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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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聚集起来，要求救济金，一场可怕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很多人会伤胳膊断腿，甚至被踩死。你们就能保证你们的亲戚朋友或者你们自己不在其中？我建议采取另外一个方案。我已经告诉我的助手，在前面不远处的一所旅馆里等我，他随身带了五千文铜钱。如果你们同我前去，我将把那几吊钱分给你们几位。不用冒断腿断胳膊的危险，就能得到钱，难道你们不认为跟我去更合算？”　　其中一个人嚷道：“好啊！我们跟他去！”于是他们让我坐上车子，启程了。我们爬上一座小山，走进一片山谷，又穿过一条湍急的河流。看见旅馆的灯光，还没有接近旅馆，我就叫他们停下来，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到旅馆去把钱取来送给你们”。　　我把钱取来，放到他们面前的地上。其中一个说：“就这些？”　　我回答：“这就是我所拥有的全部了，几乎一文钱都没有剩，我的晚饭还得赊账呢。”接着我脱下外套说：“如果你们认为钱不够，拿走我的外套当掉好了。”　　此时，另外一个人对第一个人嚷道：“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们，你却索要更多，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于是，他们向我表示感谢，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便回到最近的一家旅馆去吃点东西。　　在我吃晚饭之前，一个截然不同的、伟大而动人的场面出现了：姚沟的村民听说我遇到了麻烦前来营救了。姚沟是一个离昌乐五里远的村庄，我年初在那里发放过救济金。村民们有的手持棍棒，有的扛着草叉，有的带着更危险的武器，还有人骑在骡子上，提着灯笼。看到我安然无恙，大家让我骑上骡子，队伍便原路返回了。途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些前来接我的人，他们同样调转头，参加了我的护卫队。这样，当我们到达姚沟时，便形成了一支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的巨大队伍，人声鼎沸，异常热闹。村里的长老们也没有闲着，在一家很大的当铺里，他们准备了一场特别的宴会。当铺是当地的主要建筑。直到深夜，我们还坐在那里闲谈，为我的成功脱险而庆幸。　　第二天，我回到青州府，拜会了知府。我原原本本的向他讲述了昌乐知县的错误做法，并说明车上的钱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各商埠的救灾委员会募捐的善款，我必须对这笔款项负责，如果您能就这笔款子向昌乐知县索要一张收据，我将不胜感激，至于现金，可由该知县发放给城里的老人们。知府对我非常客气。两天之内，我就收到了昌乐知县签发的收据。　　但那位可怜的人的麻烦并没有因此的停止。他的刚愎颟顸使他遭到了民众的唾弃，陷入困境。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女人征服了政府官员

　　当城里的穷人听说这笔钱将要在他们中间分发时，他们去了县衙门，要求知县兑现。他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打发人们回家，说救济金很快就会发放。人们不见动静，又一次聚集到县衙门，但同样遭到了知县的拒绝。于是乎一种非常有趣的场面出现了，表明中国的专制主义权力在民主面前一败涂地，并且在对付女人的准则时无能为力。　　一天，近百名妇女来到县衙，坐在院子里，每个人都带着菜刀和面板。衙门的工作人员问她们要干什么，她们说，希望见一见知县，她们有话要说。知县不得不出来应付，也想知道她们到底要说些什么。他一露面，一位被推举为发言人的妇女就喊道：“我们穷人快要饿死了，当官的不救济，反而把属于我们的钱偷走了，这样的父母官该剁成碎片！”于是一百多名妇女在板子上猛剁一阵，还一齐唱起来：“谁要偷了穷人的钱，我们就把他剁成碎片”。知县明白，他的底牌已经出来了，只好允诺第二天中午发放救济金。他还就真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这件事一结束，我给一位在中国的美国人写了一封信，把我近期所观察所经历的一切进行了总结，并没有奢望会得到回音，但信还是被寄往了美国，并且在一家报纸上发表，另外有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最终，它穿越大西洋，到达英国，出现在《星期六观察》或者《庖摩尔要闻》——我忘了是哪一家了——上，标题是《传教士的奇思异行》。然而，编辑却忽略了提供一些建议，告诉传教士在那种环境中如何才能做的更好。　　17　令人沮丧的冬天　　1876年秋，募集到的捐款很多，以至于我难以轻轻松松地发放。此前，我曾同倪维思博士就传教的范围作了地域上的分工。这时他发现自己传教的地区内灾情很严重，便也参加了救济工作。与赈灾同时进行的，是礼拜留在各个传教中心举行的宗教仪式，于是乎精神救济与物质救济得以手牵手密切合作。　　随着冬天的临近，情况越来越危急了。有一个村子报告说，原先他们有五十个居民，现在幸存的只有十个人。米价飞升，涨到了平时的三四倍。有很多人，在听说满洲的谷物非常便宜后，便渡过渤海湾移民到了那儿。那些无法迁走的人不得不拆掉房子，将其中的每一英寸木料——不论是门、窗子、门框或者是椽子——作为烧柴卖掉，以便弄到钱买一点小米。这点收入来源告罄之后，他们把原来盖在屋顶的烂高梁秆和草种子、谷糠一起煮食，以苟延残喘。　　正值深冬，为了取暖，可怜的灾民们在地里挖一些很深的坑，二三十人甚至五十多人挤在一起。致命的严寒，加上缺少食物，导致民众大量死亡。开始的时候，由于幸存者没能力给每个死者单独挖一个墓穴，便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埋葬男的，另一个埋葬女的。后来，死者就躺在倒下的地方，没有人管了：或者在家里，或者在村里的街道上，或者在大路上被野狗、狼和秃鹫撕食。　　了解到这可怕的景况，我去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做了一次考查，发现土地所有者用一两块钱就把一亩地卖掉。为了活下去，夫妻们自愿相互分离。在青州东南部山区的一家乡村旅馆里，我住了一个晚上，那儿出现了一个买卖妇女的市场，买主都是从遥远的东部来的男人。由于内心极度不平静，由于伤心，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那些没人买的妇女请求人们无论如何把他们带走，即使什么东西也不给，因为那样也比饿死好得多。　　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偶尔也能制定一些基本上还算公平的政策措施。第二年，当大灾荒结束之后，省巡抚发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前一年进行的妇女和土地买卖为无效交易。接下来是一个人、地归还原主的时期，对很多家庭来说，这不折不扣地是一个周年之庆。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与政府官员和士绅一起发放救济

