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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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打了911报警电话后，就立刻给我打了电话。你们发现了什么情况？”
我和警官都在望着她。她坐在一块长桌的一头，用纸巾抹着眼泪。
斯莫瑟顿一边盘算应该告诉我些什么，一边咕咕哝哝地说：“发现她男人死在地板上。颅骨断裂，像是用棒球棍干的。她讲得很少，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就要离婚，她溜回家取衣服，他发现了她，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干仗。他喝得醉醺醺的，她不知怎么一把抓到了棒球棍，于是他现在就躺在停尸所里。她离婚的案子是你办的？”
“对。我会给你一份起诉状的。法官上周还下令禁止他靠近她呢。这几年他一直殴打她。”
“她身上的伤我们已经看到了。我想问她几个问题，行吗？”
“当然。”我们一道走进审讯室。凯莉看见我吃了一惊，但马上就装得冷冷的，不动声色。我们像律师和委托人那样礼节性地拥抱了对方。这时又进来一位名叫哈姆雷特的便衣侦探，他带着一只录音机，来协助斯莫瑟顿进行审讯。我当然无从反对。但他一打开录音机，我立即采取主动。“我郑重声明：我叫鲁迪·贝勒，是凯莉·赖考的律师。今天是1993年2月15日，星期一。此刻我们在孟菲斯市区中央警察署。我来到这儿，是因为在今晚7时45分左右，我接到了我的委托人的一个电话。她刚刚打过911报警电话，向警方报告说她认为她丈夫已经死了。”
我讲完朝斯莫瑟顿点了点头，意思是说现在该他了。他恶狠狠地望着我，仿佛想要一把将我卡死。警察总是讨厌辩护律师，可此时此刻我才管不了那么多。
斯莫瑟顿从凯莉和克利夫的基本情况入手，提了一大堆问题：出生日期，婚姻状况，就业情况，有无儿女，等等，等等。她的目光有点心不在焉，但回答得十分耐心。她脸上的肿块已经消散，但左眼依然青紫，眉头上还扎着绷带，人已经吓得半死。
她对所受的虐待，描述得十分详尽，足以使我们3个男子汉听了不寒而栗。斯莫瑟顿叫哈姆雷特拿来了克利夫殴打妻子3次被捕的案卷。她谈着没有留下任何文件或记录的那几次毒打，谈着他用棒球棍把她脚踝打裂的暴行。在他不想打断她的骨骼时，有好多次他干脆对她拳打脚踢。
她谈了最后那一次殴打，以及她如何打定主意离家出走，最后又是如何决心提出离婚申诉。她说的全是真话，因而极其可信。使我感到担心的，是她即将说出的谎言。
“你今晚为何回家？”斯莫瑟顿问。
“取衣服。我确信他不会在家。”
“过去几天你住在何处？”
“住在受虐待妇女庇护所里。”
“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说。”
“在孟菲斯城里吗？”
“是的。”
“你今天晚上是怎么回到公寓的？”
这个问题使我的心脏顿时停止了跳动，但她已是胸有成竹。“我开自己的车。”她说。
“什么样的车？”
“大众。”
“现在车在何处？”
“在我的公寓外面的停车场上。”
“我们可以瞧一瞧吗？”
“那必须在我先瞧过以后。”我说。我这时才突然记起，我在这儿的身份是律师，而不是同谋犯。
斯莫瑟顿摇摇头。满脸杀气。
“你是如何进入公寓的？”
“用我的钥匙开的门。”
“进去后你干了些什么？”
“走进卧室收拾衣服。我装了三四个枕头套，搬进小房问。”
“在赖考先生到家以前，你在那里呆了多久？”
“10分钟左右。”
“他回来后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我插嘴道：“这个问题她现在不能回答。我必须先和她谈一下，了解一下情况。你的盘问到此为止吧。”我伸过手去，关掉了录音机。斯莫瑟顿翻阅着笔记，强行压下那随时都可以爆发的火气。哈姆雷特这时已取来了打印机打出的资料，两人一起开始研究。我和凯莉相互不理不睬，可在桌子底下，我们的脚却在交流着感情。
斯莫瑟顿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把它交给我。“本案是一件杀人案，但我们将移交检察署家庭虐待科处理。那里的负责人是摩根·威尔逊女士。她负责办理我们移交的案子。”
“可你们拘留她有这个必要吗？”
“我别无选择。我决不能放她走。”
“什么罪名？”
“过失杀人。”
“你可以把她交给我监管嘛。”
“不行，”他愤怒地说。“你是哪一门的律师？”
“那么就让她具结释放。”
“不行，”他说着，不快地望着哈姆雷特微微一笑。“我们手上有条人命呐。交多少保释金要法官才能决定，我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侦探而已。”
“我要进监牢？”凯莉问。
“我们没有办法，太太，”斯莫瑟顿说，一下子突然变得和气了。“如果你的这位律师称职的话，他明儿就可以把你弄出去。当然，你要交得起保释金。我可不能想放你就放你呀。”
我把手伸了过去，握住她的手。“就这样吧，凯莉。我保证明天尽早把你保出来。”她立即点点头，咬紧牙齿，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坚强。
“你能不能让她住个单人监房？”我问斯莫瑟顿。
“嘿，你这个笨蛋，监狱可是我开的？你有更好的法子嘛，你可去找监狱看守谈谈嘛。他们倒是挺乐意听听你这种律师的意见呢。”
别向我挑衅，伙计。我今天晚上可是已经砸碎一个脑壳啦。我们恶狠狠地瞪着对方。“谢谢。”我说。
“不客气。”他和哈姆雷特把椅子向后一踢，向门口咔咔地大步走去。“你可再呆5分钟，”他回过头来说。他们砰的一声带上门。
“一动都别动，”我小声说。“他们在那个窗子外面监视我们呢。而且这里可能装了窃听器，说话要当心点儿。”
