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兵王-第3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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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永年道：“这也难怪你不知道了。现在的国统区里面，各大报纸早就争相报道着汪精卫遇刺的事件……”
华胜利在孙永年的口中知道了刺杀汪精卫大案的经过：
1935年11月1日，在南就复成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了。作为国民党“五大”的预备会议，它被称为“冠冕云集”、“济济一堂”。
这一天，百余名中央委员早早前往中山陵拜谒，上午9时，在党歌声中，行政院院长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发表了开幕词。汪精卫说，“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努力。我们决心以无限之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
开幕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中委聚集在第一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中央日报》报道说，“各中委分五排站列，汪主席精卫、张常委静江、阎常委锡山、张常委学良、张常委继等，列于第一排”；但镁光灯不断闪起之际，许多记者已觉察到了一个细节：汪精卫的身边留下了一个空位，******并没有来到拍照现场。
这个反常的现象，使接下去的事件显得烟波诡异、疑点重重。几分钟之后，几名常委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或东张西望、或窃窃私语。这时候，一名外披大衣、内穿西装的青年闪身而出，朝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汪精卫当场倒下。
但是，在照像的镁光灯的烟雾和声响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当时站在后排的人，因不明真相，只觉得前排的人向后挤去……
那个突然闯入开枪的青年，还要开枪，这时张继到底反应过来了。他一反文官常态，上前抱住刺客的腰身，与他扭打起来；趁此机会，张学良大步向前，一脚踢翻了刺客。
汪精卫的几名卫士也跟着开枪了，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在了血泊里。
在乱纷纷的现场，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左腿跪地、用手臂托起了汪精卫。在百余人的围观中，他们的对话周围的人都听到了，后来也上了报……
汪精卫忍着剧痛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
妻子陈璧君则哭喊着说：“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顾儿女……”
紧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汪精卫告诉匆匆赶来的******，有力无气地说：“蒋先生，我死以后，大概要由你一个人负责了……”
陈璧君则以冷冰冰的语气质问说：“蒋先生，有话好好说，何必这样做呢？”
……
按照惯例，在这个中华民国最为重大的政治会议上，******即使身染重病，也应该参加合影，以象征国民党的团结、统一和继往开来。除了主使行刺、担心自己被误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他的哪一种辩驳，不是欲盖弥彰、苍白无力的呢？又何况，在拒绝参加合影时，他这么告诉叶楚伧，“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他似乎对刺杀案早有所知……
又何止于此？几个月前，朝天宫不是发生了“《司令塔》事件”吗？对这个无法无天、令人发指的举动，不少高官已有所闻。它似乎与该案丝丝入扣。它不能不让人认为，刺杀汪精卫是蓝衣社乃至******蓄谋已久的计划。以桂系代表刘芦隐为例，几乎是******前脚刚护送汪精卫去医院，这个毕生反蒋、生性率直的高官就破口大骂，******如此作为，“乃不折不扣之政治流氓”……
更重要的是，无论******能否洗刷清白，因为这个案件，作为国民党空前团结、中华民国行将统一之象征的“五大”，都注定要蒙上一层阴影，乃至彻底地破产了。除了几个最亲近的僚属，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个会议，******花费了多少心血、蒙受了多少屈辱，并赋予了它多大的期望。
蒋委员长错愕不已，但他随即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刺汪案的最大嫌疑人。他顾不上辩解，赶忙护送汪精卫去医院。当天午后，在蒋委员长的官邸，他匆忙地准备召见了十余名蓝衣社魁首。在等待丰悌、贺衷寒等人赶来之际，******显得烦躁不堪，“面色铁青，来回踱步”。
…………
这个午后，在十余名蓝衣社魁首悄无声息地步入他的客厅后，他大发雷霆，以著名的“娘希匹”开头，叱骂起了丰悌以下的众多青年。他凶狠的目光，只是在掠过一名很少话语、任劳任怨的青年时，才略略温和一些。那就是首任书记、力行社创始人、从德国回来后兼任总会干事的滕杰。
