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街安魂曲-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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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她的孙子孙女时,她兴致高昂;但问及她的丈夫时,她很害羞,充满了警惕。
我又试了一次:“吉多和我就站在你家的废物院子里面。他们什么时候建起这商场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她的目光越过沙漠,似乎莱斯特的地方还在那儿,“十年吗?也许是十二年。那个商场比莱斯特的废物院子不知要漂亮多少倍。”
“告诉我你丈夫做的生意。”我说。
“它就像另外一个废物院子。”她用一块纸巾轻轻地拍打着她那扑了粉的脸颊,“卖一些小玩意,杂货。”
“他从哪儿进货?”我问。
“进货?”她笑了,“你是说,他的废物?”
“所有东西。”
“他走出门在街道上找到的。或者有些人给他一些东西交换或让他代销的。找到那些废物不成问题,找到买主才是问题呢。”
“他经常买卖一些火器吗?”
“不。”她说着,变得警戒起来。“莱斯特留了几把枪以作防身之用。但他不是这种商人。他没有卖枪的执照,连一把枪也买不起。”
我向她靠近了点,看见吉多把镜头也对准了我们。“莱斯特是怎么得到罗伊·弗兰迪的手枪的?”
“我不能说。”她又把目光投向沙漠。“当然,那把小手枪也不是我那天上交的惟一一把枪。还有一把卢格牌手枪,一把机关枪。”
奥尔斯沃西夫人还说,她也记不清楚她是否遇到过掩护芭蒂·海斯特那些共和军成员的汽车旅馆老板。二十年的时间太久远了,人总是很难再记住往事。
道尔开车送我和吉多去联合大厦。与每个东部的城市一样,那些房子都特别的新。从那个同意与我交谈的地方官员身上,我一无所获,从其他人身上也一样。虽然道尔在一旁鼓动,但一个死去的洛杉矶警官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
带着一些我认为有趣的电影胶片,带着一个有着太多遗失的碎片的谜,我离开了拉斯维加斯。
我对谎言感到了厌倦,甚于任何可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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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坐飞机到了奥克兰,然后开车从旧金山的海湾地区高速公路到了伯克利。
像拉斯维加斯一样,伯克利的商业中心也是由一条一条的街环绕而成,但是面貌却大不相同。拉斯维加斯极尽繁华奢侈、富丽堂皇;伯克利却多多少少是由很多东西组成的和谐的“混合物”。街上有摆小摊的嬉皮士,有乘车过桥直达旧金山的衣冠楚楚的雅皮士,还有大批的学生,他们和谐地相处着。
夏塔克大街、电报大街、本克罗弗特路,这几条环绕着校园的主要街道,在我到达的那个暖和的星期五都是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加利福尼亚大学秋季学期刚开学几周。我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中,听着这熟悉的、我深爱的街头声音,就像听着我爸爸的摇篮曲一样,陶醉在其中。
每个新学年的开始,我最爱看的集体莫过于大一新生了。他们在开课前的一星期到来,大部分都是他们原来所在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们被家里送入这个大家庭,内衣内裤里还绣着自己的名字。在他们回家过感恩节之前,他们的新衣服都变成了一样的红灰色,因为谁也没有时间去洗衣服。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理、脑袋里装满了刚学完一半的课程,这足以让他们形成自己半成熟的观点。他们昂起头,准备向他们的父辈坚守的东西发起进攻。在5月末他们的第三个学期结束后,他们有所分化,或变成在学习上失败的人,或成为新生中的优秀人物。
天气炎热,但比起我刚离开的沙漠,它又太温和了。我在冷饮店停了下来,买了一杯新鲜的水果雪泥,这也让我找到了一个逗留的理由,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我脱下我的亚麻布茄克衫,披在肩上;把那溶得很快的雪泥举在前边,以防它滴在我的衬衫上。
我姐姐住的小型医院在校园的西北部,离我家不到半里远。我走上夏塔克大街,准备抄最近的路穿过校园。也许我可以在物理系停一下,向几个老朋友问声好呢。但我还有充裕的时间,于是我绕道而行,踏上了校园南边的宾尼大街。我在2603号前面停了一下,芭蒂·海斯特就是在这儿被绑架的。
路旁的香柏木表明芭蒂曾经住过的屋子年代久远了,但它的状况仍然很好。对于大部分学生,乃至年轻的老师们来说,这样的房子都不是他们住得起的。
我现在可以理解,芭蒂这种舒适的生活何以会激起那群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人的愤怒。绑架芭蒂的人既不贫穷,也不疯狂。他们和她一样,都是那种中上层阶级家庭娇生惯养的孩子。
四周特别安静。据说1974年芭蒂,海斯特与绑架者在晚上搏斗并大喊大叫的时候,四周的邻居一副冷漠无情的样子。就像罗伊·弗兰迪死的那个晚上,西部八十九街122号的邻居们没有一个出来帮忙一样。这两个案子都用了同样的方法,有着同样令人愤慨的大胆:尽管反抗吧,大叫吧,因为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想象着芭蒂的恐慌,我浑身也起满了鸡皮疙瘩。走进校园的时候,我总是和人群在一块儿,并不断地看着我的前后左右。
校园要比街道上凉快。那些荫蔽着地面的古老的树木就像罩在头上的一个深绿色的天幕。树林中,橡树和枫树的叶子开始由绿色慢慢地变成黄白色、浅橙色。地上洒满了闪亮的树叶。即使在这个非常安静、平和的地方,我仍然有种幽灵附身的感觉。
