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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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正心急火燎,想尽快返回总部,处理他的公务。
第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旁敲侧击。我坐在桌子一侧,上穿法兰绒衬衫,下着牛仔裤,脚穿白色短袜和一双平底船鞋,跟我对面全身一抹黑那严肃的色彩,是很好的对比。戴克说我这样打扮,是故意不敬。
录取证词进行了两小时后,基利交给我一份财务报表,我们对钱的问题谈了一会。戴克对财务报表钻研了一番,接着便向我提供一个又一个问题。德拉蒙德和他的3位伙计虽然也相互传递了几张条子,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十足的腻烦。基普勒在隔壁庭上主持申请日。
基利知道,目前在其他地区还有几件起诉大利公司的案子等待审理。我们就此谈了片刻,谈了当事人的姓名、受理的法庭、别的律师的情况和类似的事实。这些案子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他出面作证。我要尽快和起诉大利公司的别的律师取得联系,我们可以一起比较各自的文件和庭审时各自的战略战术。
在保险公司的经营当中,最有吸引力的绝对不是出售保单和处理索赔这种单调的业务,而是收取保险费和投资。基利精通投资业务,他说他就是从那儿开始一步一步爬到今天这样的位置的。对理赔他知至极少。
这次取证的费用由对方支付,我尽可以不急不忙。我问了许多毫无意义的问题,只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搜索和射击。德拉蒙德看上去已感到无聊至极,有时候还露出沮丧的神情,但那本教人使用拖延战术进行长时间取证的书是他自己写的,更何况他的计时器也一直在转动。他当然想偶尔做出一点反对的表示,但他明白我会立即跑到隔壁庭上向基普勒法官打上一份小报告,而法官就会做出对我有利的裁决,给他一顿训斥。
下午又问了成百个问题。到5点半结束的时候,我已筋疲力尽。而基利脸上的微笑,在吃好中饭以后便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但他决心和我周旋到底。他又一次对我表示感谢,谢谢我让他第一个结束,谢谢我不再向他提出更多的问题。他已经赶回克利夫兰。
取证的速度在星期二稍稍加快了一点,部分是因为我已经懒得再浪费时间,同时也因为几个证人要么知之甚少,要么就是已经忘记。我从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开始。除非是直截了当的问题,否则他决不轻易吐出一个词。我让他看了一些文件;上午过去了一半,他才终于承认,大利公司有一种名叫“后理赔保险”的政策。这种政策令人作呕,却并不违法。在一个投保人提出理赔申请时,最初处理其申请的理赔员便向他索取在此以前5年的医疗记录。在我们这桩案子里,大利公司是从布莱克家的家庭医生那里得到的病历,这位医生5年前曾为唐尼·雷医治过严重的流感。申请理赔时,多特没有填流感,尽管流感和白血病没有任何关连,但大利公司却以他保险之前患过流感这一事实,作为最初拒赔的根据。
我听到这个地方,不由得直想对他来一番穷追猛打。这不费吹灰之力,但并不明智。庭审时洛夫金将当庭作证,最佳的办法是等到那时再向他提出激烈的质询。有些律师喜欢在录取证词时就打出王牌,追根究底,但根据我的丰富经验,我知道应该把最有力的材料抖给陪审团。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一本书里捡来的。而且,这也是乔纳森·莱克惯用的战略。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像洛夫金一样沉默不语,含糊其辞。保险部负责接受和审查代理人的申请,最终决定是否发售保单。案头工作量很大,报酬却不多,阿尔迪负责这个部,看来非常合适。我用了不到两小时,就轻轻松松地打发了他,而且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伤口。
布雷福德·巴恩斯是管理部副总裁。我差不多化了一小时,才弄清楚他的职责范围。这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些人令我讨厌。看到6英尺以外坐在桌子对面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几张熟面孔,我就想吐。他们老是穿着那一身该死的黑西装,脸上那阴沉沉的冷笑几个月来一成不变。我甚至鄙视法院书记官。巴恩斯对任何事都是一问三不知。我前进一步,他就向后缩两步,我连一根汗毛也没伤着他。将来开庭时不让他作证了,他对情况一无所知。
星期三下午,我召来了最后一名证人理查德·佩洛特。这位高级理赔监理给布莱克家至少写过两封拒赔的信。星期一上午以来,他一直坐在走廊上等待,所以现在对我已是恨之入骨。我刚问了几个问题,他就不止一次地朝我大声吼叫,而这反倒使我干劲倍增。我向他出示了他的大作,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骨髓移植只不过处于试验阶段,决不能认真地把它看做一种医疗方法。这就是他的观点,也是大利公司目前仍然坚持的观点。但他有一次拒赔时提出的理由是:唐尼·雷隐瞒了投保前曾经患过的一种疾病。他把这归罪于别人,说是那人一时的疏忽。他是一个谎话连篇的混蛋,我打定主意要给他一点颜色。我把一堆文件拿到面前,一份一份让他看。我逼着他一一做出解释,一一承担责任。他毕竟是杰基·莱曼西支克的上司,而且她现在又已失踪。他说她可能已迁回老家,现在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不时就她的离职提出尖锐问题,这使他非常生气。更多的文件。更多的推卸责任,委过他人。我毫不手软。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任何问题,打得他措手不及。我向他不停地猛烈开火。4小时后,他请求暂停。
星期三晚上7点30分,我们录完了佩洛特的证词;对公司雇员的取证宣告结束。前后3天,17小时,证词可能超过1000页。和其他文件一样,这些证词我也必须看它十几遍。
在他的伙计们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时,列奥·F.德拉蒙德把我拉到一边。“你干得很出色,鲁迪,”他低声说,仿佛我的表现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并不想对此大肆声张。
“谢谢。”
他呼吸沉重。我们都已经非常疲惫,再也不愿继续瞪着对方。
“那么,我们还有谁的证词需要录呀?”
