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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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 作者：郭方冯存诚
序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郭方冯存诚先生的学术专著《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终于得以出版，我作为冯先生40年的老友，感到十分欣喜。
40年前，冯先生和我都是北京四中的学生。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食堂一起吃臼害面窝头，喝烂菜粥。下课后，就奔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一坐到天黑。新华、中国、外文、商务书店，东安市场、灯市口、琉璃厂的旧书摊，是我俩常去的地方。那时万物匮乏，我们却在寻找无人问津的“宝藏”，有关历史、外语、民族、文化各学科几十年前的旧版译著。那些书页已经发黄，有的用“道林纸”仍洁白如新。那时这些书很便宜，实在买不起，冯先生便—一抄录。在北图读书更是只有抄书一途了。当时，电影院还放映一些有关“二战”的历史记录片、资料片，我们是每场必看。
当时冯先生的治学已有专攻方向，即纳粹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这似平一直是一个热门题目，但至今多数人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希特勒秘史，同盟国三巨头、著名将帅的辉煌战绩，战争的浩大场面等，而很少注意到这段历史的真正主体和参与者，即普通的人民大众，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是主要的受难者和牺牲者，也是为这场战争获得胜利，和平得以实现，正义得以伸张作出了主要贡献者。千百万人的受虐、被杀、奋战、苦难在许多史书中不过是附带一提。而造成这场世界空前浩劫的除了元凶首恶外，没有诸多人性邪恶，助纣为虐的帮凶走狗也是不可能的。四十年前，在国际史学界有这种深刻认识的学者也很少，而当时只是一位中学生的冯先生，却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这就与一般人的“兴趣”、“爱好”判然有别了。这就得掀过许多书中吸引人的热闹场面，埋首到大量纷乱复杂的档案、报告、数字中去。好在这些材料当时费尽苦心还能找到不少，如“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及附件，《于旗下的灾祸》，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的报导等。
从解放前后美、英、苏文件的译文中可以零星搜集资料，掌握外语是必要的。冯先生当时就在无人辅导的条件下，开始自学法、德、俄、波等外文。在那个年月这是几近“里通外国”的“特务行径”，其困难与风险非今日可以想象，可参考的教材也不过是书摊中翻出的几本旧书而已。但就在这种条件下，冯先生初步掌握了几种外语的基本语法和常用词汇，开始从外文专著与资料中作进一步的探索。
可这段苦中寻乐的好日子不长，“文革”压降临到面临高中毕业的我们头上。我们面临的惟一出路是上山下乡。冯先生去了山西临插队，我去了北大荒，这一去都是10年。偶而回京，无家可归的我，被“收容”在冯先生那间不足8 平米的斗室中，斗室中除了床上放个小桌，一多半的空间都是冯先生多年收集的书刊和抄录的资料，一直推到房顶。我们喝着苦茶彻夜长谈。冯先生的主话题之一还是他对纳粹德国与二战时期受害者及对平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帮凶的研究。
好在浩劫有尽，天道酬勤。恢复高者给了我们‘再生“之机遇。我有幸以北京文科总分第1 的成绩，先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后又考上博士生，终于得以研究世界历史为业。而冯先生在恢复高者的1977年虽考分已超过北大历史系录取线，但因”年龄偏大“，被分配到北京经济学院《今首都经贸大学》学习，毕业后又”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研究员和海关总署处级干部。
自大学毕业至今的20年间，冯先生虽然业务繁忙，出差频仍，写书的雄心却始终不渝，斗志不减当年，目于80年代后期将写书付诸具体运作，经连年奋战，于近年进入冲刺阶段。去春，冯先生来访寒舍，将洋洋30余万字的书稿带来，实在令我惊喜万分，几十年辛勤耕耘终结硕果。
深入具体地披露纳粹战犯的弥天大罪，揭示其恶有恶报的必然命运，以伸张正义，诛恶伐邪，予那些不思海改，时时伺机翻案的邪恶势力以深刻警示，这对于激发正义力量，维护世界和平，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新中国建立50余年来，二战史中有关纳粹战犯的个人罪行及审判、追捕这一领域，一直处于空口状态，几无观点鲜明，把握全局，论据翔实的力作问世。即使出版了《纽伦堡审判》、《党卫队》、《第三帝国的兴亡》、《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盖世太保史》、《秘密警察头子的末日》、《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等一批优秀译著，但其所涉及内容仍仅仅限于一个部门，一个领域，一个层面的纳粹战犯：尽管对这些人（例如门格尔，艾希曼）的剖析细致人微，但仍未能向我国读者提供一幅全方位、深层次、多视角、有历史纵深感的画面。
冯先生的这部著作，底蕴深厚，以掌握英、法、德、俄、波、捷文240 多部资料为基础，且10余年随时跟踪世界各国追捕、审判纳粹战犯的动态，还能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分析归纳。这部书的内容上溯希特勒夺取纳粹党魁之前，下至21世纪之初，点名揭批的纳粹战犯涵盖纳粹党、党卫军、国防军、中央政府、地方政权、法律界、企业界、科教界、医学界直至集中营一灭绝营、处决中心、特别行动队，几乎无所不包。许多国内文献未曾披露的重大审判，也都基本涉及，如：贝尔森集中营审判案，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马尔梅迪惨案审判案。尤真难能可贵的是书中对于那些作案诡密，潜藏很深，保护色巧妙的科技界、医务界的战犯作了深入、系统、详尽的揭露，对即使欧美国家文献也涉及不多的纳粹女战犯的庐山真面目，也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述，书中有姓名、任职地点或职务、罪恶种类、审判结果的女战犯几达百人之众，这是中外任何一本有关纳粹战犯的专著不能企及的。
