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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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业呐笥眩ㄒ彩峭夤�人）和我在神社里转了转。在一间房子里，保存了一个复制的木钻，那是古时侯用来钻木取火的。同一房间里还有一见珍宝，是一个身佩长剑的古代天神的画像，据说首席大祭主的族系即源于这位天神。参观完神社不久，我阅读了莱夫卡狄欧·海耶林（）对伊斯摩神社的描述。他是拜访这一系的首席大祭主的第一个外国人，就在几年之前。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举行礼拜仪式时拍手的古老犹太习俗在神道教中随处可见。在一年的某个季节里，会有七八万的进香者来朝拜神社。据那些参加过如此规模巨大的朝会的人说，众人一起拍手的声音就像瀑布轰鸣。在参加拍手礼时，大祭主穿着纯白的法衣。一般来说，神社建在一个两进院落的三排建筑里，中间的门用草帘或布帘隔开。在耶路撒冷的神庙里，也仍然保留着这种帘子。在每一个院子里，都有一个石制或青铜的水槽，也有的是一个漂亮的黄铜盆，在进神社之前朝拜者要先在这里把手洗了。“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那些双手和心灵都洁净无垢的人。”（《旧约·诗篇·第24章》）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出使天国

　　10出使天国　　在我翻译中国的文学名著《西游记》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本书具有深奥的基督教哲学基础。1913年，我以《出使天国》为名出版了此书。这次远征的领队――师父，是一个耶稣基督式的人物，一个救苦救难者，是他的远征团队中每个成员转变的关键。经他点化，一只骄傲自负而多才多艺的猴子转变为忏悔者，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一头低级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猪变得高度渴望奉献自我；一个自负的水怪变得谦卑；一只愚蠢的龙也变成有用之才。每个成员都把他们的生命服务于众生的超度，最后被接纳于佛国，获得佛祖赐予的不朽荣耀。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所做的与追求传福音于中国的基督徒所从事的是同一种工作。但要让所有读者都理解其中的教义，还需要时间。　　11　伊藤公爵对宗教的态度　　　　　　谈到这个题目，我想，介绍一下两位著名的日本高官的宗教态度，读者是会感兴趣的。　　1908年1月，我与伊藤公爵进行了一次会谈，谈的是我拟定的十个强国建立联盟的计划方案。经过一个小时的亲切讨论，我起身准备告辞。这时他对我说：“也许你愿意到另外一间房子里看看”。随即，他打开了一扇门。里边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但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外，什么也没有。　　“日本的宪法就是在这间房子里起草的”，他说，“天皇成立了一个以我为首席大臣的内阁。我们每半个月在这儿聚会一次，设计宪法框架。天皇自始至终参加了所有会议，不过他不是和我们坐在一起，而是坐在连在一起的另一间房子里——在那儿可以清楚地听到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　　“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我说道，“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最困难的，是在我们讨论宗教自由这一条款的时候”，他回答。　　于是，他告诉我是如何取得一开始反对这一条款的内阁成员的赞同的。在处理这一难题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无懈可击的完美技巧。当他把这一条款的第一稿草案读给大家听时，其中一个成员的脸色变得“像墨水一样黑”，并声称，他永远不会赞同给予宗教信仰以自由。另一位内阁成员对他表示支持。　　看到那两个人下定决心持反对意见，伊藤公爵宣布当天不再进行讨论，但他将把主张加入这一条款的理由告诉他们，以便他们在下一次开会之前有充裕的思考时间。宗教自由问题已经困扰了他多年。在参加维也纳会议时，他同某位博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讨，使他顿感柳暗花明。认识到，一个民族，如果反对宗教自由，势必导致不同宗教之间的持久论争，久而久之，必然发展成政治上的冲突，甚至引起内战；而一旦一个民族的势力因为内战而遭到削弱，强势国家就会乘虚而入，将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如果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各种各样反叛分子的追随者就会忠于政府，就会在从事有益于社会的事务上相互竞争，从各个方面壮大国家的力量。　　“今天，摆在内阁面前的真正问题是”，他说，“是采取一种使国家得到稳定、和平与持久繁荣的政策，还是采取一套导致冲突与分裂并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的毁灭的政策？”　　“当内阁再一次碰头时，我问阁员们，是否考虑过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原来带头表示反对的那位说：‘从我们上一次见面到现在，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除了考虑这件事，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得出的结论是，最好还是试试看。其他反对者也同意试试。于是这一条款一致通过’”。　　宪法令人满意地起草完毕后，天皇把原来开会用的房子送给了伊藤公爵，作为他的私宅。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大隈重信伯爵

