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慧成才的奥秘-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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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感到为难了，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学生，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学物理呢？”钱伟长没有马上回答，一段往事涌上心头……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的门口，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民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心里狠狠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就是从那一时刻开始，他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想到这里，他满怀歉意地对吴教授说：“我的数理化成绩的确不如文史，但我觉得学文史救不了中国。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飞机大炮，是把侵略者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我想在这方面尽一份力量。”
吴教授被这个学生的诚挚的热情打动了，觉得没有理由使他的爱国心遭到打击。他对钱伟长说：“那好吧，你就学习物理。”
清华毕业时钱伟长的学习成绩很好，吴有训教授非常器重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从此，钱伟长出国深造，国内讲学，努力实践，积极探索，终于登上了尖端科学的高峰。
爱国心再和对敌人的仇恨用乘法乘起来——只有这样的爱国心才能导向胜利。
——奥斯特洛夫斯基
在岳飞墓前教子
——爱国民主教授费巩教子的故事
费巩（1905…1945）是我国爱国民主教授。192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29年人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33年在浙江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著有《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比较宪法》、《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1945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岳飞墓是费巩最喜爱去的地方，岳飞那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精忠报国的气节和精神，是他做人的楷模。
在家里，他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讲得最多的，当然是他最崇拜的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他要求长子氵襄若每天临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字帖，要他学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有一天，他带氵襄若来到岳飞墓前，就是要用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教育后代，教育他的儿子做一个铁骨铮铮的爱国者。
当他们来到碑廊，看见那一座座石碑和岳飞的手迹时，不禁停住了脚步，凝神细观，那是他们早已熟悉的《满江红》词。望着那龙蛇飞舞、奔放苍劲的手迹，两人不由得吟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声音传出了碑廊，回荡在空中。
中国是一个多病的、沉睡的巨人，但是当他醒来时，全世界会震动。
——拿破仑
她是美国总统学者奖候选人
——王渊早慧成才不忘祖国
美国马萨诸塞州菲利浦高中有个十分漂亮的中国女孩，名叫王渊。玉渊品学兼优，1999年被评为美国总统学者奖候选人。王渊早慧成才的奥秘在哪里呢？
王渊的父母都是美国博士。父亲王生启被美国空军某科研部门聘为研究员，是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母亲段小曼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研究员，同时还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高级工程师和材料分析部主任。因贡献突出，她的大幅彩色肖像被永久地挂在公司总部的会议大厅里。但如此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改变他们的中国心。他们从未想过要永远地留在美国，因此也就从未放弃中国籍。他们的中国心也影响了王渊。
王渊9岁时去美国。她不愿意离开祖国，上飞机时又踢又打，拒不从命。到美国后见到父母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你们呵，我是来学英语的，学好了马上就回去。”她在一篇作文中写道：“飞机载着一个泪流满面的小姑娘离开了她的这个文明古国，飞翔在北京的上空。她透过机窗，依依不舍地俯览着这片她所熟悉的热土，她面对北京说，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王渊去美国时才开始学习英语，一年以后，她的英语考试成绩便是全年级的尖子。1995年1月，她第一次参加全美七年级SSAT英语考试，便名列全美国同年级组的第一名。她不仅对语言具有一种非凡的掌握能力，数学也学得很好。更重要的是，王渊从不骄傲自满，在同学中永远是那样的温柔和善。要上高中了，王渊准备报考菲利浦高中。菲利浦高中非常有名，被人誉为“部长学校”，美国前总统布什、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主要设计人斯皮策博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维克里等许多高官显贵及科学家，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负责招生的老师初次见到王渊时，曾这样对她说：“你若进其他学校，也许还会保持住优等生的地位。这里录取的可是全世界出类拔萃的学生，你有可能会降为差等生，你是否有这种准备？”王渊当即回答说：“宁肯做大海里的小鱼，也不做池塘中的大鱼。”事实上，这位老师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玉渊当年便以特别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表现，赢得了该校惟一一个全额奖学金。玉渊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有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她入校时是校报《菲利浦人》的记者，到高三时，她是该报的执行主编，负责采写、编辑、出版、发行和经营工作。王渊还是菲利浦文学杂志理论版的主编，专门负责撰写时评之类的言论。她还在学校里创立青年政治家俱乐部，并任第一届主席。有一位科学家为玉渊做了测试，发现王渊的智商比常人高。的确，玉渊很聪明，但同学们也都知道，玉渊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
