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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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人们不讲伦理道德，在家庭生活中，天理人伦也丧失殆尽。作者特别选取了包娣小姐为例来揭露这一社会弊端。包娣小姐是一位老寡妇，年近八旬，有两个儿子和一大批孙儿孙女。第二个丈夫去世时，给她留下大约4万美金的遗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笔钱被放在佐治亚州一家大银行的信托部。她在为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一帮孤残老弱的人服务。她是个十分令人同情的人，因为她孤身一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她子孙都不孝顺，很少来看望她，所以她愤恨地对鲁迪说：“我那些不孝子孙可让我气坏了。我要把他们的名字从我的遗嘱里抹掉。”后来他的儿子媳妇们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她有数千万钱时，不仅争相为她管理事务，而且把她接回到佛罗里达州的家中，对她百般孝敬。她在他们那儿也度过了一段好时光，连鲁迪都为她感到高兴。但好景不长，等他们打听到她的真实财产，而且她的身体又那么好时，“他们非常失望，第二天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琼露出了真面目，又成了原先那个卑鄙的小娼妇。朗道夫又忙着打高尔夫球，从来不回家。德尔伯特成天泡在跑狗场上。”几个孙子“只要一起床，马上就连影子都不见了。”更有甚者，朗道夫整天缠着她签一份委托书，授权他处理她的一切事务。他就差说让她立即死去了。
很显然，作者对于社会的丑恶十分憎恶，对于普通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所以，他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让鲁迪这个刚拿到律师资格的新手，在富有正义感的法官基普勒的帮助下，得到了具有同情心的陪审团的支持，使大利公司对多特做出高额赔偿。同时，鲁迪成功地将凯莉从魔爪中拯救出来。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书中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多是下等黑人和白人老百姓。而且，这些结果只不过让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的人们心理上暂时得到满足罢了，因为法庭宣布了大利公司应作巨额赔偿的判决后，大利公司便急忙转移出自己的资产，然后突然宣告破产，导致布莱克一家及其律师鲁迪分文未得。为所欲为、作恶多端的大利公司又一次利用法律的漏洞逃脱了法律对它的公正的惩罚，试问法律何用？！天理何在？！正义何以伸张？！
1
我决心当一名律师，在我意识到我的老爸憎恨律师这一行当的时候，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十几岁的笨手笨脚的大孩子。笨拙使我困窘，生活使我沮丧，青春期的到来更使我感到恐惧，而且由于不听使唤，正要被老爸遣送到一个军事学校去。老爸是个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信奉孩子不打不成器那一套。而我又已练得伶牙俐齿，不守规矩，于是他想干脆把我发配掉。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原谅了他。
我的老爸也是一位工业工程师，在一家公司每周工作70小时。那家公司生产许多产品，其中之一便是梯子。由于梯子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他的公司常常成为诉讼的目标。而又由于我老爸负责设计，他就成了在作证和审讯时为公司讲话的首选对象。我不能说我因为他憎恨律师而责怪他，但他们把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我却因此变得对他们十分赞赏。他往往在法庭上和他们争论8个小时，然后一跨进家门就猛灌马提尼酒。
那家公司后来破产了，所有的非难当然都指向那些律师。至于管理不善是否也可能是破产的一个原因，我一次也没有听他提起过。
烈酒成了他的生命。他变得意志消沉，在几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一份固定工作，而这实在使我恼火，因为我不得不靠在餐馆侍候人和外送比萨饼苦苦挣扎，才能读完大学。我想，在大学本科4年当中，我和他大概说过两次话。获悉已被法学院录取的那一天，我带着这个重大的新闻回到家。老妈后来告诉我，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星期。
就在我这次凯旋两周之后的一天，他正在杂品储藏室里换灯泡，脚下的梯子突然倒塌（我发誓这是真的），他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他在一家私人疗养院里毫无知觉地躺了一年，直到有一天某个慈悲为怀的人让他断了气。
举行葬礼后过了几天，我提出可以诉讼索赔，但老妈硬是不愿。而我也一直在怀疑，他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儿，恐怕还是半醉半醒的。再说他又无职业，分文不挣。根据我们的伤害索赔制度，他的生命并无什么经济价值。
我的老妈获得了一笔总数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赔偿金，接着就令人不快地改了嫁。我的后父是个退休的邮局职员，生于托莱多，性格很单纯。他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快快乐乐地跳舞，或是开着一辆温尼巴哥到处旅游。我和他们关系很冷淡。老妈没有给过我一个子儿，说是她要靠这点钱过一辈子，而我已经证明即便身无分文也能活得很愉快，因此她觉得我并不需要瓜分她的钱。我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可以大把大把赚钱，而她却没有，她这样劝我说。我敢肯定汉克，也就是她那位新任丈夫，正在用财务方面的建议，把她的耳朵灌得满满的呢。将来某一天，我们的道路将会再次交叉的，我的路和汉克的路。
5月份我将从法学院毕业，离现在还有一个月。接着还要参加7月份的律师资格考试。我不可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我在班上的排名属于好的一半。在法学院3年我所做的唯一一件聪明事，是早早修完了必修的和难的课程，所以这最后一个学期我才可以这样轻松。