“我是没有了,”我说。我确实是想不出需要再录取谁的证词了。
“科德医生不录了吗?”
“他将出庭作证。”
他吃了一惊。他仔细地打量着我。毫无疑问,他难以理解我怎么出得起这笔昂贵的费用,请医生在陪审团面前现场作证。
“他准备说些什么呢?”
“隆·布莱克的骨髓和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骨髓移植是一种常规疗法。唐尼·雷的生命本来可以挽救,是你的委托人杀害了他。”
他听了这番话,依然心平气和,显然不觉得惊讶。
“我们或许要取他的证词。”
“一小时500美元。”
“这我清楚。哎,鲁迪,我们一起喝一杯好吗,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此时此刻,我怎么也想不出,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比和德拉蒙德一起喝一杯更糟的事。
“业务。调解的可能性。你能否在,譬如说,一刻钟之后顺便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们就在那个拐角上,你知道。”
“调解”这两个字听起来很悦耳。而且,我早就想欣赏欣赏他们的办公室。“那我们得赶快点儿,”我说,好像有几个又漂亮又重要的女人正在等我。
“行。咱们立刻就走。”
我吩咐戴克在拐角处等我,接着就和德拉蒙德一起步行了3个街区,走进了孟菲斯最高的那座大楼。我们边聊边乘电梯到了4楼。到处都是黄铜和大理石饰物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仿佛现在是大白天上班时间,而这是一个装饰格调高雅的工厂。我环首四顾,寻找我的老朋友劳埃德·别克,那个曾经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过的混蛋。但愿他不要让我看见。
德拉蒙德的办公室装潢精美,但并不特别宽大。这座大楼的租金全城最高,因而它的空间都得到充分的利用。“你想喝点什么呢?”他把皮包和上装向写字台上一丢,问道。
我不喜欢喝烈性酒,而且又已很累,我怕一杯下肚,就可能把我摆平。“就喝一杯可乐吧,”我说。他听了有点失望。办公室角落里有个小酒吧。他用苏格兰威士忌兑上水,为自己调了一杯。
有人轻轻敲了敲门;使我大为惊奇的是,跨进门来的竟然是M.威尔福·基利先生。我星期一折磨了他8小时以后,我们还未见过面。他见着我似乎很高兴。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寒暄。他走到酒吧边,为自己调了一杯酒。
我们在角落里一张小圆桌边坐下。他们呷着威士忌。基利这么快又来到孟菲斯,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想把本案调解了结。我准备洗耳恭听。
上个月,我苦苦挣扎,惨淡经营,才收入600美元。德拉蒙德一年至少赚100万。而基利管理的大利公司年销售额高达10亿之多,他本人的收入可能高于他的律师。而他们两人现在却想和我谈一笔交易。
“基普勒法官对我非常关心哪。”德拉蒙德突然没头没脑地说。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关心呢。”基利马上帮腔道。
德拉蒙德一向以准备工作做得完美无缺而闻名遐迩,我相信这两位演出小双簧,肯定做过精心排练。
“跟你说句老实话,鲁迪,开庭的时候他会干出什么来,我真有点担心呢。”德拉蒙德说。
“他对我们完全是草率定罪嘛。”基利摇着头不解地说。
基普勒使他们担心法律,但他们准备放血,都是因为他们已被当场拿获。他们杀死了一个年轻人;他们犯下的谋杀罪即将遭到揭露。我决定乖巧一点,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什么。
他们动作整齐地啜着威士忌。德拉蒙德说:“我们想把这桩事了结掉,鲁迪。我们对自己所做的辩护,感觉很不错。我说的全是真心话。要是有一个公平的裁判,我明天就可以上场。在过去11年里,我连一场官司都还没有打输过呢。我喜欢在庭上和别人较量。可是这位法官大人偏见太深了,真是怕人!”
“多少钱?”我打断他喋喋不休的废话,问道。
他们两位像肚子里的直肠一样蠕动了一番,动作惊人地协调一致。在痛苦了一阵以后,德拉蒙德开口说:“我们把原来的数目翻一番。15万。你拿5万左右,你的当事人得到——”
“算术题我自己会做的,”我说。我拿多少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知道我已破产,以为5万块钱可以让我变富呢。
5万美元!
“我拿你们这一建议该怎么办呢?”我问。
他们惶惑不解地相互瞧了瞧。
“我的委托人死了。他的母亲上星期埋葬了他。而你们现在却要我去告诉她:桌上的钱要比原来多。”
“就职业道德而论,你有义务告诉她——”
“你别给我上职业道德课,列奥!我会告诉她的。我会把你们的意见转告她,但她肯定要说‘不’。”
“我们对他的去世感到非常遗憾。”基利沉痛地说。
“我看得出你是多么伤心,基利先生。我会向他们家转达你的哀悼之情的。”
“哎,鲁迪,我们可是在真心诚意地努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