作者独辟蹊径之处还在于：不仅着重搜集战犯的罪证，而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纳粹战犯特别是其中男女青年在狂热中堕落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对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做了比较客观、全面的论证，意在昭示世界进步势力防患于未然，积极、主动地打击新纳粹，铲除各种极端势力得以产生和崛起的社会土壤，使其难以坐大到危害国际和平与稳定。
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圭世界的历史看，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繁荣，人民生活要和平、安定、小康，没有公理正义价值标准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观念是不行的。“人间自有正气在”也好，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也好，总之历史的主体都是自觉的有正义感的人民。二次大战中犹太人被法西斯屠杀了600 万，犹太人几十年念念不忘，促使世界各国坚持不懈揭露纳粹暴行，缉查凶犯，直到近年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引得全世界人民啼嘘不已。犹太人的经济、文化事业难道耽误了飞速发展，在国际民族之林中的地位难道因此孤立下降？德国总理在纳粹受害者纪念碑前下跪，直至今年多次对纳粹受害者予以赔偿，德国的经济难道就没有繁荣发展，德国的国际地位因此难道降低而不是提高了？
而中国老百姓在8 年乃至14年的抗日战争中被杀被害的数目比犹太人少吗？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得到了多少补偿？全世界对中国人民的受害又了解到多大程度呢？日本一些政要动辄翻案，口出狂言，军国主义分子招摇过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靖国神社简直成了国家圣殿。这与德国人的态度相去何远！其逍遥法外，升官发财的比例不知比德国同道要多多少倍了。我们中华民族难道不应该在揭露战犯罪行，为于百万战争中受害被杀的冤魂及幸存者多伸张一些正义？这样做对发扬民族的正气与凝聚力，维持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和平友好，及全世界的和平正义不是会有更大贡献吗？
此书得以问世，实在要感谢中国海关出版社独具慧眼及辛劳的编辑工作，使冯先生40年的夙愿得偿，不胜欣慰！相信广大读者朋友定能开卷有益，掩卷深思。若能带动学术界、出版界乃至社会多一些优良学风与正气，则更感幸甚！
2002年元月 28 日
跋
受四中老同学郭方先生的影响和指点，我从初二就是一名二战吏的业余爱好者。写一部有关纳粹战犯来龙去脉的系统专著，是我在40年前上初中时就存在的朦胧愿望。经历了8 年插队和1 年多铁路勘探队的艰难生活后，1978年春，我考入北京经济学院学习世经专业。以前的愿望得以梅开二度，而且愈益深化、系统，形成了初步的构架。据我所知国内尚不存在这样一部专著，写书的动机是要填补学术界的空白。然而，大学4 年的紧张学习与随后国家机关的奔波忙碌，使我迟迟无法动笔，只是推出不知几易其稿的写作提纲。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促使我把愿望一步步落到实处——这便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拒不认罪，极力否定其对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各国人民极其残暴的侵略和统治。从参拜靖国神社，到篡改历史教科书，又到公然否认慰安妇的存在，挖空心思地否定南京大屠杀和细菌战。更有甚者，其顽固不化者还收买、利用国内个别见利忘义者，千方百计地传播、兜售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阴魂劣迹。这与其30年代入侵中国的行径遥相呼应，足见其狼子野心！
作为一个与冯锦华先生同血脉的中国人，我除了义愤填膺外，渴望以笔作枪，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本书通过指名道姓、有凭有据揭露纳粹战犯，戳穿其“万事全怪希特勒，本人只是执行者”的保护伞，增强对日本漏网战犯的震慑力。通过揭示大部分纳粹战犯尽管机关算尽地对抗追捕和审判，终究难逃正义法网的历史规律，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悍然玩火，欺世害民的罪恶行径；通过展示德国人民和德国政府正视战争责任，深入反省的力度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诚恳的认罪与赔偿行动，为日本政界的某些政客提供借鉴，促其认罪。
一种历史责任感，促使我在繁忙的工作中见缝插针，投入具体写作。1987年春，我的孩子年满半岁，我稍稍可以松一口气时，便义无反顾地置身北京图书馆，一坐就是8 、9 个小时。我走遍北京和出差经过的大大小小新旧、外文书店，大海捞针般地寻觅有关资料，哪怕收获只有只言片语。即使出访苏联、匈牙利、比利时期间，我也省吃俭用，买回20多本国内未见的资料书。至于在国外定居、工作或出国的同学、同事。朋友、亲戚，我也不论生熟，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的帮助，从国外带回或寄回一些刊登第一手材料的书报。
然而，隔行如隔山，我虽然学过世界经济，研究欧洲经济、政治问题多年，但与二战史的研究相距较远，写这本书难免走弯路，出反复，事倍功半，但我抱定的宗旨是既上荆途。C