　　12　大隈重信伯爵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大隈重信伯爵，新日本的卓越的开创者之一。他是一个眼界远大的人，比他所处的时代整整先进了一个时代，并且心胸开阔，富有生气。他不但希望日本富强——那是他的那些爱国同胞的崇高目标，而且希望所有的国家都繁荣昌盛。　　在改革初期，同事们意识到了他的才能，推举他为外务大臣。早期，他倡导推动整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政策，而不是仅仅开放几个港口。在保守派看来，他的政策激进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非把他除掉不可。于是，一天早上，当他去外务省上班时，一枚炸弹被扔在了他乘坐的马车中。他奇迹般地生还，但一条腿被炸掉了。从此以后，他用一只假腿行走。　　后来，由于内阁动作缓慢，让他失望，他辞去了公职，投身于在东京建立一所私人大学　。他用自己的方针路线来教导学生，以期将来他们能把他坚持的政策付诸实施。他的学校的学生数量比公办大学的还多，曾经达到过7，000人。　　1908年1月访问日本时，我发现在大隈重信的学校里总共有700名中国留学生。他邀请我给他们做一个讲座。从讲座过程中频繁的热情鼓掌看来，我讲到点子上了。我告诫学生们，在完成学业之前，在将早稻田大学所能教给他们的一切都学到手之前，不要回国参加政治活动，否则对国家有害无益。　　讲座结束后，他邀请我和几位教授到相邻不远的他的住处，作进一步交谈。因为了解到他已把比较宗教学引进了大学课堂，谈话间我问他，政府会不会在国立中学中引进类似的学科；在教育领域，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都会跟在后面模仿。如果宗教比较研究进入中国大学的课程表，将会在基督教差会和中国政府之间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他的回答未置可否，然后对日本人的宗教态度作了一些说明。他说，当儒家学者渡海而来，天皇对他们的教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各地的大名们因此信奉了儒教；当佛教被引进日本时，天皇又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为这种新的宗教修建庙宇，大名们也跟着在各自的领地内大兴土木。　　“因此可以说”，他总结道，“在宗教事务上，我们这个国家大体上是追随着统治者的态度的”——他让我自己得出结论。　　13　在北京的日本银行里举行的晚会　　　　　　1910年，我出席爱丁堡大会，路经北京。横滨银行的经理邀请“老兵”丁韪良博士和我出席在他家里举行的晚宴。参加者还有日本公使馆的工作人员、两或三名记者、北京的日本人的教堂里的牧师等。用过晚饭后，我们转移到画室里，有几位日本女士参加了进来。那位牧师唱了一首圣诗，其中的一位女士以手风琴伴奏；唱完后又开始祈祷。丁韪良博士谈了他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年的经验。稍后，我将了基督教和大伔鸾痰墓叵怠�—大伔鸾淌欠鸾毯蟪龅呐杀穑�在日本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记者们对我们的发言表示了赞赏。在赞美诗和祝福声中，晚会结束。这是一个使人特别快乐又深得教益的夜晚，在北京的任何其它银行都不可能举办这样的晚会。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朝鲜

　　1　访问朝鲜　　1908年冬，我访问了朝鲜。基督教青年会在汉城建了一座漂亮的楼房，很多政府高官和公务人员，既有日本人也有朝鲜人，都答应出席该建筑的剪彩典礼。日朝双方都对我发出了邀请——请我去为他们平息争端。庆祝会共开了三天。第一天的庆祝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专门以基督徒为邀请对象；第二天招待的主要是教会和公立学校的学生；第三天以政府高级官员为主。每天都有我的发言。第三天，在伊藤公爵讲完后，本该由我讲话，椅子却被聪明的朝鲜基督徒郧肃和（音译）抢去了。这对我是一种无礼的怠慢。　　在讲话中，我首先对最近二百年来他们所遭受的深重苦难表示同情。然后告诉他们说，我想起在中国北方，有一大片土地，除了盐碱以外什么也不能出产。这块地的拥有者负担不起为它支付的税款，就把它放弃了。可是有一年，黄河决堤了，一大片国土成了汪洋，淹死的人多得难以数计。当洪水退去后，人们发现原来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沃土：原来一钱不值的现在变得价值连城。　　“在我看来”，我说，“在现在这种情势下，当你们显然认为自己遭受着苦难、失掉了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你们实际上被赋予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只要处在日本的保护之下，任何外国势力都不敢侵犯你们。伊藤公爵，中国的皇帝都希望聘他为顾问，现在是你们的顾问。现在你们得到的是中国所得不到的。如果你们好好利用下一个二十年，你们就会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一个全新的国家，就能够承担伟大的机遇。那时，你们会发现，上帝已经把你们的不幸变成了祝福”。　　2　伊藤公爵的晚会致辞　　在我离开汉城的前一天晚上，伊藤博文公爵邀请了日朝双方的政府要员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人，参加他举办的招待晚宴。宴会结束时，他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传教士式的发言，我一生中从未听到过其它类似的讲话。其大意是：天皇曾派他周游世界，去访问各个不同的国家，为的是考察什么东西对日本有用。周游海外期间，他学到了三条伟大的教训。第一条是，如果一个民族不力图改进其社会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不能够被看作是繁荣昌盛的；第二条是，没有一种伦理支柱，任何物质上的繁荣都不可能持久；第三条是，对那些拥有伦理支柱的民族而言，背后拥有宗教支持的国家才是最强大的。因而，他希望传教士把他看作是一个同情者，一个同事。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这位亚洲最优秀的政治家讲话。此后不久，他就倒在了刺客的手下。　　3　孙逸仙（中山）的早期经历　　孙逸仙博士，中国革命的主要煽动者，是一位信教者的儿子——他的父亲经伦敦会传教士的转化皈依了基督。他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医学专业，一开始在澳门行医，后来在广州成为一个积极的革命家。由于密谋泄漏，被迫逃亡日本、美国。1896年，他在英国被捕并被关在中国公使馆里好几天，在肯特礼（）博士帮助下方得以获释。　　此后不久，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