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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馄度醯闹泄�在第一个提出这项建议时，会遭到冷漠的拒绝。这个回答使我感到，我的拜访并不是毫无成效。　　第二天，我起草了一份电报稿，打算通过中国外务部——如果他们认为合适的话——发给在海牙召开的国际仲裁大会的主席，主题就是召集一次会议，由十个愿意联盟、愿意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国家派代表参加。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6　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此后不久，日本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侯爵访问上海时，派他的秘书来看我，就有关中国的某些问题向我请教。利用这个机会，我问这位秘书，侯爵是如何看待军国主义的；同时，我还大体介绍了向庆亲王建议的、成立国际联盟的方案。秘书回答说，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老百姓的纳税负担增加了不少，侯爵对此深表关切。因此他觉得，侯爵会很高兴地赞同这样一个能够结束可怕的战争的方案。然而，他又加上一句，说这些话都是私下跟我个人讲的，在与俄国之间的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不宜向社会公开。我回答说，只管放心好了，在战争结束之前，我是不会发表他的观点的。　　7　土耳其王子　　这个方案在远东两个最伟大的国家获得了认同。我决定把这个方案提交欧美和平协会，于是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登上德国的邮轮后，我遇见了一位土耳其王子。他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曾在英国和德国接受教育。有一天，我同他讨论我的方案。刚听到的时候，他嘲笑这个想法完全没有现实可行性。“现在，每个国家都只有一个想法”，他说，“就是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成为其它国家势均力敌的对手”。　　当我告诉他，每个国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对更多土地的支配权。通过联盟，每个成员国都可以分享对单个国家的控制权；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任何单一国家都做不到的。最后，他承认，无论是从扩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所带来的益处、还是从实现国际和平所带来的益处看，这都是他听说过的最好的手段。但他又评论说，要通过教育使民众认识到它的好处，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船上还有一位美国战地记者，斯丹利·斡侍本（），他的父亲是一位参议员。他很快就抓住了我这方案的所有含义，表示大力支持，并声称它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现状，给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好处。　　8　卢塞恩和平研讨会　　1905年，当我在伦敦时，遇见了我的朋友爱德汶·米德先生。他是波斯顿二十世纪俱乐部的主席，也是1900年为我开具介绍信、使我得以进入华府大门。当时他和妻子正处在前往卢塞恩参加当年举行的和平研讨会的途中，强烈要求我与他们同行。因为顺路可以去热那亚——从那儿我可以赶上前往中国的德国邮轮，我便参加了进去，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我告诉与会代表，在日俄战争期间，我拜访了庆亲王和其他一些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后来又与西园寺侯爵的秘书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谈话。鉴于日俄双方已在普利茅斯签署了和约，我可以不受限制地把会谈的内容公之于众，于是把侯爵秘书的声明告诉大家，说侯爵本人是乐于日本加入联盟的，如果这个方案能得到实行。　　在会上，当我讲到这里时，一位来自敖德萨的代表举起双手，大声喊道：“这是我们学会成立以来，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于是代表们建议并一致通过，吁请伯尔尼的国际事务局在下一次海牙和平大会召开之前，提出这一议案。　　在卢塞恩停留期间，我很高兴地见到了欧洲第一届和平大会的经验丰富的创立者、男爵夫人封·苏特娜　。　　9　万德尔勋爵　　1906年春，珀西·邦婷爵士带我去看身为议会内和平联合会的主席的万德尔勋爵。勋爵让我看了联合会的活动记录，非常有意思。看完后，珀西先生大声说：“新闻界对这个运动毫无所知，这太奇怪了！”“不奇怪”，万德尔勋爵回答，“对和平运动，新闻界达成了一种共谋，保持沉默”。　　我告诉万德尔先生，中国和日本愿意加入主要国家间的联盟、而卢塞恩的和平研讨会又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他极力建议我取道美国返回中国，以便将成立联盟的方案提交罗斯福总统，并向他陈述尽早召开另一次海牙和平大会、把这个方案付诸表决的强烈愿望。自从帮助日俄达成和解以来，罗斯福总统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因而他提议的任何措施，其它国家都会毫不猜忌地予以接受。根据万德尔勋爵的建议，我在返回中国时，取道纽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拜访罗斯福总统

　　10　拜访罗斯福总统　　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我认识了同船的巴罗达　土邦的王公，同他交谈了几次。对一切有益于世界和平和各民族利益的事情，他都充满了同情。　　1900年4月　，美国议会内联合会主席巴赛德（）先生给我写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到达白宫后，我发现等着会见的人很多。我立即就被引到了总统那儿。对于成立联盟的方案，他并不是很感兴趣。在美国的各大城市里，哈德逊中将关于扩大海军的煽动宣传能影响到什么程度，我说不上来，但很清楚的是，美国的军备扩张政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罗斯福总统本人不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因而只是声称如果中国政府派出特使，到美国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他将给予认真考虑。实际上，这个答复同我在伦敦时从詹姆斯·布莱斯（）爵士那儿得到的答复没什么不同。　　11　中国政府改变态度　　1906年夏，回到中国后，我去了北京，向外务部汇报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劝说他们立即派遣代表，出使英美。