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继续扮演着律师的角色。“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很遗憾。”我局促地说。
“过失杀人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复杂，但基本的意思是：杀了人，可不是有意的。”
“我在牢里可能要关多久？”
“那先要判决你有罪呀。而这是决不会发生的。”
“保证？”
“我保证。你吓坏了吧？”
她小心翼翼地擦着眼睛，想了很久。“他家里人很多，而且个个都跟他一样贪杯，一样凶暴。我对他们怕得要命。”
我无言以对。我对他们同样怕得要命。
“他们不会逼我去参加葬礼吧？”
“不会的。”
“好。”
警察在几分钟后回来把她带走，这一次他们给她上了手铐。我注视着他们带着她沿着走廊走去，在一个电梯口停下。凯莉使劲绕开了一个警察，回头向我投来最后的一瞥。我挥挥手，她进了电梯。
52
在你谋杀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犯25个错误。如果你能想得出10个，那你就是一位天才。至少我看过的一部电影是这么说的。克利夫的死，其实并非谋杀，而是行使自卫权利的结果，但我们当时犯下的错误，现在却开始显得越来越多。
我在办公室里绕着写字台踱步，桌子上整整齐齐摆满了一摞摞标准的黄纸。我已把我记得的一切全部用图绘出：那座公寓、尸体、衣服、手枪、棒球棍、空啤酒罐，等等等等。我还画出了停车场上我的汽车、她的汽车和他的卡车停放的位置。我猜想我在公寓里只待了不到15分钟，可是把这一切写在纸上却像一部薄薄的长篇小说。在房子外面能听到多少声尖叫和狂吼？我想不会超过4声。有几位邻居看见过一个陌生人在尖叫后立即走出公寓？天知道。
这就是天字第一号错误，我想。我不应该那么快就走出公寓。我应该在里面等上10分钟左右，看看邻居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再悄悄地隐没在黑暗之中。
也许我当时应该报警，向警方说明真相。凯莉和我完全有权进入那幢公寓。在我们以为他在球场上参加比赛的那个时刻，他显然是埋伏在公寓附近的一个地方。我有这个权利对他进行反击，解除他的武装，用他自己的武器打击他。陪审员们考虑到他那残暴的个性和他以往的记录，是决不会裁定我有罪的。更何况在场的那唯一证人，又会百分之百地站在我的一边呢。
所以，我干吗不呆在那里呢？一个原因是，她在催我赶快跑走；而这在当时不啻是最佳的行动方案。在短短的15秒时间之内，你从一个被人野蛮袭击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杀人者，在这样的关头，你怎么可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呢？
第二个错误是与她的那辆车有关的谎言。我离开警察署之后，曾驱车经过停车场。我看到了她那辆大众牌小车和他那辆四轮轻型货车。假如有谁告诉警方她的车已经几天没有动过，那么她说的那个谎就会露馅。
而且，万一克利夫和他的某个球友，乘她待在庇护所的当儿，故意弄坏了她的那辆车，而这个朋友现在跑出来向警察报告，那将会多么糟糕？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在过去几个小时当中，我想起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凯莉打电话的那个谎；她在打过911报警电话之后，跟我通过话。我就是以此为借口，那么快就出现在警察署的。但这个谎说得愚蠢至极，令人难以相信。因为我们手上并无通话的录音，警察若是核查一下电话记录，我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又发现了其他一些错误。幸好大多是惊慌失措造成的结果，在拍纸簿上涂涂画画，进行了仔细分析以后，大多还能自圆其说。
我让戴克睡到清晨5点，才把他唤醒。1小时后，他带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赶到了办公室。我从我的角度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听后最初的反应使我非常高兴。“管他什么样的陪审团，都不会判她有罪的。”他毫不怀疑地说。
“判决是一回事，”我说。“把她从监狱里搞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我需要一些文件：拘捕报告，法庭档案，医疗记录和他们第一次离婚起诉的诉状。戴克满口答应，保证立即去搞到手。7点钟，他出去又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消息登在市内新闻栏的第三版上，只有短短的3段文字，没有配发死者的照片。这件事出在昨天深夜，记者来不及大书特书。标题是：《夫亡妻捕》。这样的事在孟菲斯每月平均有3起，如果我不是有心寻找，这一消息决不会引起我的注意。
我拨通了布齐的电话，把他从沉睡中唤醒。他是个夜游神，离了3次婚的单身汉，酒吧不关门决不归家。我告诉他说他那个朋友克利夫·赖考已经突然归天，这消息似乎使他立刻来了劲。刚过8点他就赶到了我的事务所，我请他去那幢公寓附近进行侦察，看看是否有人看到或听到什么情况。同时看看警察是否也在现场执行和他相同的任务。布齐打断了我的话。他是调查员，他明白该干些什么。
我在办公室给布克打了电话。我对他说，我的一位办理离婚案件的委托人昨夜杀死了她的丈夫，但她确实是位善良可爱的女孩子，我想把她从监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