我沿着草莓河向上走——它把偌大的学校的中心区域等分成两部分,呼吸着森林里飘出来的带着绿色香味的空气,我终于到了我父母住的山顶。医院就在山的下面。
妈妈已经告诉过我游行的事了。我希望看见一些标志,哪怕是一辆新闻采访车。我看到一群人在医院那儿时,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仍然直接朝着争吵的人群走过去。
任何标语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大众媒介的注意。这个游行的组织者对新闻界有着熟练的控制。
我拐过街角的时候,那儿已有了两部新闻采访车;就在我走到街区的一半时,第三辆车也来了。
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在我面前挥舞着一把“救救艾米莉”的小旗帜。如果不是一架摄像机正停留在她身上,也许我已经挥拳把她打倒在地。
走向医院前门的时候,我拒绝看那些不断地朝我喊叫的挥舞着小旗帜的人们。但突然,一个人伸出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用不屑的眼光死死地盯着他。
“你好,亲爱的。”他的语气中充满鼓励之情。我被弄了个措手不及,用了几秒钟才认出这个煽动民众的人是奥古斯特·珀尔米特。他是原子能物理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是我父亲长期的同事。
站在他旁边的、穿着一件柔软的粉红色套装毛衣的是珀尔米特夫人,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她的标语上写着:“侨民也是美国人。该是解释事实真相的时候了。”珀尔米特夫人的网球鞋和她的毛衣很相配。她朝我眨眨眼,然后走到人行道上,挥舞着她的标语。当一架摄像机转向她的时候,那个“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就被挡往了。
我走了几步,到了她的身后,用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向他们问好。这种问候方式只在爸爸和妈妈的三重奏鸣曲小组、他们的桥牌伙伴、他们的同事、以前的学生和邻居中间使用。
“独身生活是惟一的答案”,这张标语被弗雷沃·沃尔什举在头顶,她今年82岁了。我走过她的时候,她左右摇摆着标语,轻声说:“亲爱的,不要相信它。”
我估计了一番,在所有的标语中,“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占了四分之一多,并且在每个拐角处不停地移动。没有什么大的新闻团体认真地对待这群明显是小打小闹的人。那些反对、阻止游行的人也是我从没有见过的“友好和温柔”。
我一路上笑着上了楼梯,来到了光秃秃的医院的走廊。走进艾米莉的房间,看见我的父母时,我的情绪又变了。他们两个都累得灰头灰脑的。
“谁组织这次游行的?”我问道,依次吻着他们俩。
“你的妈妈。”爸爸说。
“我想在记者们走后,得招待他们吃一顿便饭。”我说。
“在珀尔米特家。”妈妈笑了,“我们也邀请了记者来。只是一顿便饭。”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进来,打断了爸爸的踱步。在我坐在艾米莉的床头,没有挡住他的路后,他又开始踱起来。
爸爸有6英尺5英寸高,长手长脚的。他从房子的一边走向另一边时,腿的胫部和手的肘部总是发出声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艾米莉陷入危机的话,我们该告诉医院怎么做?”爸爸说。
“你们两个到底讨论些什么?”我问。
“就这个。”爸爸说,“最后的决定要由你来做,玛吉。因为最终,一切的后果都会留给你来承担。你妈妈和我都已经活过了上帝给我们的时间——70岁。如果我们授权医院救艾米莉脱离危险期,那么我们就必须准备让艾米莉活下来,再负担30到40年——考虑到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这是有可能的。她可以轻松地比你妈妈和我活得更长,亲爱的玛戈,那么你就得一个人孤零零地负担艾米莉的生活。”
“妈妈?”我向妈妈求助。她正在给我的姐姐艾米莉做一周一次的修指甲,很少抬头看我。
“我知道了。”我说,“你们两个正为这个争论,你们想我投最后的一票。”
“我们没有争论。”妈妈把艾米莉的长长的指头弯起来,用药液轻轻地按摩着。“我们连话都没有说,怎么能够争吵呢?”
我看了看爸爸,他线条分明的脸上眉头紧锁;又看了看妈妈,她的脸上一副傲慢而冷漠的样子。
宽容——他们50年婚姻的巨大的力量——让他们在我的姐姐艾米莉的生存问题上,又一次走向和解。爸爸和妈妈把这个连所罗门也值得思考的问题留给了我,让我进退维谷。
从我的其他家庭成员那儿,我也得不到什么帮助。在过了一个失败的看望艾米莉的两天假后,叔叔麦克斯回到了他自己家里。我的侄子马克正在进行他环绕地球的研究生步行之旅。两周之内,他不会到达他的下一个联系地点。当然我还有女儿和麦克的建议,还有艾米莉以她的方式告诉我的东西。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就和我的姐姐在水泥管里爬来爬去。和她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些事情。此刻,坐在硬梆梆的医院的床头,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这些童年时的情景。
“艾米莉,”我怀念着她的聪慧,“你是家里的医生。我们正在决定你的生命,请给我一些力量吧!”
艾米莉一言未发,她两年以来一直没说过一句话。
我按照医师教我们的方法,抓住了她的小腿,把它们拉直了一些,然后给她按摩着腿肚子。她的小腿就像一块牛排那样坚硬而多筋。我又做了几次。看起来,我每做一次,她的腿就少了些肌肉,多了一份抵制,从来没有什么反应。
艾米莉的进食、排泄都由导管来完成,用人工保持一种生理上的平衡。两年以来,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那些决定性的环节: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