******怒不可遏、语无伦次。他说，“《司令塔》事件”发生后，之所以没有枪毙丰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学生还有天良，不会做出什么遗羞万古的蠢事；他说，他的好学生死光了，剩下的要么愚蠢、要么自负、要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才有了这种丧心病狂的行径。他并且谈到，倘若汪精卫不治身亡，他要枪毙在场的所有人，“殉葬汪先生，并辩白于天下人”……
也是这一天，在贺衷寒、丰悌等人退出后，******召来了戴笠。在一番密密细谈后，他给戴笠下达了一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三天之内，破获该案。”
戴笠调查出了刺杀汪精卫的刺客是孙凤鸣！但是，这个年轻人孙凤鸣的幕后操纵者又会是谁呢？
远在几个月前，戴笠就怀疑起了陈光国的真实身份。这一年，在破获许多共产党地下组织时，戴笠发现，那些绝密刊物中，“时常登出力行社的机密文件，几近一字不差”。它让戴笠意识到，“组织已被敌人渗透了”……
陈光国的种种阅历，更让戴笠疑窦丛生。他曾是“神州国光社”成员；他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往，比如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田和民……正因此，系的徐恩曾、宪兵团的谷正伦以及首都警察厅的王固磐，纷纷赶赴晨光通讯社查找证据时，他另辟蹊径，逮捕了陈光国。从一开始，他就判定这是一桩政治离间案。
11月2日，也就是刺杀汪精卫案发的次日，戴笠就获得了陈光国的些许口供；紧接着，戴笠抓获了刺客孙凤海之妻、被称为“天生丽质”的崔正瑶。
对这个弱女子的刑讯逼供，是号称三民主义、“五权宪政”的中华民国，最令人发指的行径之一。但它使戴笠获得了更有价值的口供……
当崔正瑶招供后，她不仅出卖了余立奎，而且还供出了周世平和胡大海等人……
更重要的是，在崔正瑶供认的众多涉案人员中，包括了一名“改组派”成员、与汪精卫形迹密切的青年。戴笠欣喜若狂，他以坦荡的姿态，将这个人移交给汪精卫心腹、宪兵司令谷正伦审问……
此后几天，伴随着陈惘子、张维的纷纷落网，伴随着大卷大卷案宗的送往汪公馆，“改组派”不再怀疑******了，而其他派系也无话可说……终于使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信******并非是谋杀她丈夫的后台……
……
直到此时，戴笠才开始追捕该案的两名幕后人物，余立奎和王亚樵。
抓捕余立奎，被戴笠视为毕生最屈辱的事件之一。那一天，戴笠率领二十余名特务分批前往香港，抓捕余立奎和王亚樵。
但是，王亚樵早已得到了消息，他密报香港警务处，有人私带武器入境，结果戴笠被香港警务处处长亨利？勃朗囚禁，关押了三日，直至南京送来持枪证始释……这是戴笠在民国十七年后，唯一一次坐牢……
走出拘留处后，戴笠一腔羞愤无处发泄，发誓要置余立奎、王亚樵于死地。他三管齐下，在收买香港帮会组织寻找王亚樵行踪外，并委派王亚樵同乡、旧友陈亦川遍访所识，“伪称代石友三送信……寻机面见王亚樵”。与此同时，他更致函港督葛洪亮，要求港方协捕王亚樵。
但不久以后，三套方案先后搁浅了：王亚樵狡兔三窟，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陈亦川虽然见到了余立奎，但很快被怀疑，“不惟无缘面见王亚樵，即余立奎亦迅速逃脱”。最后，作为王亚樵的朋友，葛洪亮对戴笠的态度极为恶劣，他说，按照保护******的惯例，不仅港方不会插手此事，倘若戴笠轻举妄动的话，他还将驱逐戴笠出境……
直到一九三五年的年底，戴笠才抓捕了余立奎。但是，为引渡余立奎，戴笠与港英当局开始了没完没了、近乎马拉松式的扯皮。港英法庭强调，作为十九路军团长，余立奎是******，香港政府不能予以引渡；戴笠反唇相讥，他说，余立奎更重要的身份，是王亚樵斧头帮、“暗杀团”的副首领，他所介入的刺汪案是杀人凶案，应按刑事犯条例予以引渡……
第550章 抗日运动（）
第549章抗日运动
华胜利听到了特派员孙永年，将发生在南京的汪精卫被刺的大案讲完后，华胜利问道：“那么，现在根据你们得到了消息是，刺杀汪精卫的凶手是孙凤鸣，而幕后的真正的主使者是王亚樵和余立奎吗？”
孙永年道：“应该是这样的吧？！反正，国统区里面，现在就汪精卫被刺杀的事情，还在闹得沸沸扬扬呢！”
华胜利又问道：“那么汪精卫死没有了？”
孙永年道：“这个亲日派的汪精卫，真是命大，被射中三枪，居然没有死！重伤在医院救治呢，应该是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了，希望他汪精卫知道，他要是还亲日，甚至是投降日本鬼子，那么他的下场恐怕会比这次被刺杀还要惨！”
华胜利道：“对！一定是这样的！”他又关切地问道：“余立奎被戴笠抓到了，而王亚樵现在被戴笠抓到没有？”
孙永年道：“王亚樵，现在应该没有被戴笠抓到吧，至少是现在，我们也没有从国统区那边得到戴笠抓到王亚樵的消息……”
华胜利听到了孙永年说到的王亚樵没有被抓到后，他的心才放下，因为之见华胜利与王亚樵不单单是一面这识那么简单……
……
时间进入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年底，在东北的华胜利得知到了北平的爱国学生，发运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
这运动的起因是：日本鬼子在东北地区推行殖民地化统治的同时，利用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全面在华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激起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
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华北大地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向劳动大众发出抵御侵略、保卫华北的号召。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多次发出通知、宣言，要求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并对北平市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