但外务部的领班大臣是个新人，对建立联盟的事情毫不关心，因而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尽管中国政府过于胆小怕事，没能对罗斯福总统的提议作出回应，1907年中国代表在海牙和平大会上的提的一个问题，却使他从众多代表中脱颖而出。他提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得了：一个国家，如果别人向他宣战，他却不打算抵抗，结果会怎样？　　12　拜访伊藤博文公爵　　1908年1月，我去了东京。在哈利斯（）主教的安排下，我在伊藤博文公爵在阿摩里的新官邸与他见了面。我对他说，这次来的目的是向他提供一个方案，在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间建立联盟，希望他能感兴趣。他一直听我把话讲完，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然后，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建议，它实在太有意思了，如果我手头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资料，他很希望能得到一份，好作进一步研究。他对这个方案的接受，实在是一件令人无比兴奋的事情。他不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只是认为实行起来比较困难。　　伊藤的身材在一般日本人之下，非常敦实。他讲的英语不很流利，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半天，好像要衡量每个字的分量。　　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刚从国外回来时，他过于急切地要加速推进各种改革措施，结果招致了保守派的强烈仇视。有一个时期，他们决定除掉他；他不得不东躲西藏，逃避他们的追杀。他逃命的故事极不寻常：他躲进一家茶叶店，请求女店员把他藏起来。她移开几块地板，露出下面投放垃圾的洞口。“快躲进这个垃圾箱”，她说。当他安全地躲进去后，她把地板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把木炭火盆（一种盒子状的烧木炭的炉子，上面是烧水的壶）移到他藏身之处的上面。追杀者进来后，发现那位女店员坐在火盆旁边——她通常坐的地方。他们问女店员，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哪里。她对他们说，欢迎他们来一次彻底搜查。他们的搜查不过是白费力气，很快，他们就离开茶店，到别的地方搜寻去了。为了感谢她在危急之时出手相助，伊藤娶那个女店员做了妻子，她就是现在的伊藤公爵夫人。这就是他罗曼蒂克的婚姻故事。　　在我离开之前，伊藤公爵热情友好地邀请我参观家里的一个大厅。内阁经常在那里聚会，设计日本宪法的框架；就是否加入宗教自由条款，在那儿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在《大伔鸾獭纺且徽吕铮�曾介绍过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此后没几天，日本和平协会的秘书鲍尔斯先生带了十余位有名望有身份的日本人来看我，其中有日本驻巴西公使、帝国大学的国际法教授等。我向他们大体讲述了我在和平事业中所做过的工作。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3　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910年5月，我应邀在和平协会伦敦年会上发言。同一天，在伦敦市政厅，在多得数不清的听众面前，卡内基先生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和平演讲”。他讲到，塔夫特（）总统表示，所有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了的国际问题，都应当付诸公断；并且完全不再像迄今为止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将国家的荣誉建立在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接受了这种政策，而其它国家又跟着实行，将在实现世界和平的道路上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第二天，《晨报》就卡内基先生和我的观点发表了一篇社论，声称我已经“触探到有关和平的全部问题的根基了”。　　我在这次和平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文字里：　　由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在互惠互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结成联盟；把所有国际难题都提交世界联盟所组建的最高法庭，只保留一支陆海军，以保障最高法庭的裁决得以执行，从而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对那些不愿意加盟的国家实行高额关税，而其它国家间则实行自由贸易。　　14　仲裁协定　　1911年4月29日，在伦敦市政厅的一次会议上，首相阿奎斯（）先生提议，前首相巴尔福附议，主张在英美两国间签署一份仲裁协定，以保障将来两国间不发生任何战争。看起来，这似乎是向着实现全世界和平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一步，而国家名誉问题，以前体现在每个国家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现在第一次诉诸公断。　　15　欧洲大战　　　1907年海牙国际和平大会提出的主题，不是国际联盟的建立，而是由德国代表团提出的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强权是否即是公理。1914年欧洲大战风烟顿起，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这意味着强权的道德属性仍然是一个尚待争论的问题。　　看到那么多国家实际上陷入了战争之中，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只有通过联盟，将来才能够避免战争。于是，我写了一份宣传稿，题目是《未来避免战争的唯一确定可行的办法》，把它寄给了英国、美国和远东地区的一些社会领袖人士。从开始写作，我就发现，国内那些具有思考能力的心灵，如盖伊特（）、罗兹·狄更生、阿克顿勋爵，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一些人，都曾经深思过同样的问题。英美两国的主要期刊都曾经大力倡导确立一个中央权威，认为这才是解决战争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早在1870年，格兰斯通（）先生就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公共权力的观点，作为欧洲政治的主导性理念，获得了最尊崇的地位”。1915年9月，在都柏林的一次演讲中，阿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