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正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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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问：“据我所闻，你把很多人宣判无罪，什么缘故？”
许禹公简洁有力地回奏说：“臣未能把一些人判罪而将他们释放，这或许有。在臣，释放一个有罪之人，乃为大过；而保护无辜，使其免受诬害，当为明主贤君之至德。”
许禹公遭受了贬谪。但是武后还记得他，几年之后又把他召回朝廷，授予官职。由此可见武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时不知道得清清楚楚，把许禹公这样正直贤良之臣，在武后地位已经巩固，恐怖已无必要之后，都曾召回朝廷，重与任用。武后知人善任，或用一恶汉，或用一忠良，全因事而定。
还有诗人陈子昂，在武后垂拱二年三月，逮捕诬陷正雷厉风行之时，觉得理当上书进谏。那时他在尚书省身为小吏，专司公文文字正讹改误。从他的奏折可以看出当时的真实情况。
陈拾遗上武后表
今执事者疾徐敬业首倡祸乱，将息宁源，穷其党羽，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民涉迹嫌疑，群相逮引，莫不穷捕考察。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希图爵赏，恐非伐吊罪之意也。
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陛下不务玄默以救敝人，而反任威刑以失民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
伏见诸方告密，囚犯累百千辈，及其穷究，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满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
子昂书奏达武后，自然没有下文，但也没有直言获罪。在奏折结尾处，子昂征引前代史实，并陈述自己的意见，忠心耿耿，流露于字里行间。他说，如此迫害无辜，一至黎民离心背德，群起叛变，其势将益猛烈。其实子昂所见并不全对。因为一旦恐怖气氛到处弥漫，大批逮捕成为日日常事，行刑处死者拥塞街头，全国之大，无不互相揭发控告，群起反抗便无从实现了。武后没有做错，她深知自己的做法很对。在武后永昌元年三月至十月，又在大屠杀如火如荼之时，子昂奋斗不懈，屡次上书，奏请武后罢酷刑行仁政。所以陈子昂可称是为维护人类尊严及国家法律而奋斗之第一人。若与同时专写诗向武后及其面首歌功颂德的两个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相比，陈子昂不愧是百姓的喉舌。
人心惶惶（1）
唐室王公之起而谋反是由明堂之兴建引起的。革命在酝酿的明证日渐加强，说武后即将篡夺唐室，武氏族人即将改朝换代，唐室就要灭亡了。武后现在是佛，是神。可是她仍使她的新朝代在古代找到个渊源。谣言纷传她将称她的新朝代为“周”，那是孔子的黄金时代。因为周朝初年明主贤君曾兴建明堂，作为宣明政教之所，现在武后建明堂，必然是重兴周室之意，必与周代有关。
