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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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注意！现在请注意！”高音喇叭大声喊道，“各位飞行员，请各就各位。”
所有飞行员听到通知后立即冲过摇摆湿滑的甲板，在各自的飞机上准备就绪。“大黄蜂”号航母被30英尺高的巨浪拍打着，船身也跟着左右摇摆起来。强风令人们很难在甲板上站立。狂风撕碎浪尖，卷着海水拍向军舰，船员们身上全都湿透了，颤抖着。
“当时的温度只有……零摄氏度啊！”鲍勃·布尔茹瓦回忆道，“你见到过30英尺高的海浪吗？我从来没见过。要知道从水面到船的最高处才只有70英尺。船头上下晃动时就会掀起大量的海水，然后全都洒在了甲板上。我一生中从没遇到比那更糟的天气了。大雨！哦，那大雨！我在这儿，就在路易斯安那，经历过几次飓风。但这儿的飓风和那天的狂风比起来简直是小儿科。”
然而，当时的困难并非全都来自暴雨、狂风和30英尺高的巨浪。飞行员们被迫在巨浪落下的时候从甲板上加速起飞。“大黄蜂”号航母在海上颠来晃去的，就像个浮标。“起飞的窍门就是要找准起飞的时间，这样的话，那些‘米切尔’就能在滑行到甲板尽头的时候恰好赶上船身向上翘。在船头浸入水中的时候，飞行员们就能得到起飞信号。紧接着，他们在甲板上加速，在眼看着就要一头栽进狂啸的海浪中时飞离舰体。”
正当吉米准备起飞的时候，约翰·福特捕捉到了那一时刻的画面。他曾因《四轮马车》和《愤怒的葡萄》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个自信的德国人回到白宫后计划通过这次拍到的宝贵片段再度赢得电影观众的喜爱。
“我知道那时有上百双眼睛注视着我。”吉米回忆道，“尤其是我身后那些马上要起飞的B—25飞机上的飞行员们。如果我没有成功起飞的话，那么我想很多人就会觉得他们也做不到了。”
水手阿尔文·克南当时怀疑：“这些重2000磅的载着弹舱的重型飞机真的能飞到日本，然后再接着在中国最近的安全着陆点降落吗？再说这飞行之前，这些按照长距离起飞设计的重型飞机真的能在这么短的甲板上成功起飞吗？水手们就像股票经纪人一样，干什么事儿都喜欢打赌，于是大伙儿很快地就开始下注了，押‘能’和‘不能’的人都很多：他们到底能行还是不能行呢？……我也下了10美元的注，押他们中有不到一半的人能成功起飞。”
吉米·杜立特尔后来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授予了荣誉勋章，还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至今为止的每一位美国总统，包括1989年上台的布什总统，都曾给予吉米·杜立特尔国家所能授予的所有荣誉，其中包括总统自由勋章。从纽约到阿拉斯加的著名大学都授予了他荣誉学位，还有九个国家授予他以最高荣誉。但在当时，吉米只是一个孤独的飞行员，一个接受了非常任务的飞行员。
吉米那架飞机的引擎在起飞前就开始轰轰作响了，“就像马戏团里的大象对身上的铁链不满时发出的咆哮声一样”。信号员看着船身倾斜的角度，大喊一声“出发！”这个空中之王就冲向了天空。“一名海军飞行员开始大喊：‘他不会成功的！他成功不了！’”但吉米的领航员汉克·波特后来回想起：“我们当时特别有信心，因为我们有空军最出色的飞行员和我们一起飞行。”
“只见他就像一只雄鹰，”飞行员泰德·劳森说。甲板上的小伙子们看到了美国的一流飞行员在有限的距离内成功起飞了。正如《洛杉矶时报》后来在头版头条位置宣布的那样，“杜立特尔做到了”。
“全体护航飞行员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大声地欢呼着，狂喜着，船员们甚至能透过螺旋桨的轰鸣声听到他们的叫声。”然而，哈利·约翰逊当时却有着不同的感受：“我怀疑是不是有人能活着回来。我总觉得他们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可我连个再见都没和他们说，只是在他们每个人起飞的时候竖起大拇指，这让我难过极了。”
吉米在船尾上空盘旋了几圈之后就飞越了甲板上空，下面的船员们向空中挥着拳头，扯破喉咙地欢呼着。下一站，东京。
第三部分第八章 非常任务（3）
在吉米的带领下，其他飞行员小伙子们经过一番努力也成功地把其余的15架“米切尔”飞机开上了天。他们成功地搞定了危险性极高的起飞环节，当他们注意到恼人的逆风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愤怒的海面上飞行了几个小时了。他们顶着依然强劲的狂风飞行，而狂风也在机身两侧不停地向他们挑衅。逆风减慢了他们的飞行速度，消耗了他们的燃料，也打乱了他们跟着领队飞机的飞行计划。
正如事先所担心的那样，飞机上的油量表证实了他们的确是在执行一项自杀性任务。“我们起飞的时候（距日本）还有600多英里，所以很显然，这点油根本就不够，”飞行员戴维·琼斯说，“我们当时只能面对现实——我们没有足够的燃料支撑到中国了。自己切合实际的想一想就会发现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但你还是会尽你最大努力投入战斗。残酷的现实并没有让你太放在心上。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那次飞行与我在战争中其他上千次飞行的区别所在而已。我们在起飞的时候就知道燃油是不够的。”
逆风飞行就意味着我们的飞行员随时有可能坠入冰冷的海水之中。但美国小伙子们这种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祖国的决心却是裕仁天皇不愿见到的。他们并不是胆小的懦夫，并没有因为战争躲在家里，他们的“战斗精神”一点也不比日本人少。但他们不说“战斗精神”这个词，飞行员小伙子们称之为“勇气”。