　　在读了我寄去的描述这场灾荒的信后，我的很多朋友，如荷兰公使福格森（Fergusson）先生、英国驻烟台领事乔治·詹姆逊（George　Jamieson）先生、海关的豪威尔（Holwell）先生，以及烟台教会共同体的医生卡米吉尔（Carmichael）博士等，凑到一起讨论了一下，决定把我的信寄给上海的《每日新闻》（Daily　News），同时豪威尔先生把它译成中文，在《申报》（Shen　Pao）上发表。此后不久，从北京到南方的广州，在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成立了赈灾委员会。仅仅从上海，我就收到了100英镑的救济金。益都县的知县是一个江苏人，也在他本省建立了一个救灾基金，并且有一些江苏的官员和士绅前来参加救济金的发放。　　为了避免分别来于当地政府、江苏省和外国人的救济金的重复发放，也为了防止人们对救助者提供的救助金的多寡进行任何可能的比较——那会在灾民之间引起动荡，我同管理着十一个县的青州知府和青州首府所在的益都县的知县进行了商讨，以便找出一个组织救济金发放的更好的方式。最后是这样安排的：将益都县划成几个区，江苏的士绅在其中的一些村庄发放救济，而我在另一些村庄发放，这样就避免了由于不同团体在同一个地方发放而在接受者中引起的不满，同时保证了发放到每个人手里的数目是完全相等的。　　当江苏的救助者到达后，他们也在城里开办了一个孤儿院。但从一开始，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就被霉运缠上了。由于爆发天花病，他们院中的孩子大批死亡，因此人们认为他们建立的孤儿院“风水”不好，不愿意再送任何孩子请他们看护。相反的是，我们开办的孤儿院里的孩子没有一个生病的，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超出了我们的看护能力。　　山东巡抚代表受灾最严重的七个县上奏朝廷，请求救济。灾区的中心在益都县，是青州府治所在地。益都的知县是一个江苏人，为民众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除政府提供的救助外，他还鼓励士绅领袖们捐献了大量救济款。在城里，每天有五万人接受政府供应的质量不错的粥饭。他还在其它八个灾荒中心区建立了类似的施粥场。　　南京一位职位不高的中国官吏在听了关于山东救灾工作的报告后，汇给我一百两白银（相当于30英镑），尽管他根本就不认识我。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山东当地的银行家做出的贡献。我的救灾工作离不了跟他们打交道。我通常兑换现金的那家银行是青州府一所规模巨大的当铺，在周围的很多个县开展汇兑业务。当我们打算在一个村子或城镇发放救济时，所要做的就是把银子交给当铺，当铺负责安全地把现金送往目的地：用十多辆小车把铜币运往需要救济的村庄。他们总能迅速而安全地完成任务，并且，因为对我们给予民众的帮助怀有感激之情，他们给我们的兑换率总是最优惠的。　　19　A·G·琼斯先生的到来　　1876年11月底之前，阿尔弗雷德·G·琼斯先生作为我的浸礼会新同事到达烟台。他在爱尔兰的新罗兹（）有自己的事业，但却感到了传教事业对他个人的呼唤，他认为那是任何其它人所无法代表的，于是他把自己的业务委托给自己的经理，来到中国。　　我赶到烟台去迎接他。他到达的那天是礼拜六，第二天就开始学习中文。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沿着海边散步时，我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的是艾温（）那著名的传教布道。他呼吸在艾温言论的气息中，就像干渴的土地吸收上天的甘霖。突然，他在沙滩上停下来，喊道：“停！停！我走不动了！”他的心灵被一种奉献和自我牺牲的激情充盈着，终其一生，这种激情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给他提供了一个中文老师，并同他一起在烟台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后，我就回到了青州。1877年5月，他志愿来青州协助我工作，负责管理救灾基金的往来账目。　　由于暴风雪阻隔，我费了十二天时间才回到青州。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建议地方官预防灾荒

　　当冬天过去、春天的庄稼露土之时，我向青州知府和益都知县建议采取必要措施预防饥荒。我请他们参观我的孤儿院，建议说，如果政府提供土地和房屋，并且承担一半的费用，我可以负责筹建几所类似于北京、上海、福州的学校。这些学校以孤儿中的佼佼者为对象，学生们将被教以英语和各种西方的学问；而其他智力稍差的孤儿则被教以各种新式的工业技术，以免增加传统行业的竞争者数量。当孤儿们完成专业训练后，便具备了为自己的同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