武后现在日渐典雅好古。只有至美至善才能配得上这位命运之主宰的妇人。虽然她自认是佛爷转生已够狂妄，在钻研古史上，她之勇于发明也非比寻常。博学鸿儒也无法证明武则天与周朝的帝王有何关系。可是，周朝第一个皇帝是武王，“武”字是周武王驾崩之后的谥法，与武王之姓为姬根本无关，周是朝代名，并非周代帝王之姓。可是这个武则天不管。她姓武，武王为周代开国之君，她的国号称为周，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
武后篡唐之后，她居然把武王的灵牌供在武家的宗庙里，作为她的第四十代祖先，就这样供养起来！她的身世微贱，她的做派倒很高妙。若能办得到，她还要认孔夫子做祖先呢。明堂之兴建与随之而起的传闻，的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这种日甚一日的威胁之下，唐室真是岌岌可危了。由兴建明堂上，武后便暗示，由于古今这所宫殿之相似，她的当政之下，周朝那样的黄金时代行将再度出现了。这时已然有学者从书经上指出了预言。书经上不是有一篇庆祝武王成功的“武成”吗？
现在所缺的只是上苍的祥瑞之兆了，一个新朝代创建之始，这种吉兆是必然出现的。这种吉兆是表示天意，天意要改朝换代，人力是无法阻止的。有了上天的吉兆，黎民百姓才有的谈论，才有的信仰。这种吉兆也许是一个明亮的星斗，也许是晨光，也许是真龙天子卧室屋顶上冒出了像龙形的白烟，倒是有一个预兆，而且确实发生过。那是在武后垂拱三年七月，一个农夫报称他养的一只母鸡变成了雄鸡。这种事情当然还会再度发生。在武后永昌元年正月与十月，又有这样事情发生，由各地农夫呈报的。阴阳颠倒，当然预示行有非常之变。武后不愿把这种事情传播起来。她觉得另有良策。上天的预兆自然有武承嗣捏造出来，因为这时冯小宝那位大方丈正在编《大云经》，记载佛爷转生的奇事呢。
武承嗣令人伪造一通古碑，上面刻着八个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这几个字是刻在一块紫石上的。石碑预先扔在洛水里，然后再由一个农夫无意中打捞起来。若说这件事情是由武后、武承嗣、太平公主、冯小宝四个人，共同周密设计的，也不难置信。农夫把那通石碑送到朝廷来时，武后装做惊喜之状。农夫被任命为游击将军。
武后一向爱用“圣母”这个词指自己，并且相信一个古代的预言就要应验了。上天的预兆总算利用得很充分。前面说过，下个月，她毫不客气，自称圣母神皇。在那年十一月改年号为永昌，好与石碑上的“永昌帝业”相应。
这时她决定在南郊设祭，答谢天地，洛水改名为永昌水，水神封为显圣侯，石碑上那个图文为“天授圣图”，出图之所称为“圣图泉”，那一带禁止钓鱼。嵩山改名为“神岳”，山神加封“天中王”。为了庆此大典，乃大赦天下。一连串欺骗把戏，武后做的一丝不苟，当时的学者鸿儒当然毫不重视，武后只是存心蒙骗黎民百姓。可是那一套把戏之不足信，就犹如她自称为武王之后一样脆弱荒唐，可是武后深信老百姓是爱神话，爱奇迹，爱预言，而且深信这些东西。
所有那些宗教性的假面趣剧，政治宣传，狂想与妄自尊大，都在那年七月里大吹大擂地闹起来。宫廷里宣布，要举行一个仪礼，武后要亲到圣图泉，恭受神召君临万民。届时必为一旷古盛典，所有皇室王公，文武官员，有爵之夫人贵妇，都要在大典举行之前，在京中庆祝十日。
一切都显示政治上立刻就有激变发生。上天的预兆的含义，及一切狂谬的宣传，唐室的王公都明白。一个新的朝代的建立已迫在眉睫，已不可避免。谣言四起，盛传天命已移，革命即起，唐室王公被召入京，即将一网打尽。畿辅一带，谣言更盛，人人信而不疑。
唐室王公本来散居各省，于是彼此之间，密信纷飞，与京都朋友之间，也急传消息。谣言究竟可不可靠呢？王公们是去参与典礼呢，还是不去呢？在京都的王公们自己也不知怎么想才对，也不知道信什么好。由各种征象看来，凶险之事即将来临。纪王慎听到了谣言，置之度外。东莞郡公融（鄷王之子）写信给友人高子庚，高回信：“如欲活命，勿来京都。”