身在美国的王渊，时刻不忘祖国，连上街买东西，也专挑中国商品。她对父母说：“连中国人都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买中国货，那谁还会买中国货。”美国中学要求学生选修一门外语，王渊的汉语足以让她交差，她认真地选了西班牙语。她对父母说：“尽管西班牙这个国家在世界上不太发达，但西班牙语却十分重要，它是美国的第二大语言，整个南美洲包括墨西哥都讲西班牙语。我学好了西班牙语，加上现有的英语和华语，将来我可以到世界许多地方为国家做事。”父亲开玩笑说：“看来我们王家还要出个中国驻美大使或是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啦！”王渊说：“如果是国家需要，也未尝不可。我的这些同学将来都是美国的精英，他们中间会出市长、州长，说不定还会出总统，如果我将来为国家做外交工作，与他们打交道，看他们敢怎么着。”
1999年2月上旬，一份来自白宫的文件突然寄到了王渊家，打开一看，竟是白宫总统学者奖委员会发来的一份通知书，上面写着：祝贺你，你因品学兼优并展现出领袖才能，被评为1999年总统学者奖候选人，请你及时填好所附表格，并于2月26前寄回白宫。对于美国的高中生来说，总统学者奖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该奖设立于1964年，在美国每年200多万高中毕业生中，最多的一次也只有141人获奖。获奖者将在白宫接过美国总统亲手颁发的金牌和证书。拿着通知书，王渊的父母非常高兴，想不到女儿小小年纪，居然也将得到总统颁发的学者奖了。过去，这种奖仅有台湾的孩子得过，每次都在华人圈里引起轰动。父母多么希望女儿能够得到这项大奖，为来自祖国大陆的中国人争光。但是，玉渊已作出决定：不拿这个奖了。为什么？因为通知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获奖者必须是美国公民。”王渊对父母说：“我知道这个奖的价值和份量，但若是仅为了这个奖就让我放弃自己的国籍，我不干。”父母急了，说人了美国籍难道就不能爱国了吗？一个人是否爱国，要看他心里是否想着祖国，是否肯为祖国做贡献。离报名时间只差一天了，王渊仍没有动静。父亲急了，打电话到王渊的宿舍：“你这个孩子，太固执了，你这样的人才，中国有千千万万，又不少你一个王渊！”想不到，电话里传来这样的声音：“爸爸，你们平时都是怎样教育我要爱国的？你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从不放弃自己的国籍，如今为什么偏要强迫女儿放弃她的国籍？我知道，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我王渊只有一个中国！”
多么可敬的中国心，多么值得称赞的中国女孩！
振奋起来吧，一个高贵的民族终久是要抬头的。
——冰心
以中国人为骄傲
——船王董浩云教育儿子董建华的故事
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17岁独立闯天下，48岁来香港创业，经过艰苦奋斗终于造就了一个以香港为基地、拥有1200万吨巨轮的远洋海运王国——东方海外。60年后，其长子董建华不仅子承父业，继续经营着父亲留下的这个海运王国，而且秉承父亲的“以中国人为骄傲再创天地”的信念，走上政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届政府首脑，为香港回归祖国及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董建华的成功之路也与董浩云的教子有方密不可分。
董浩云虽然知名度很高，是香港屈指可数的大富豪之一，但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娇生惯养。
董浩云共有2子3女，按中国的家庭传统，董浩云培养两个儿子为管理家族事务的接班人，而长子董建华则是重点培养对象。他的5个子女中有4个在香港的贵族学校读书，惟独董建华要人读中文的中学，为的是学好中文。
董建华13岁在香港进入中学，19岁考入英国利物浦大学机械系。他在利物浦大学学习时，正值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董浩云的船队得到了迅猛扩张，成为拥有亿万资产的世界级船王，此时的董建华也随之成为一名世界级的富家子弟。当时在欧美留学的富家子弟常常比高级轿车，比出手阔绰，比穿着时髦，而董浩云则要求董建华过简朴的生活，把心思用在学习上。董建华遵循了父亲的教导——自律、自尊、自强，起居饮食没有一样因为自己是船王的儿子而与众不同。他与普通留学生一样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往返于校园与住所之间，潜心于自己的学业。
董建华大学毕业后，舆论认为董浩云肯定会安排儿子去美国继续深造，或回香港在董家的海运王国执掌要职，为自己分担经营管理上的压力。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董浩云却要董建华到美国去打工——到通用汽车公司最基层去当一名普通职员。
董浩云认为，“通用”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其总裁阿尔弗德雷·斯隆创立的现代企业管理原则，也适用于自己的这个国际型的航运企业。他相信，建华在“通用”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另外，董浩云也担心建华的刻苦精神不够，需要磨炼自己的意志，接受生活的挑战，为将来开创新的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董建华听从父亲的安排，在美国勤勤恳恳地干了4年。
董浩云始终教育儿子要以做中国人为骄傲，这对董建华的影响很大。60年代初，美国社会掀起阵阵种族歧视的恶浪，董建华在美国工作时正赶上了这股恶浪袭来。当时有些旅美华人也受到这种恶劣政治气候的影响，出现自卑感，甚至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宁肯说自己是日本人或新加坡人。而那些拿到“绿卡”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又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