正是我选的老年法律这一门课程，使我来到这一座炎热潮湿、挤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长者（他们喜欢人家这样称呼）的金属房子里，此刻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面对着一张粗制滥造的折叠桌。在可以看到的唯一一扇门的上方，有几个手写的大字，给这个地方标上了“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这一堂而皇之的名称，但除了这个名称本身而外，这儿却没有一瓣鲜花一丝葱绿的痕迹。我在律师用的拍纸簿上随意涂抹，不敢正视坐在折叠椅上慢慢向前挪动的人群。
这儿大约有50个老人，黑白各占一半地混在一起，平均年龄不低于75岁。有些人双目失明，一打以上坐着轮椅，许多人带着助听器。我们听说，他们每天中午在这儿聚会，吃一餐热饭，唱几支歌，偶尔还可以听听无望当选的政客声嘶力竭地发表竞选演说。在参加了几个小时的社交活动以后，他们各自打道回府，然后就掰着手指头计算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能再回到这里。据我们的教授说，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刚好在吃午饭的当儿到达，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错误。他们把我们4个和领队的斯穆特教授安排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就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一点一点地吃散发出化学药剂气味的鸡肉和冰冻豌豆。我的一份果冻是黄色的，这被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老笨蛋发现了，他肮脏的衬衫口袋上方挂着的胸牌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他的大名：博斯科。我见他叽里咕噜地说着黄果冻，就想把果冻献给他，外加我的那一份鸡。可是这却给包娣·伯德桑小姐瞧见了。她马上粗暴地把他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伯德桑小姐虽然年近八旬，可行动依然十分敏捷，在这个组织里担当着母亲、独裁者和保镖这种三合一的角色。她像一个老练的选区头儿一样摆弄着这批老人，一会儿和这个拥抱，一会儿拍拍那个的肩膀，走到这里和几个灰头发的女士闲聊几句，走到那里又发出刺耳的大笑，但她那双警惕的眼睛时时刻刻都盯着博斯科。毫无疑问，博斯科是这群人中的坏小子。她训了他一通，责怪他不该羡慕我的黄果冻，可是过了几秒钟，却又把满满一碗黄灿灿的果子冻放在他面前。他高兴得眼睛发亮，连忙用又短又粗的手指抓起来吃得精光。
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些饥肠辘辘的老人吃这顿中饭时的模样，就像在无望再吃另一餐饭的情况下，吃着有7道菜的宴席。刀叉握在他们颤悠悠的手中，前后上下移动，进进出出，仿佛装满了贵重金属一样沉重。对他们说来，时间是绝对没有意义的。有时候谈话也会使他们激动，他们相互之间吵吵嚷嚷。他们把食物撒落在地板上。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但我还是吃完了我的那一份黄果冻。博斯科依然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包娣小姐像蝴蝶一样在室内飞来飞去，叽叽喳喳个不停。
斯穆特教授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密密的头发，带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蝶式领结，外加红色的吊裤带，一个十足的迂夫子。他像一个刚刚美餐过一顿的人那样，由于撑饱了肚子而心满意足地坐在那儿，满怀深情地欣赏着我们面前的情景。他是一个好人，五十挂零了，但癖性却与博斯科和他的朋友们颇为相似，而且20年来，一直讲授着那几门别的教授不愿教、很少有学生愿意选的一成不变的课程。儿童权利，残疾人法，家庭暴力研究，精神病问题，当然还有古怪者头老太法（这是人们背着他给这门课起的名）。他一度曾想开设一门“未生胎儿法”，结果引起了一片争吵，只好急匆匆开始休假，溜之大吉。
他在开宗明义的第一课上，向我们讲述了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使我们接触到有真正法律问题的真实的人。他认为，所有法学院的学生入学时都有一定的理想主义，都想服务于公众，但在充满血腥味的竞争中度过3年以后，我们关心的只是在一个合适的事务所里找一份合适的差事，然后在7年后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赚大钱。这一点他是说对了。
这门课并非必修，开始时有11个学生。可是斯穆特讲课枯燥乏味，又无休无止地唠叨，劝告学生将来不要谋财，而应无偿地为他人效力，一个月以后，班上只剩下了4个人。这门课无足轻重，每周只有两小时，又几乎不需要化什么力气，我因此才选了它。不过，要是再拖上一个多月，我真怀疑能否坚持下去。因为此时此刻，我非常讨厌法学院，而且对未来从事法律业务又十分担心。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委托人，我感到惊恐不安。坐在那儿可能成为我的委托人的这一群，虽然年迈体衰，他们凝视着我的那种眼光，仿佛我有无比的智慧。毕竟，我就要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律师了；而且又着一身黑色套装，面前放着律师专用的拍纸簿——我在上面画了许多个方块许多个圆，面无表情，皱着智慧的双眉，由此观之，我是一定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和我一起坐在同一张折叠桌边的是布克·凯恩，一个黑人小伙子，我在法学院最要好的朋友。我们面前折好的名牌上用毡制粗头笔写着我们的大名：布克·凯恩和鲁迪·贝勒。鲁迪·贝勒就是鄙人。布克隔壁是一个讲台，包娣小姐正站在那儿发出尖厉刺耳的嗓音。讲台的另一边也有一张折叠桌，同样的名牌向人群宣告：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大驾光临。这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在过去3年当中一直在自己的名字上玩花样，以便显得出身高贵。在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