此时，尚有六七个老王，皆是太宗皇帝之弟。其中最得人望者为韩王元嘉，鲁王灵夔，
二人为一母所生，至为亲密。其次为霍王元轨，乃高宗伯父，人品高洁，见重于时。箭法高妙，在野猪成群奔驰之际，欲射任何一个，开弓必中，万无一失。学问渊博，仍钻研极勤。为官之时，一切公事尽付诸长史司马，自己治学为乐，手不释卷。性不喜炫耀，淡泊自甘。为人深沉宁静，高宗当年遇事诸多咨询，有大事待决之时，常暗中函询。高宗兄弟之中，纪王慎和越王贞，都已六旬左右，文笔之佳，为他王所不及。诸王都官高爵显，但在武后光宅元年裴炎被杀之后，都奉命离京在外为官，霍王元轨在山东，韩王元嘉在河南，还有其他等等都已东分西散。诸王将何以自处呢？
若说武后与她侄儿武氏兄弟故意散播谣言，说将在京都将诸王一网打尽，用以激起诸王仓促举事，然后像狱吏故意纵放囚犯逃走而自背后射杀之那样，并非无理，而且极为有理。诸将凭借什么自卫呢？还是慎重从事，在武后挑拨刺激之下，隐忍不发吗？还是奉召入都，齐集一处，像成群的猪羊遭受屠宰呢？还是含羞忍辱，受刽子手周兴的酷刑呢？像个男子大丈夫挺身而起不比在监狱中憔悴而死好得多呢？
与当时情势有关的唐室宗族计有：
太宗诸兄弟：
霍王元轨其子求都王绪
韩王元嘉其子黄国公
鲁王灵夔其子范阳郡王
灵鄷王元亨（已故）其子东莞郡公融
太宗姊妹：
长乐公主其丈夫寿州刺史赵瓌
高宗兄弟：
越王贞其子瑯琊王冲
纪王慎共五子
韩王元嘉使人致书诸王，信中说：“大享后，太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起事。不然，李氏无种矣。”
黄国公时为通州刺史密函致瑯琊王冲，冲当时为官近在京畿。云：
“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
当时诸王散处各地（多在今河北、山东诸省），呼应本极困难，况当时谍网密布，更为不易。但又事不宜迟，必须立即决定。即单为保全生命，也须有所行动。
武后总算把他们吓惊了。她盼望他们仓促起事，而自己袖中藏有利剑冷静等待。因为她正是代子临朝，她的儿子就是太宗之孙，即使把唐室王公杀个净尽，也算是保卫唐室。倘若诸王公不举兵起事，她仍可以指派密探，酝酿事端，将诸王公完全罗织在内，也可以一网打尽。她随时可以饬令肃政台的周兴采取行动。她是十拿九稳的。
大屠杀（1）
在武后光宅四年八月，唐室诸王公举兵讨乱，通称越王贞之讨乱，而实际上是由其子博州刺史瑯琊王冲及其侄黄国公发难的。伪造一信，假为中宗哲所写，求诸王起兵将他从房州囚禁中救出。瑯琊王冲立即准备起事，并函诸王进兵京都，自己在山东将立即起事。
但是准备不足，联系不佳，计划不周。又因不晓畅军事，起兵七日，即行溃败，为部下所杀。兵败消息传至各王公处，各王公都畏惧不敢发动，只有长乐公主及其丈夫寿州刺史赵
瓌举兵响应。长乐公主为中宗哲之岳母，在她贬谪出京之后，其女在宫中是绝食而死的。长乐公主对丈夫说：“若唐室王公为男儿，当早已起事矣。”瑯琊王冲与父亲越王贞乃不计成败，单独起事，因为越王贞知道，起事与否，终难免受其子之牵连，与其坐而待毙，莫若举兵讨乱。但手下只有两千人马，并且又邻近京都。朝廷命张光辅为诸军节度，以十万大军来击，越王寡不敌众，大败，自杀死。
武后现在可以把唐室王公一网打尽了。因为王公们公然谋反。她只需要吩咐狗才周兴将各王公株连在内，把各王公的家族也株连在内，究竟参与谋反与否可不必过问。因为有一个似乎很充足的理由，就是越王冲纠合各王起兵的信落入武后的手中。以周兴过去多年来逼供的手段，她知道她要多少人做证都能有，所以分门别类起来，实际上，把唐室王公，各王公之家族、亲戚，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