文化的特性。
《美国物理学杂志》曾言，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的探索目标。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问题正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显出其特异性和无可比拟的一种优势，而所有这些特点在中医学中均有所体现。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哲学应从医学开始，医学最终要归于哲学。因为生命和死亡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而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自然科学的革命实际上就是生命科学的革命。
8。2。4 论儒释道生死观
作者：曲黎敏（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天人医易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
东方源远流长的“死生之学”令西方震惊。总体而言，在死亡的观念上，西方大多抱有悲观的态度，如死亡是人生“黯淡的旅伴”（尼采），“死亡是人生计划和希望的总失败”（萨特），死亡是“灵魂离开肉体的监狱而获得释放”，研究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柏拉图）。相形之下，东方关于生命的理念则明显乐观，它牢牢掌握因循自然的原则，对生与死有着大无畏的态度，甚至在中国，从来都不尝有过地狱的概念，至多是鬼界，在那里有阎王或恶鬼，但也有栩栩如生、娇媚如常人的好鬼。道教索性另造仙界，生命不是向下，而是向上变形。释家更为博大精深，死亡之学更为圆融，甚至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学问，在那里，死亡也成为一种艺术，成为一种具体的经验，是“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与圆成。
1．儒家生死观
对痛苦的人生而言，死亡不啻为一种解脱，但人性的贪痴还要为灵魂找到一个归宿。“灵魂”两个字可以说是人类尊严与梦想的一种体现。它使人类有别于处于生物链上的可悲的动物，它使人类不再局限于四季与风花雪月的轮换中，而是去思索永恒，时空也不再是毫无意义的伸展与延续，它关涉到人的生命理念的日益成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人类文明的历史始终饱含如此这般的焦渴。人们寻寻觅觅，上下求索，肉身与灵魂，现世与来世，人们试图超越和战胜那个令人痛苦的死亡的界定，优游于此岸，如同太阳每日照常升起，我们能够不断地逃脱、进入，而不是死亡那没有时间的永恒死寂。
但这太难了，如果说这边温暖、明亮，那么另一边则是无穷的寒冷与黑暗，无法想象，死与生，由于它的不可重复性，而成为人类认识生命的盲点。一个秘密，无法言说，于是孔子这伟大的圣人便教我们将人生的重心放在此岸，强调生命的本质不在来世，而在现世，能够善始善终，生命的价值感就在其中。“人死曰鬼”，“鬼，归也”。魂属阳，属气，归于天，魄属阴，属形，归于地，人的生命就这样化解。“魂魄不离形质，而非形质也，形质亡而魂魄存，是人所归也，故从鬼”。（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人的生命本由天地和合而成，最终又归于天地本源。“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礼记？祭法》）万物都在此规则中，但孔子并没有就此否定死亡于人生之意义。招魂与祭祀是人类的“尽爱之道”。人们扶柩而哭，披麻戴孝，袒衣散发，都是人类爱心及敬神的体现。他一方面教导人们厚葬尸体，让人的肉身在土地本源中得到深深的慰籍，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用思念和灵牌来保佑那逝去的灵魂归于正途，永远不要迷失于这来去之路。魂兮归来，永远不要忘了，你的生命曾在这里驻足。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活人与死人相安无事，彼此为对方在各自的世界里点亮了一盏互相安慰的灯……
2．道家生死观
相对于儒家的理性平实，道家及道教则将死死生生推衍得有声有色。死亡不再是一场令人震惊、无法理喻的恶梦。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一个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就以这样惊世骇俗的方式登场。不以生为喜，不以死为悲，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这样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演化的回归。这比儒家的魂魄说更辽远，更空灵，生死齐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命的辩证就在其中，自然之“道”超越一切，人永远无法与造化之功抗衡，“生之来不能止，其去不能止”，生死皆为人生问题的极限，最好还是看开一点，有情便是痛苦，“无情”方能“悬解”和自由。究其深处我们还是感到其乐观的背后刮着对人生悲观、无奈的风。
但后来的神仙境界就此产生，道教高人并没有停止在庄子相对论的玄谈上，而是开始了一切真正的、使历来生死观为之改观的对生命的实践工程，死亡成了生命流程上有待突破的一个关键点，而不再是生命的某种极限。“魂”与“魄”由含有“鬼”气的飘渺之物变为可有所作为的“形”与“神”，由虚化神→神化气→气化精→精化形→形成人这个万物生成程序，推衍出一个怡神守形、养形炼精、炼精化气、炼气合神、炼神还虚这样一个逆修返源之道，在洞府仙境之中，时空开始变得富于弹性，可以逆转或回流，金丹的光芒遮蔽了生死的界限，别处相逢；古人与今人可以在生命的真境中，在独特的气场中往复交流。
3．佛家生死观
公元前六世纪，印度一位得道的王子宣称：“我将在此世间的黑暗之中，打击永生之鼓”。从那以后，人生不再是杂乱无章的阴影，因果学说将是说明今生及以后一切生中的普遍性原则，“轮回”一词美丽得令人晕眩，不死的灵魂可以迁往另一肉体不断再生，而“业”就是决定再生的出现和性质的法则，更确切地说，并没有可以转生的灵魂，除业以外，一无所有。生命告终之时，其行为的总和――业作为一个整体产生效果，并且决定另外一群“蕴”――一个再生者的性质。即每一个生命的性质及境遇都是今生或前世预先所作行为的结果，由此，在一切有机与无机世界中，没有单纯的、自我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