当吉米在日本北部低空飞行时，正在那里野炊的人们还朝他挥手和微笑，当地人还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日本部队在演习。吉米的飞机掠过了树梢房顶，开往东京。早些时候，在“大黄蜂”号航母上，有个飞行员问吉米万一遇到麻烦该怎么办。“我们起飞之后，每个飞行员就该负责自己飞机的一切行动，”吉米回答。“为了他的飞机和机组成员，他要为自己作出的决定负责。如果你们失散了，那么你们每个人就要决定自己将要做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杜立特尔没有再说下去，于是另一个飞行员又问：“先生，您会做什么呢？”
“我不想当战俘，”他答道。“如果我的飞机状况已经不允许我继续飞行或逃脱，我就会先让机组成员跳伞逃生，然后接着开飞机找一个地方砸下去，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在那里坠毁就能给敌人造成最大限度损失的话，我就会熄灭发动机，和我的飞机一起砸下去。我45岁了，也差不多活够了。但你们当中的大多数还都只有二十几岁，如果我像你们一样年轻的话，不知道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总之，该怎么做你们自己决定。”
日本人并没有为眼前的事实感到恐慌。“看上去像真的一样，是不是？”一个正在东京火车站站台上等人的商人在看到一架“米切尔”飞机掠过树梢时对身边的一位乘客说。“就像一架闯过日本空军防御的外国飞机。我猜啊，咱们日本的军队是想让老百姓相信他们是完全准备好了的。”
中午12点30分，吉米在东京上空1200英尺的高度飞行，然后连续投下了四枚燃烧弹。接着，正如他后来写到的，“我再次把飞行高度降到了房顶那么高，从城市西郊掠过，飞进了低垂的烟雾中，然后将机头转向南，朝着海的方向。”片刻，他就钻入了敌人高射炮炮火的一团团黑烟中。
“敌人的炮弹离咱们还有一英里远呐，保罗，”吉米对他的机枪手保罗·伦纳德说道。其实这颗炮弹离飞机已经很近了，机身险些被掀了过去。“上校，”伦纳德说，“那可不是一英里。”
“我们最盼望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英国驻东京的武官富兰克·莫伊西说。“我看到西南方的山后突然冒出一团黑烟。我就跑出大楼爬上了屋顶；那景色美极了。就在东京的重工业区上空，翻滚着涌起六股浓浓的黑烟。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烟雾随风不断扩散的时候，一架巨大的双引擎轰炸机突然呼啸着从半英里外飞过。”一位在英国使馆工作的日本妇女对莫伊西抱怨道：“你们这样轰炸我们真是太不公平了。我们的房子都是用木头造的，可你们的却都是石头造的。”
吉米手下的小伙子们轰炸了东京及横滨一带的大城市，其中包括几座像川崎这样的工业区。日本人并没有把城市的市中心单独规划出来，所以一些军工厂就建在紧挨着居民区的地方。平民的伤亡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四年前，日本轰炸了中国平民，美国总统、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媒体，以及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那种轰炸平民的行为是“野蛮的”。但现在人们的观点改变了。
吉田胜造听到了飞机低空飞行而过的轰鸣声，抬起头正好看到了一枚燃烧弹投向了冈崎医院。“整幢大楼顿时冒起了火焰和浓烟。很快就从附近赶来了很多志愿者们。吉田和他们一起帮助护理员转移伤员，大家都被美国这突如其来的野蛮行径惊呆了。”
早稻田中学的佐佐木菊次郎当时正和好朋友们在操场上玩，结果落下的燃烧弹烧死了他的一个伙伴。
天空中的火焰像雨水一样洒向大地，地上的人们奔跑着四处逃命。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恐惧。珍珠港事件和杜立特尔空袭都是偷袭行动，但日本人在偷袭珍珠港时将目标瞄向了军事设施。而此时，美国士兵不断投下炸弹，并向医院的病人、孩子、妇女、农民和渔民低空扫射。“当时有条打鱼的小船在离岸5英里处，于是我用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射向了他们的头，”机枪手比尔·伯奇说。“曳光弹使我的瞄准非常精确，我从甲板一端扫到了另一端。”
机枪手杰克·德沙泽尔对我们坦白地说道，起初他根本不愿意去伤害平民，但后来发现这道脆弱的道德底线在激烈的战争中很轻易地就被攻破了。“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一件事，说一名德国飞行员朝法国人开火，”他回忆道，“我当时觉得这么做真是太卑鄙了。于是下定决心，即使上了‘大黄蜂’号后我也决不朝平民开枪。但后来他们向我们开了火，我就改变了主意。”
飞行员们在轰炸任务完成后便迅速飞离日本，他们拼命飞向中国，准备在那里着陆，但逆风就好像是死对头一样让他们不得不放慢飞行速度。这是意料之中的：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早就警告过吉米，每年的那个季节中国海上的风向都将是由西吹向东。吉米的领航员对他说，“燃料耗尽时，我们距中国沿岸还将有135英里，”杜立特尔后来回忆起。“我们开始为坠机做准备。我看到水中兴奋的鲨鱼，心想着要是掉在它们中间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儿。”
可是到了后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各路神仙改变了主意，开始站到美国这一边了。谁也没想到，把这80名美国人折磨了一路的逆风竟变成了顺风，这下子可有救了。就连一向倔强的吉米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